 坐而論道 熟悉中國古代史的人對“士”這個稱謂肯定不陌生，因為士階層是中國社會乃至中國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個方面。在古書中，常常可以看到“愛士”、“養(yǎng)士”、“禮賢下士”、以及“士林”、“士流”、“士風”等等以士為中心詞的稱呼和用語。這種士階層是如何出現的呢？ 士階層的形成首先要區(qū)別春秋以上的士和戰(zhàn)國以下的士。西周春秋之士是貴族最低等級；戰(zhàn)國之士是一個流動的社會階層，凡有一德一藝者皆可稱士。戰(zhàn)國的士已經從封建宗法秩序中脫身而出，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主要由文化貴族之沒落者與平民之獲得知識才藝者所構成。據學者統計，戰(zhàn)國時代以士為中心詞的稱謂已經達到上百種之多。如：“學士”、“文士”、“術士”、“方士”、“修士”、“法士”、“辨士”等等。  士農工商 士階層構成了中國社會最具特色的部分。漢代人在闡釋社會結構的時候，對其社會階層做出了如下定義。
上述是對中國古代社會“士農工商”四階層比較精確的定義。在其他民族的歷史上，也可能存在著與此相近的“士”階層，如日本的武士和西歐中世紀的騎士。相比于日本武士和西歐騎士，中國士階層“文”的色彩非常濃厚，而其他民族則更具“武”的色彩，西歐騎士的紳士化也要到很晚的時期才發(fā)生。就中國的士階層而言，春秋以上的“士”更具武士風采，戰(zhàn)國以下則基本為“文士”。  西周與春秋時代的社會結構 戰(zhàn)國時期的“士”包含著各種各樣有一技之長的人，范文瀾先生將其分為四類：學士、策士、術士、食客。學士又稱文士，包括儒、墨、道、法等百家學者，他們從事教育，著書立說，提出理論，批評社會，他們的最大特征是知識分子，在文化上的貢獻最大。策士即政治家，也成縱橫家、說客或者辨士，他們依靠自己的政治軍事才能游說國君以建立功業(yè)，如蘇秦、張儀、公孫衍等，《戰(zhàn)國策》中記錄了大量有關他們的故事和言行。術士是具有各類專業(yè)技能的人，包括：天文、地理、醫(yī)藥、陰陽、卜筮、占夢、風水等。食客包括形形色色的各類人才，他們數量最大，流品也最雜，從俠客武士到雞鳴狗盜之徒都可以成為食客。  雞鳴狗盜 由此可見，戰(zhàn)國時期的“士”不一定都是知識分子，但其中被稱為學士或者文士的卻又在事實上構成了一個獨立的知識階層。 士階層的活動下文所討論的主要是士階層中被稱為學士或者文士等人的活動。 一、教學游歷
 孔子 孔子周游列國，以詩書禮樂來教導學生和當政者。孟子也是如此，率領數十乘、數百人的隊伍周游列國，諸侯見到孟子，都奉若上賓，舉行宴會招待孟子，并聆聽他的教訓。  孟子 二、養(yǎng)士制度 戰(zhàn)國有一個重要的制度即養(yǎng)士制度。齊國孟嘗君田文、趙國平原君趙勝、楚國春申君黃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號稱戰(zhàn)國四大公子）以及秦國呂不韋等，都有食客三千。這些食客為主人出謀劃策、出生入死，也幫助主人著書立說，如古書《呂氏春秋》便是呂不韋的門客為他編纂的。  戰(zhàn)國四大公子 三、稷下學宮 在許多古代文明中，如古希臘、古埃及等，都有一些文化的中心。在中國的戰(zhàn)國時代也有這樣的文化中心，即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 田桓公（田氏齊國）在稷下始設學宮，令士人“不治而論議”，“高門大廈以尊寵之”。齊威王、宣王時，稷下學宮的學士達千余人，著名學者七十余。學宮維持了約150年，誕生了許多宗師級學者，如戰(zhàn)國大儒荀子便曾三次擔任學宮之長。由于稷下學宮在學術史上影響重大，在思想史上便有了“稷下學派”的提法。余英時先生曾經說，稷下學宮這種形式，是中國知識分子所能找到的最理想、最好的辦學方式。縱觀幾千年歷史，稷下學宮在對知識分子的尊重程度、優(yōu)禮程度和自由言論等方面達到了一個時代的高峰。 士的文化風貌一、獨立精神與文化尊嚴 戰(zhàn)國時期的“士”失去了貴族身份，不像春秋以上的“士”是一個貴族等級。他們脫離了自己的家族，并處于體制之外，在社會上流動，所能憑借的只有自己的知識和道義。他們會因受君主青睞而富貴，也會因遭君主冷落而陷入貧賤。這樣一個文化階層，在面對權利和財富的代表時，他們感覺有必要維護自己的文化尊嚴，作為文化的代表者來抗衡權利和財富的代表者。  大成殿 因此，士人創(chuàng)造了很多的說法，如士人自視為帝王之師，并將士人與君主的關系闡釋為三個層次：師、友、臣。
他們認為，如果君主想達到帝的政治境界，就要把士人當作老師對待；想要達到王的政治境界，就要把士人當作朋友對待；想要達到霸的政治境界，稱霸列國，就要把士人當作臣子對待；只有那些荒淫昏亂的亡國之君才會把士人當作奴仆對待。  孔子講學
魯繆公曾經想和子思做朋友，子思回應說不能與他做朋友，因為從地位上來說，魯繆公是君主，子思是臣下，臣下怎么能和君主做朋友呢；從德義上來說，魯繆公是侍奉子思的，子思是魯繆公的老師，二人也是不能做朋友的。可見，士人在和國君打交道的時候，往往都表現出一種為帝王師的氣魄。  鄒衍 齊國士人鄒衍以“五德終始說”開導諸侯，受到極高的禮遇。不僅在齊國受到尊重，到魏國，梁惠王遠接高迎，同他行賓主的禮節(jié)；到趙國，平原君側身陪行，親自為他拂拭席位；到燕國，燕昭王拿著掃帚清除道路為他作先導，并請求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向他學習。可見在戰(zhàn)國時期，也確實有國君以士人為師。國君掌握的是世俗勢力，士人掌握的是道義，所以人們往往稱戰(zhàn)國士人的行為是“以道抗勢”。
孟子認為士人同位高顯貴的人說話時，要藐視他，不要把他的顯赫地位和權勢放在眼里，就像顏斶對齊宣王說的那樣“士貴耳，王者不貴”。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如魏太子遇田子方，留下來貧賤驕人的成語。諸如此類，都表明了士人在面對權勢者時不屈的精神和氣魄。 余英時先生風采 余英時先生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闡明了這種士人與當權者的關系即“道”與“勢”的關系。書中寫道，何以在君主與知識分子之間會發(fā)生這種師、友、臣的等級劃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道”需要具備某種架構以與“勢”相抗衡?！诶碚撋?，知識分子與君主之間的結合只能建立在“道”的共同基礎上面。
荀子說志向崇高就能傲視富貴，把道義看得重就能藐視天子、諸侯。這種“輕王公”、“驕富貴”的精神在大一統的專制體制建立之后顯然發(fā)生了變化，“道”不得不屈從于“勢”，但戰(zhàn)國士人的“浩然之氣”仍然留下了深刻的歷史影響，便在其后的兩千年中塑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基本性格。 荀子 二、修齊治平取向 戰(zhàn)國士人很多來源于春秋貴族之士，而貴族之士多是官員即治國者，由于這個歷史淵源，中國歷史上其他時期的士仍以居官作為他們人生的必選之路，所以班固說“學以居位曰士”。中國的士階層把入仕作為自己的人生道路，把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的基本任務，取向于社會政治。 杏壇講學 這一點與古希臘的哲人很不相同，許多研究者認為古希臘哲人尋求文化知識是因為對大自然的好奇，而中國士人尋求文化知識則是為了救世，是為了治國平天下。余英時先生認為中國“道”的人間性，更有一個特點，即強調人間秩序的安排?！惹刂T子，包括講“堅白同異”的名家在內，最后都歸結到治國平天下之道上去?！暗馈弊阋园才湃碎g的秩序。
司馬遷認為諸子百家尋求知識、著書立說，并不是為了科學而科學，也不是為了藝術而藝術，而是都有著很明確實用的社會和政治目的，即影響政治、改造社會。
孟子認為士人以居官作為人生的不二之選是天經地義的。這種學以治世的源動力與古希臘知識分子是大不相同的，亞里士多德就曾說，科學、哲學和知識的來源依賴于三個條件：驚奇、閑暇和自由。 莊子與道家 由此中國士人和中國文化呈現出一種實用理性的思維方式，即面對一件事物時，常常會問“有沒有用？”突出從實用的角度來評價知識。
如果一個人的品行很好，雖然沒有接受過正規(guī)的教育，但子夏也會認為他是學有所成的人，因為讀書學習不就是為了做一個好人嗎。
莊子認為離我們生活遙遠的自然奧秘、宇宙法則等，我們不必花費太多精力來探討它們，因為那些東西對我們的生活沒有什么實際意義。
荀子也認為對于天地萬物，只要能夠善加利用就行，不必去探討那些最根本、最微妙的東西，不奢求盡知天的一切。 以上這些都很典型地表明了中國文化中鮮明的實用理性色彩，歷來注重實踐、務求實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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