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時代貧富分化明顯，似乎已有戰(zhàn)爭跡象，但男女依然相對平等。戰(zhàn)爭蹤跡見在花廳、蔣莊遺址，良渚古城亦有跡象；但沒有發(fā)現(xiàn)武土墓和實戰(zhàn)兵器。

花廳、趙陵山、福泉遺址已有殉葬現(xiàn)象，但反山、瑤山、匯觀山王室貴族墓地反而沒有，說明良渚時代殉葬是偶然現(xiàn)象，還沒有形成制度。千嬴國際手機登錄

花廳遺址位于江蘇徐州新沂馬陵山丘陵地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型遺址，北區(qū)10座南北向排列大墓隨葬品豐富，其中8座大墓發(fā)現(xiàn)了中國早期人殉人祭實證。人殉人祭是原始祭祀文化極端形式，并不等于有戰(zhàn)爭?；◤d遺址出土陶器和玉器具有2種不同文化風格，反映出海岱和太湖兩大文化區(qū)間有人員與物質文化交流和共同原始宗教信仰。

蔣莊墓地是長江以北首次發(fā)現(xiàn)隨葬琮、璧高等級良渚文化墓地：共清理墓葬280座，涵蓋良渚早中晚期，葬式葬俗豐富多樣，是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骨骸最豐富的良渚文化墓地。發(fā)掘者認為江淮之間自東向西依次有海安青墩遺址、蔣莊遺址、阜寧陸莊遺址、漣水三里墩遺址、淮安金湖夾溝遺址、安徽定遠山根許遺址出土有琮璧以及其他良渚文化玉器、陶器，顯示出良渚文化在長江以北的江淮地區(qū)存在著一條寬闊戰(zhàn)略緩沖地帶。墓地中所發(fā)現(xiàn)的無首、獨臂、無掌、或首身分離以及隨葬頭顱現(xiàn)象可能與戰(zhàn)爭或戍邊相關，他們可能是捍衛(wèi)良渚王國的英雄。墓中尸骨完整保存實為罕見現(xiàn)象，缺臂少腿無頭乃是常事。江南地區(qū)尸骨保存尤其不易，骨骼缺失不是戰(zhàn)爭存在證據(jù)。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大型墓地骨骼均能保持完好無損。

斧鉞是生產(chǎn)工具或禮器，并非兵器。崧澤和綽墩遺址發(fā)掘表明崧澤文化時期墓中女性陪葬紡輪男性陪葬石鉞，表明男耕女織生活方式已成定式。石斧石鉞是可以開荒辟地的生產(chǎn)工具，亦是木器加工工具或制造工具的工具。舊石器時代流傳手斧，新石器時代才發(fā)明穿孔裝柄，大大提高了生產(chǎn)效率。農(nóng)耕生產(chǎn)和獨木舟及家具棺材加工離不開斧鉞。良渚文化遺址中還未發(fā)現(xiàn)真正兵器干戈，也不太可能發(fā)現(xiàn)武土墓。

良渚文化時代還是以祭祀為中心的社會，即使有暴力或戰(zhàn)斗也是小規(guī)模偶然事件。全民尚神崇鬼，還不會出現(xiàn)全民皆兵的狀況。祭祀是新石器時代社會生活主要內容，祖先崇拜是東亞文化傳統(tǒng)。[1]玉器可以作為工具或裝飾品，但在新石器時代其主要功能是作為祭祀禮器。原始宗教與祭祀在王權與國家形成過程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2]紅山文化中龐大的宗教祭祀遺跡、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神獸以及祭祀遺跡、陶寺遺址出土的龍盤等以及商代的神權政治都可以說明宗教祭祀的神圣作用。[3]

東山嘴大型石砌祭壇遺址，與相距50公里牛河梁女神廟、積石冢群以及一座面積約４萬平方米古國遺址，經(jīng)碳十四測定和樹輪校正距今5500年。東山嘴遺址長約60米，寬約40米，內有圓形祭壇和方形祭壇，祭壇內有“生育神”和“農(nóng)神”的陶質塑像。牛河梁遺址內有祭壇、女神廟和多種類型的積石冢墓。積石?；蚍交驁A，或方圓結合；冢群中心是一座大墓，周圍有很多的小墓。中心大墓或大墓只葬玉器，隨葬石器或陶器的墓均為中小型墓，小型墓或附屬墓中基本上沒有隨葬物。這表明紅山文化社會出現(xiàn)了明顯的分化。東山嘴、牛梁河遺址壇、廟、冢布局類似北京的天壇、太廟和十三陵。紅山文化在聚落基礎上產(chǎn)生高層次的社會組織，宗教將這種等級分化固定下來。以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質禮器為標志，紅山文化率先跨入古國時代。

莫角山遺址是人工堆筑的土臺，東西長670米、南北寬約450米、高達10米，其上又加筑３座較小的土臺，體積約300萬立方米，是已知東亞新石器時代最大的土木工程。反山12號墓出土“玉琮王”高8.8厘米，射徑17.1－17.6厘米，孔徑4.9厘米，重約6500克，內圓外方，雕刻了8個神人獸面紋，為良渚玉琮之首，體現(xiàn)了東亞非金屬時代最高的工藝水平，據(jù)推測使用了更硬的寶石或鉆石。[4]良渚遺址群是包括宮殿、祭壇、墓地、城址、村落等各類遺存的文化中心，以琮、璧為主的玉器組合規(guī)整，社會分層明顯，已進入了復雜社會。[5]良渚文化分布區(qū)內祭壇形制的一致性表明禮和禮制已經(jīng)趨于規(guī)范化和制度化。1958年錢山漾良渚文化遺址出土了東亞最早的絲織物。良渚遺址是名符其實的“玉帛古國”遺址。禹會諸侯于塗山，執(zhí)玉帛者萬國；其中最有可能的古國是“良渚”。

寺墩遺址位于江蘇武進縣，面積約90萬平方米，是良渚文化晚期大型中心遺址。遺址中心是圓形祭壇，周圍是墓地，外圍是住地，四周有圍溝。墓地的東南部發(fā)現(xiàn)了四座大墓，其中第三號墓隨葬100多件器物，包括24件玉璧和33件玉琮，是良渚文化中隨葬玉琮最多的一座墓葬。這些玉器從材質、制作工藝與良渚遺址玉器有所不同，可能是本地制造的。寺墩遺址作為太湖以北的良渚文化中心，可能是另一個玉帛古國的遺存。

生殖崇拜或祖先崇拜只是紅山、良渚先民宗教生活的一個方面。他們還崇拜天地，敬畏大自然，偏愛龜、龍和鳥（鳳），對山川的祭祀和崇拜亦不能排除。《周禮》：“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庇耒且环N用來祭祀土地神的禮器。良渚玉琮內圓外方，可能是原始先民“天圓地方”宇宙觀的體現(xiàn)，良渚先民就用它來與天地神靈溝通。

“玉帛古國”時代“有祀無戎”。[6]紅山、良渚文化有專業(yè)的祭祀隊伍，率民以祀神，唯祀為大。東亞先民與其說是政治動物，還不如說是宗教動物。[7]他們祭祀是出于對天、地或宇宙自然的敬畏，或為了生殖、豐收和安康。玉帛古國有祀無戎是可能的?！肚f子·盜跖》云：“神農(nóng)之世…無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zhàn)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薄渡叹龝ぎ嫴摺窋⑹龈鼮榫唧w：“神農(nóng)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儀，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p>

一些古老而原始的部落一直不知道戰(zhàn)爭為何物。本尼迪克特在印第安人中發(fā)現(xiàn)過從未經(jīng)歷戰(zhàn)爭的部落：“在他們自己的文化中，根本沒有戰(zhàn)爭這個觀念可以存在的基礎…他們恰恰就沒有一個用以區(qū)別這兩種不同情況的文化模式?！盵8]而格林蘭島土著更是打架、斗毆都不會。一位丹麥傳教士注意到：“爭斗與口角，憎惡與虐害，在他們里面幾乎絕跡。他們看見我們的水手打架，他們說，這些人好像忘記自己是人了?！盵9]他們仍然生活在男女相對平等，人神共處的和平狀態(tài)。只有進入所謂“文明”社會之后，自我中心主義日益嚴重，人類才能發(fā)動“名正言順”的戰(zhàn)爭。在自然狀態(tài)下人類是相對渺小和微弱的，亦是和平的。

距今5000年左右中國南北交匯產(chǎn)生的壇、廟、冢和東西交匯產(chǎn)生的鼎、豆、壺等固定組合，都與禮制有關。從仰韶文化的彩陶到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及三袋足器的最初出現(xiàn)，都可能是通神的工具。通神及其神權至上在文明起源過程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大墓也基本上唯玉為葬，規(guī)模并沒有明顯超過紅山、凌家灘文化大墓，也沒有超越大汶口、龍山文化大墓。大汶口M10是墓地中規(guī)模最大墓葬，長4.2、寬3.2、深0.36米，墓主為一50~55歲女性。隨葬品擺放極有規(guī)律，墓穴內除了墓主身上佩戴及手執(zhí)器物，以及棺槨間各一對象牙雕筒和漆器之外，所見隨葬品主要有兩類，一類是食器和豬骨，主要放置在墓主腳下槨外的位置，以及少量在槨外右上角；另一類就是飲器，在棺內、棺槨之間以及槨外都有，但均在墓主頭上方及身體兩側，墓穴四角各放置了一件寬肩壺，是安葬儀式的最后程序。瑤山既是祭壇也是貴族墓葬：南排居中7號墓和北排11號墓出土遺物最多分別被推定為良渚國王和王后墓，王后墓規(guī)模還略大于國王墓。大汶口-良渚文化時代男女仍然相對時平等，尚末進入干戈王國父系時代男權社會。

禮制是中國早期社會秩序的主要支柱，是人本傳統(tǒng)、祖先崇拜的綜合體現(xiàn)，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10]中華文明被稱作禮樂文明，禮或禮制是一以貫之的要素?！岸Y，國之干也”?？鬃右簧ΤY治，主張“為國以禮”（《論語·先進篇》）。古代中國禮是一個完備的文化體系，涉及政治、法律、宗教、倫理和社會制度等多重內容。構成夏、商、周三代以來禮樂文明之主體的禮或禮制在紅山文化、良渚文化中已經(jīng)生根發(fā)芽。

注釋：

[1]Liu Li: Ancestor Worship: 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Ritual Activities in Neolithic North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vol.2, no.1, 129-164, 2000.

[2]王震中：祭祀、戰(zhàn)爭與國家，《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3期；王?。骸墩撛甲诮膛c祭祀在王權與國家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第2期，2001年7月。

[3]鄒昌林：《中國禮文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4]Lu P.J.et al: The Earliest Use of Corundum and Diamond in Prehistoric China, Archaeometry 47,1-12,2005.

[5]李紹連：從反山墓地和瑤山祭壇論良渚文化的社會性質，《中原文物》1992年3 期。

[6]易華：紅山文化定居農(nóng)業(yè)生活方式，《2004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

[7]Robin Clarke and Geoffrey Hindley: The Challenge of the Primitives, London, 1975.第四章中將亞里士多德“人為政治動物”修正為“人是宗教動物”，他們發(fā)現(xiàn)儀式與宗教行為在原始人生活中是必要的，它們具有調節(jié)人與自然、整合人與社會的作用。

[8]露絲·本尼迪克特著，王煒等譯：《文化模式》，34頁，三聯(lián)書店，1988。

[9]羅伯特·路威著，呂叔湘澤：《文明與野蠻》，291頁，三聯(lián)書店，1984。

[10]邵望平：禮制——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文史哲》2004年第1期。

【作者簡介】

易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史學博士，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管理學碩士。長期從事游牧與農(nóng)耕民族關系史研究，發(fā)表《青銅之路》《堯舜與炎黃》《從萬里長城到避署山莊》《青銅時代世界體系中的中國》等論文，合著《世界生物學史》《草原文化》《北疆通史》《中國西藏文化大圖集》等。獨著《夷夏先后說》，化解了中國文明本土起源說與外來傳播說的矛盾；《齊家華夏說》論證了華夏文明結晶形成過程。多次走讀長城長江黃河絲綢之路，長期思索金玉交響與文明之道，正在撰寫《上古世界體系中的紅瑪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