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事

其實歷朝歷代的這種詩層出不窮，而且大多是哀嘆民生艱難，反映社會黑暗的作品，以至于形成了“諷諫詩”這個流派。

你知道白居易的《長恨歌》寫出來都是在李隆基死了幾十年了，你又知道杜甫的《麗人行》就寫在安史之亂來臨之前嗎？那詩寫的，把楊國忠和楊家那些夫人的臉抽得啪啪響，也沒看見唐玄宗治他的罪啊。他在后期混得艱難是他自己在官場上情商太低，與憂國憂民，針砭時弊的作品沒有關系。

為什么會這樣呢？

與咱們現在認為詩歌是種文學體裁不同，古代的士大夫是把詩作為一種政治教化的工具來看的。

詩，產生于民間，所以代表著民眾的情感取向、生活狀態(tài)，以及官風評議、政治訴求。也就是說，詩的最初就是民意的代表。

大家都知道《詩經》是君王下令在民間收集整理的，其實這是類似于秦始皇的“書同文”的早期準備工作。周王室采集了各地的詩歌，加以整理，然后在各個諸侯王之間教化溝通，教民以禮，實際上也是作為一種政治交流工具來使用的。我們現在去翻古史，會發(fā)現戰(zhàn)國時期很多國與國之間的談判都是直接引用《詩經》。因為在周王室的整理教導之下，用這些詩句來進行交流不會產生歧義。

孔子說：“詩可以興, 可以觀, 可以群, 可以怨。”通過對詩的解讀，是對國家治理情況，包括物質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的建設，有直觀而感性的了解。在最初的時代，這幾乎的唯一的渠道。

后來文化向士大夫，向普通老百姓下行普及，詩歌的功用發(fā)生了一些改變，但是長期以來還是高大上的，向民間娛樂就分化出“詞，曲，傳奇，打油詩，小說，戲文”來承擔。詩在高層文人的手中還是用來勸諫的，在君王的心中是用來接收臣子建議的一個相對于直諫，死諫更溫和的溝通渠道。

所以，詩的“諷諫”，就成為倡導和鼓勵的功能。在古代很長一段時期內，反映民間疾苦、抨擊官僚腐敗的詩，不僅不是被禁止的，還是被鼓勵的。

一直到明朝，很少有人因詩獲罪。當然也不是沒有，蘇軾的“烏臺案”，蔡確的“車蓋亭詩案”算是把宋朝官場攪得一塌糊涂，但是還是沒有形成壞風氣。即便在烏臺詩案之后，仍然有大批詩人堅守詩的諷諫傳統(tǒng)，只要不涉及黨爭就相安無事。

元代也沒有文字獄。蒙古人馬上得天下，根本不在乎你說什么。元代的戲劇、曲子，都有鮮明的抨擊色彩，大行其道?！陡]娥冤》這樣的戲劇，拿到現在誰敢寫？

明清接過元朝的中央集權大一統(tǒng)，開始了因文獲罪，因詩獲罪的思想鎮(zhèn)壓。

然后就是到了現代，這個就不多說。所以當你用現代人對文學的眼光來看古時候的文人士子的諷諫作品，自然就會出現題主的疑問。

人都會思考這些問題。只不過時代在進步，帝王之術也在進步罷了。

千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