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講唐代的杭州，那讓我們先從白居易的詩說起吧。

大詩人白居易曾經(jīng)光榮出任杭州刺史，也就是說，白居易是唐朝的杭州市長。身為杭州市長的白居易，除了政績突出、為民造福之外，他還充分發(fā)揮了自己擅長寫詩的專長，為杭州留下了很多美麗的詩篇，如“江南憶，最憶是杭州”等等。因為白居易的詩名遠播，傳頌千古，所以無形之中，也就為杭州和西湖做了一次次的生動宣傳，以至于千百年來，杭州和西湖的美麗深入人心，不可動搖。從這個意義上講，白居易的詩對杭州的美名遠揚實在是居功至偉。

說到杭州，必須說西湖。西湖，與其說是杭州的名片，不如說是杭州的靈魂。杭州和西湖，相依相伴，不可分割。不過，你知道西湖的名稱最早出現(xiàn)在誰的筆下嗎？對了，就是白居易！

可以說，白居易的詩，除了是最好的廣告詞之外，也正是我們今天理解唐代杭州的一份珍貴史料呢。為此，我們現(xiàn)在先就拈出白居易的其中一首詩，來分析探索一下其中暗含的密碼吧！

這首詩題為《余杭形勝》，這里的“余杭”，是“余杭郡”的省略，而余杭郡則是杭州的別稱，而不是指余杭縣。也就是說，這首詩，講的是杭州的地理大局。其中關鍵的詩句是第二句“州傍青山縣枕湖”。

這句詩有兩個對象，一是“州”，二是“縣”。這個州和縣，指的是什么呢？大家或許沒有特別去深究過。如果一定要翻譯一下的話，一般人都會說，這里的“州”指的是“州治”，就是州衙，州長官所在的衙門；“縣”指的是“縣治”，就是縣衙，縣官大人所在的衙門。拿今天的話說，一個是州政府辦公樓，一個是縣政府辦公樓。

唐代的杭州州治是在今天鳳凰山東麓，南宋皇城所在地。白居易就在這里辦公，所以他寫杭州的詩句中，就有“郡亭枕上看潮頭”的名句。郡亭就是白居易做杭州市長時所處的辦公樓，他之所以能夠躺著就看到錢塘江潮，那自然是因為他所在的州治，在鳳凰山下，離錢塘江是咫尺之遙，所以洶涌的錢江潮如在目前，在枕頭上足以觀賞這一偉觀。

但是，我們今天要對這句詩做出新的理解，真正理解其中隱含的密碼。我們認為，這里的“州”和“縣”，分別指的是“杭州州城”和“錢塘縣城”。

唐代的杭州州城，其實并不是一個規(guī)模很大的城池，而是一個小城，大致就相當于后來南宋皇城范圍。在州城里面，不僅僅只有杭州的州政府官衙，還駐有軍隊等。但州城的特點是基本上沒有老百姓居住，而是個官方機構集中區(qū)。在唐代，這種城也叫“子城”。

唐代的一般大城市的結構，都會有內外兩個城：一是子城，二是羅城。子城較?。ㄋ越小白映恰保?，在里面（所以又叫“內城”）；外面會包圍著一個大城，大城叫“羅城”，或“外城”。羅城和子城是一對相對應的稱呼，而外城則和內城相對應。這種筑城的理念，我們在之前已經(jīng)講過，自古就有“城”與“郭”的區(qū)別，簡單點說，就是官和民的區(qū)別。這種筑城理念其實一直延續(xù)下來，不過變換了名詞，有子城和羅城的區(qū)別。

但是，杭州的州城（子城）比較獨特，并沒有一個大的羅城包圍著。同處杭州的另外一個城，就是錢塘縣縣城，與州城相隔十里地，位置就在西湖東北方向。至今在今天慶春路頭上，還有個錢塘門呢。錢塘縣城大致就在錢塘門以東以北的范圍內。換句話說，唐代的杭州城，并不是如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那樣，是一個位于西湖正東面位置的一個大城！在今天杭州城的核心區(qū)，如延安路一線，大部分并沒有包容在城墻之內，而是在城墻之外，今天我們所知的大大的杭州城，在唐代還沒出現(xiàn)呢。

這個理解，確實是很大挑戰(zhàn)了我們以往對杭州城的認識的，實際上也相當挑戰(zhàn)了對古代城市布局的一般認知。那為什么杭州城市布局會這么奇特？其實這與楊素新造“杭州城”有關。

杭州立州是在隋平陳的當年，即開皇九年。第二年，即開皇十年，江南一帶爆發(fā)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叛亂，名將楊素領命平亂，就在這個過程中，楊素下令修建一個新的杭州城。次年，即開皇十一年修建完成，杭州州治也就移到了州城內。

實際上，杭州自立州之后，三年內換了三個州治所在地：余杭縣城——錢塘縣城——杭州州城?！杜f唐書·地理志》里面記載得很清楚：“隋于余杭縣置杭州，又自余杭移州理錢塘。又移州于柳浦西，今州城是?！?/strong>這個記載，已經(jīng)明確地告訴我們：首先，杭州州城和錢塘縣城并不在一起。其次，杭州城在“柳浦西”，其范圍并不大，就是一個點，而不是一個面。但是后來大量學者在描述隋代杭州城的時候，都將其理解為是一個范圍很廣的城，與宋代的杭州城相差不遠。當然，這種看法也是有文獻支持的，如南宋的三部《臨安志》，都提到有“三十六里”之周長。在此基礎上，經(jīng)過很多學者的反復討論，甚至已經(jīng)將杭州城的四邊都考證出來。早期的如鐘毓龍的《說杭州》，最有影響的如魏嵩山的《杭州城市的興起及其城區(qū)的發(fā)展》，提出隋代杭州城四邊界線如下：“其城范圍，南起鳳凰山，北抵今體育場路，東臨東河，西瀕西湖。”

我認為這個觀點是有問題的，他們所討論的這個大杭州城，其實并不存在。這個想象出來的杭州城，我稱之為“大州城”?！按笾莩恰敝f其實與《舊唐書》的記載明顯有矛盾。對此，譚其驤很早就提出過質疑：“《元豐九域志》載隋楊素創(chuàng)建州城，周圍即有卅六里九十步，此說恐不足信。隋代初年杭州還是一個新起的小郡，無需乎偌大城郭。且《太平寰宇記》明說隋代依山筑城，足證城區(qū)限于鳳凰山東、柳浦之西一帶。”真是一語中的。后來還有杭州本地學者提出過一些質疑，但這些懷疑都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和反響。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支持“大州城”的證據(jù)很充分很明確，懷疑派沒有能對“三十六里”的鐵證做出足夠有力的反駁。

其實，這個所謂的“鐵證”不過是個句讀錯誤。我們先來看看這條材料。南宋臨安有三志：《乾道臨安志》《淳祐臨安志》《咸淳臨安志》。三個志書都記載了州城部分，大同小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南宋臨安兩志》的標點如下：

兩志都說這個記載來自《九域志》。宋代有兩個《九域志》，查中華書局1982年版的即北宋王存的《元豐九域志》，“杭州”條下并無此條記載。但是《附錄》部分，存載的是《新定九域志》的古跡部分，“杭州”條下則赫然記載：

對照前面兩個《臨安志》，史源情況已經(jīng)非常清楚了。這個所謂的鐵證，就是來自北宋的《新定九域志》，而事實上《新定九域志》完全沒有“周回三十六里”的記載。實際上《九域志》的作者也并不清楚隋杭州城有多長，所以，《乾道臨安志》的作者所說的“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云云，肯定不是指隋唐的州城，而是指宋朝的州城。隋唐的州城是子城，所以并不會有如此之長的城墻；而宋朝的州城是羅城，自然有三十六里九十步之長的城墻。

再回頭來看《乾道臨安志》的這段記載，其實本來應該是這樣斷句：

在“周回三十六里”前面，本來還應該加上兩字“今城”，指明是宋朝城墻周長。方不至于讓人誤解。最正確的理解方式應該是這樣的：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錯誤斷句，把后面的文字，“周回三十六里”和“城門十二”都納入到《九域志》的引文中，顯然是錯的。但這個錯誤不自現(xiàn)在開始，早從《淳祐臨安志》的作者就開始誤解了。前引《淳祐臨安志》中這段文字格式，稍微改了一下敘述方式，變成了“古州城，隋楊素創(chuàng)，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據(jù)《九域志》?！睂⒁某鎏帯毒庞蛑尽贩诺搅撕竺?，說明《淳祐志》作者就是按錯誤的斷句方式來理解《乾道志》的，而《淳祐志》這么一引一改，就將這個誤讀給坐實了。自此之后，理解《乾道志》這段文字的人，都被牽著鼻子走，一錯到底。包括如《咸淳臨安志》、《夢粱錄》等等，都記載為“隋唐州城三十六里”。斷句之誤，誤人不淺。更有甚者，就如《乾道臨安志》標點者一樣，不少論著都將接著記錄的宋代的十二個州門也理解為是隋代州城的城門，這就更是錯上加錯了。

經(jīng)過這些辨析，我們現(xiàn)在基本可以認為“三十六里”這條所謂的“鐵證”，是站不住腳的，其起因，原來竟是一個小小的句讀之誤，這一誤已近千年。

另外一個原因導致認同“大州城”說的，則是來自一種常識上的誤區(qū)。人們一般都會以后來的城市面貌去理解早期的城市面貌，比如州城總是比較大的，州城會將縣衙包括在內，如后代所見的州城、府城、省城一樣。所以，在錢塘門內的錢唐縣縣城，自然地被認為也肯定在州城城內，于是州城城墻就一直從鳳凰山畫到了霍山一帶，于是隋代的杭州城就這樣被自然地放大了，對“大州城”的存在深信不疑，而不會意識到，杭州州城可能是個小小的子城。

子城可以與羅城配套設置，一般羅城內包子城，形成內、外城的布局。但子城也往往可以獨立。在魏晉隋唐時代，子城是較為流行的。子城集中官員、軍隊，建筑相當堅固，同時子城的面積相對都比較小?？傊映堑能娛路烙δ苁窍喈斆黠@的。大家肯定還記得李愬雪夜入蔡州的故事，當時李愬雪夜奇襲蔡州，比較順利地拿下了蔡州的外城，但還沒能攻下子城，吳元濟醒來后，“帥左右登牙城拒戰(zhàn)”。這里的牙城，就是子城的別稱。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隋朝楊素建杭州城的過程，及其背景、時間、性質、目的等等，綜合這些方面，可以證明，隋代州城不可能有三十六里這么長，也不需要這么長。

楊素是在什么背景下修建的呢？楊素修筑杭州城，就是在開皇十年平江南叛亂的時候，也就是說，他是在戰(zhàn)爭還在進行中，就開始修建了。

杭州城的修建時間，最多也只有一年。因為江南之亂爆發(fā)的時間，是在開皇十年十一月?？梢韵胂螅瑮钏丶Y軍隊、平亂作戰(zhàn)，到杭州城收復為止，這個過程，最快也當需要一個月左右吧？那么，杭州建城的開工時間，最快也只能從開皇十年十二月開始。而杭州城建好后，杭州州治遷入杭州城的時間，也就在修建的第二年，即開皇十一年，具體月份雖然不知，但即便算是在十二月吧，那距修建開始的時間，最多也不過一年整而已。

當然，一年的時間，如果征發(fā)夫役足夠多的話，也是能建起一座大城的。不過，從開皇十年十一月開始，到江南之亂的最后平定，當在開皇十二年左右了。所以，整個杭州城建城的過程，全部是在戰(zhàn)爭期間完成的。在此情形之下，大規(guī)模地征發(fā)夫役是基本不可能的。如果以較少數(shù)量的夫役，在一年時間內，來修筑達三十六里之大的城池，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另外，楊素修杭州城的目的，基本上是出于軍事目的。

楊素當年創(chuàng)建杭州城，只有一個地理坐標，那就是“柳浦西”，就是說，杭州城在柳浦以西的地方修建起來的。毫無疑問，杭州城與柳浦渡口關系非常之密切。譚其驤也曾討論過柳浦這個渡口的歷史和在交通上的重要意義。而我認為，楊素在柳浦渡口以西建城，正是看中了此地有很高的軍事價值——控扼住了跨越錢塘江的南北交通線。所以我們可以判斷說，杭州城最初就是楊素出于軍事目的而建造的。

首先就是因為，柳浦確實是一個有極為重要的軍事價值的津渡要地。柳浦，又稱柳浦埭，位于鳳凰山下的錢塘江邊，而隔江遙望的渡口則是西陵（今西興）。柳浦——西陵，這是六朝時期跨越錢塘江南北的最重要的一條航線。作為一個渡口，首要的功能自然是交通。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個渡口的軍事功能非常明顯。

柳浦的軍事價值的第二點體現(xiàn)，是此地從劉宋文帝時候，就有駐軍——新城戍。新城戍的具體地點現(xiàn)在尚未能很確指，不過在柳浦附近，當無可疑。新城戍的設置，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保護柳浦的。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二有一個精彩論斷：“蓋西陵在平時為行旅輳集之地，有事則為戰(zhàn)爭之沖，故是時戍主與稅官并設也?！鳖欁嬗淼倪@個“平時為行旅輳集之地，有事則為戰(zhàn)爭之沖”的說法，完全可以同樣用來評價柳浦的軍事價值。實際上，新城戍的駐軍在蕭梁時期，多達五千人，這是個相當大的駐軍了。這從側面反映了柳浦這個渡口在軍事上的重要性。

楊素自己也曾親自指揮過一次渡江戰(zhàn)役。開皇十年，楊素開始平江南之亂，其中最困難也最關鍵的一役正是渡錢塘江擊敗會稽高智慧的軍隊。當時高智慧的實力很強，尤其是水軍，據(jù)說有“船艦千艘”，屯據(jù)了各個要害之地。楊素最后派出奇兵數(shù)千，乘小船數(shù)百，從側翼偷偷渡江，擊破高智慧在岸上的營壘。隨后楊素再從正面發(fā)動大舉沖擊，這也打了整整一天，“自旦至申，苦戰(zhàn)而破”。這次戰(zhàn)役中，楊素水軍主力在錢塘江邊的屯扎所在，多半也應該是在柳浦。

這種在大江南北各設重鎮(zhèn)，互相制衡的做法，不乏例子。就以唐代為例，在長江、運河這個要沖上，在北岸是揚州，在南岸則是潤州（今鎮(zhèn)江），揚州、潤州一直是唐代的軍事重鎮(zhèn)，設置都督。唐后期還分別是淮南道和浙西道的會府（一道的治所稱“會府”）所在。之所以夾江設置兩大重鎮(zhèn)，首要目的就是互相制衡，保證運河南北航線的安全。

杭州城軍事性的第二個體現(xiàn)，在于杭州城的建造特點，乃是“依山筑城”，就是倚靠著鳳凰山筑城。依山筑城的軍事性是很明顯的，因為山本身是個很好的防御體。如南京城，被贊為“龍盤虎踞”，與這里有個鐘山，關系至為密切。杭州城依山而筑，是否確實有軍事的考慮呢？剛好，我們找到同樣的一個例子可以對照，這就是楊素在這時所建的另外一個新城——蘇州新城。根據(jù)《吳郡圖經(jīng)續(xù)記》說：“江左遭亂，(開皇)十一年，楊素帥師平之。以蘇城嘗被圍，非設險之地，奏徙于古城東南橫山之東，黃山之下?！睏钏乜紤]到蘇州城建在平地上，無險可守，故在蘇州西南的橫山腳下，建了一個蘇州新城，顯然是充分考慮到依山建城的軍事優(yōu)勢。楊素新建蘇州城和遷州治，和他在杭州所做的完全一樣。這反過來也可以說明：當時楊素建杭州城時，首先，這是他的計劃，而非偶然行為；其次，他優(yōu)先考慮的就是軍事因素。

最后，我們之所以說楊素建杭州城首先考慮軍事因素，還可以通過一個側面角度來證明。所謂的“大杭州城”，即今天杭州城南部這塊土地。其飲水很成問題，一直到唐代建中年間刺史李泌導西湖水入城，才得以較好解決?！白允敲褡阌谒?，生齒日繁”，從此杭州居民才開始逐漸多起來。這個事實反過來告訴我們：隋朝初建時的杭州，人口必定稀少，不成規(guī)模。所以，楊素即便想造一個大杭州城，也沒有必要將這塊沒什么居民的土地給包圍起來啊？

隋楊素創(chuàng)建的杭州城實質是一個軍事堡壘性質的子城，面積較小，周長當也不長。但究竟是多長呢？目前研究中，隋代“大州城”最大的一個推算范圍，也是北不過體育場路，東不過中河。而宋代的城墻范=圍是很清楚的，其北到今武林門，東到東河。所以，宋代城垣的范圍，顯然是遠大于所謂的隋“大州城”的。兩者必定不會同為三十六里，可以無疑。

其實，在修杭州州城的同時，楊素也下令修筑了南方好多個其他城池。如前引蘇州橫山山麓的新城外，還有會稽子城等。蘇州新城大小不可知。會稽州城的大小，則有據(jù)可查。據(jù)宋代的《嘉泰會稽志》記載說：“《舊經(jīng)》云：子城，周十里……熙寧中，沈立為《越州圖序》云：楊素筑子城十里。”可知，隋越州州城為“子城”，方圓“十里”。

隋代的杭州州城直接的數(shù)據(jù)目前找不到。不過可以通過曲折的方式來判斷。隋代州城，到了唐代依然是州城，到吳越之后，則成為吳越國的王宮所在，也稱“子城”。到北宋時，又再成為杭州州治所在。而到了南宋時，州治子城就變成了臨安皇城（或稱大內）。雖然其間會有修補增減，但大致應該是一直沿襲的。也就是說，南宋皇城的范圍，大致應該相當于隋楊素所修的州城。而南宋皇宮城的大小，據(jù)陳隨應《南渡行宮記》中提到了“皇城九里”。據(jù)此我們可以反推：大概隋代杭州州城差不多是九里左右。這個數(shù)字，是和隋時會稽城“十里”差不多。

現(xiàn)代的考古發(fā)掘的報告，也給出了差不多的數(shù)據(jù)。唐俊杰、杜正賢的《南宋臨安城考古》詳細描述了南宋皇城的四面城墻，這個范圍，周長差不多也是十里左右?？膳c文獻相印證。

我們前面提到，“三十六里九十步”前面，可加“今城”二字，也就是說，三十六里這個數(shù)字，乃是宋代州城的周長。

如果這個數(shù)值是隋州城的長度，那宋州城肯定要比這數(shù)值大不少。但何以宋代的文獻只記錄了隋代州城長度，而不記載宋代州城的長度呢？這是因為從《淳祐臨安志》開始，人們不自覺地認為隋朝州城和宋朝州城是一樣的，這個數(shù)據(jù)無意中既當作隋代數(shù)據(jù)，也當作了宋代數(shù)據(jù)。人們并沒有去質疑這中間的矛盾。而到了今人，卻更盲從文獻記載，也一樣忽略了這個很明顯的問題。

證明宋代州城的直接證據(jù)，就這樣“被消失”了。不過，我們可以大概估算一下宋代州城的周長。最簡單的方法是將明清的杭州城與宋代杭州城做一比較。《民國杭州府志》卷五說：“府城周三十五里有奇?！边@個杭州府城，是明清兩代的杭州府城。明清杭州城基本沿襲了元末張士誠建造的規(guī)模。這次修整的調整有變化，主要是南邊縮，東邊擴。將宋、元兩個州城疊加起來看，雖然位置有差異，但大致可以看得出，相差不大，而宋城似乎略大一點。所以，如果明清杭州城有三十五里之數(shù)的話，那么宋代州城有三十六里之數(shù)，也就很可信了。

換句話，如果隋代杭州城也有三十六里的話，豈非和明清城差不多大了？而主流觀點對隋代杭州城的四面城墻位置推測，是遠不足這個數(shù)據(jù)的。這更加可以反證隋代州城三十六里不可信。

廢了這么多口舌，辨析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隋唐杭州城是個小小的子城，在鳳凰山腳下，和錢塘縣城相隔甚遠，形成了雙城對峙的局面。所以，我們還得介紹一下隋唐的錢塘縣城的情況。

隋唐的錢塘縣城在六朝時代就存在，其城墻修于何時不可考，但隋唐時期錢塘縣應該是有城墻的。其范圍大致如何呢？在后代方志及其他文獻中都闕載。

就像很多學者所指出的，唐代李泌六井的分布位置，正可以反映出當時錢塘縣居民的聚居點所在。李泌是唐代中期的杭州刺史，他為杭州的城市發(fā)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那就是修了六井，為杭州居民提供了生活所必需的水源。就如蘇東坡所指出的：杭州所在土地的地下，原來都曾是錢塘江的河道，所以地下水的水質又苦又惡。只有依山鑿井，才有了泉水可以飲用，但是能供給的范圍又不夠廣?？梢韵胍姡贾莸貐^(qū)的居民，只能大部分都集中于寶石山東麓和鳳凰山、吳山一帶，而今天西湖以東的地區(qū)，長期人口不繁，關鍵就是給水問題是個很大的瓶頸。

李泌所開的六井，并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井，而是一種類似于自來水系統(tǒng)。水源就是西湖，李泌在西湖邊鑿開幾個出水口，然后用地下涵管引到六個出水口，這六個出水口就是所謂的“六井”，其名稱是：相國井、西井、金牛池、方井、白龜池、小方井。說是“井”，但其形制未必都是如普通的井那么小的，比如六井之一的白龜池，據(jù)說“廣袤四畝許”，其實是個小湖。

陸鑒三曾對六井的位置做了具體比對。這六井中，處于最北位置的是小方井，在“錢塘縣治之南”，今慶春路附近；最南位置的，就是相國井，在今解放路；最東位置的也是相國井，是最靠近清湖河的一個。

根據(jù)六井，我們來推測唐代的居民聚集區(qū)。雖然六井最北在慶春路位置，但往北乃是錢塘縣治所在，其地早就是人口集中區(qū)，所以錢塘縣城的北界，當在錢塘縣治以北位置，可能會到體育場路左右。而南邊很可能大概就到解放路了，不會更遠。

西邊不用說，不會超過西湖，那么東邊，是不是就到清湖河（浣紗路）一線呢？這種看法顯然有誤。因為六井的目的在于引西湖的淡水進入城區(qū)，其方式是用地下涵管。那么，地下涵管自然就沒有辦法通過清湖河。六井之所以都分布在清湖河以西，是因為其引水方式導致的結果。并不能得出結論說，河以東就沒有居民聚居區(qū)了。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是：實際上，城墻所圍出來的區(qū)域，與居民的居住區(qū)，并不總是吻合的。有時候聚居區(qū)會超出城墻之外，形成城外之“城”；有時候城墻之內也會有大量的空閑荒地。如宋代的杭州城內，東部地區(qū)面積其實挺大的，但居民稀少。蘇軾的文章中就提到過，茆山河所經(jīng)之地很荒涼，少人居住云云。

這些城門“今廢”，是指在南宋時不再作為城門使用。這大概是因為后來吳越錢镠筑羅城，因為東邊城墻往外擴展，所以，原來唐代的城墻就變成了在城內，城門也在城內。城墻大概早就傾頹了，而城門依然會被人記憶，這應該是因為當時城門所在位置必是道路所經(jīng)。城墻沒有意義了，但是道路肯定會一直沿用下去，而城門的名字也就因為道路的延續(xù)而被人們沿用下來了。不過有了城門位置，自然可以推斷城墻的走向了。

我們看這三個門，朝天門的位置比較清楚，即后來的鎮(zhèn)海樓。在吳山東麓。現(xiàn)在還重建了此樓，稱鼓樓。我認為，朝天門當是吳越夾城（環(huán)繞原隋唐州城）的城門，故與錢唐縣城無關。

另外這兩個門：鹽橋門和炭橋新門，則很可能就是唐代錢塘縣城的城門了。根據(jù)其名字可知，鹽橋當在鹽橋附近，而炭橋新門當在炭橋附近。這兩座橋在《臨安志》有記載，在《京城圖》也有標注。

鹽橋所在的河，就是鹽橋河，顯然是河因橋名。鹽橋河即中河。中河在小河之東，兩河相去不遠。則唐代錢塘縣的城墻，必在兩河之間的位置。很可能是靠近中河之西，則中河在當時為城墻外之護城河。

炭橋，又名芳潤橋。炭橋新門的具體位置大概應在“今中河豐樂橋西、舊炭橋東”。豐樂橋在解放路稍北的位置。從我們前面對六井位置的南邊方位的分析，也正是在解放路這個范圍內，兩者是可以吻合的。

根據(jù)鹽橋門，我們推斷唐代錢塘縣東城墻當在中河以西，根據(jù)新炭橋門，則南城墻當在解放路以北。北城墻可能在體育場路以南，西城墻自然靠近西湖。這樣的一個范圍，也許就是唐代錢塘縣城的大概區(qū)域。

有意思的是，在白居易的有關杭州的詩里面，出現(xiàn)過“北郭”和“南城”這樣的字眼，這個北郭自然是錢塘縣城，而南城肯定就是杭州州城了。

總之，整個隋唐時期，都是錢塘縣城和杭州州城的雙城時代，直到錢镠修建起羅城，囊括了雙城在內，才統(tǒng)一了江湖，出現(xiàn)了我們今天腦海里的“大州城”。

不過，有趣的是，錢镠又劃割了錢塘、鹽官兩縣地各半及富春縣之兩個鄉(xiāng)，新創(chuàng)設了一個縣，叫錢江縣，因縣境臨錢塘江而名。北宋初期，改錢江縣為仁和縣。此后，杭州城一直都有兩個縣：錢塘縣、仁和縣。雙城記通過另外一種方式，繼續(xù)上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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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會理事、

浙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