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校門。

沒有一種懷念，不是對當下的遺憾。

去年是西南聯(lián)大建校80周年，在民間，各類紀念文章紛紛刊出，共同緬懷那段關于西南聯(lián)大的崢嶸歲月。而在北大更是舉行了80周年紀念大會，老校友齊聚一堂，為西南聯(lián)大慶生。

如果有些事情，發(fā)生在這所大學，會怎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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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有三個女孩報考清華落榜。她們叫梁再冰、馮鐘璞、梅祖芬。梁再冰父親是梁思成，清華建筑系主任；馮鐘璞父親是馮友蘭，清華文學院院長；梅祖芬父親是梅貽琦，清華校長。這樣的事，在握有大把機動名額的今天看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校長、院長、系主任的女兒，報考本校竟得不到絲毫照顧。當時，梅祖芬距離清華分數(shù)線只差了2分，同學們都叫梅祖芬去找父親幫忙。梅祖芬說：“正因為我父親是校長，所以決無可能?！鄙斫虅儆谘越?，這些先賢令后來者汗顏。

▲西南聯(lián)大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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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聯(lián)大，最可貴的就是師生之間，存在一種平等誠摯的教學相長的風氣。平時學生考試，不必按教師講義來答卷，意見與教師相左，只要有根據(jù)，也可拿高分。曾經(jīng)有個同學不同意講課教授的觀點，寧可放棄學分，也不再聽這位教授的課。但教授很大度，同意該生不聽課，“學期結束時交一份合格的課程論文就行?！焙髞恚@位同學交了篇反對老師觀點的論文，因質量較好，竟得到教授高分?！艾F(xiàn)在大學有標準教科書，考試還必須弄個標準答案，我不認為學問需要一個標準，如果大家都按一個思路去想，科學怎么進步？包括愛因斯坦的理論也不應該成為標準，否則永不可能超越，學術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编u承魯院士曾是西南聯(lián)大的學生，他非常喜歡聯(lián)大的學術自由氛圍，60年代，他搞出了轟動全球的胰島素。

▲西南聯(lián)大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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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課堂休息期間，曾發(fā)生過這樣一段對話。一個年輕人問另外一個：“愛因斯坦最近發(fā)表的文章，看了沒有？”對面答道：“看了，你覺得怎么樣？”問者很不屑地搖搖頭：“毫無創(chuàng)新?！边@樣的對話，無疑是狂妄而自負的，但當時周圍的學生聽了，毫不覺得刺耳。這兩位年輕人，后來一個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另一個成為中國半導體物理的開拓者。他們就是楊振寧和黃昆?！皩W術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甭?lián)大學生就這般養(yǎng)成了“自由”的習慣，獨立思考在學校蔚然成風，熏陶滋養(yǎng)著聯(lián)大學子?！耙粋€好的體制應該最大限度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fā)展，就沒有個人的創(chuàng)造力。西南聯(lián)大為我們提供了這一切。”楊振寧說。

▲楊振寧當年準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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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由，并不意味著散漫。自由只是聯(lián)大精神的一個方面，與之對應的是考試制度的嚴格，學校、教師一點都不會容情。聯(lián)大學生張鳳鳴回憶說：“1941年我入學時，班里有40多名同學，畢業(yè)時僅有20多人。每學期應修學分中，1/3不及格就要留級，1/2不及格就要退學?！币粋€學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務長求情。被教務長拒絕，學生憤憤地說：“59.5分跟60分有什么區(qū)別？”教務長回答：“如果沒有區(qū)別，59.5分和59分也就沒有區(qū)別，以此類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區(qū)別？”聯(lián)大辦學8年，8000余名學生通過入學考試，但最后只有3882人畢業(yè)，可見考試之嚴格。

▲畢業(yè)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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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lián)大之所以能培養(yǎng)這么多大師，不僅僅在于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更在于他“育才先育人”的理念。西南聯(lián)大舊址，如今還豎著幾塊石碑，其中一塊寫著：育才先育人?！敖淌谪熑尾槐M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如何研究學問。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如何做人?！泵焚O琦說。這個做人就是：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做人，在于教授的言傳身教。當年聯(lián)大后面文林街的茶館里，經(jīng)?？煽吹秸軐W心理系教授沈有鼎的身影。點杯茶，然后坐下來看書。有時，也會點一碟瓜子或花生，那是他獎勵品學兼優(yōu)的學生的時候。他喜歡說一句話：“你們在聯(lián)大這幾年，不要只知道悶頭讀書，也要抬頭學做人。”聯(lián)大老師，就這樣從小事中將“士”之精神傳遞給學生。

▲西南聯(lián)大原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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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lián)大成為中國現(xiàn)代大學的一個高峰，不止有上百留洋教授與天賦過人的學生。更可觀原因在其校風，即陳平原所說的“嚴格要求”、“堅忍不拔”之境界。

堅忍不拔的品質從其南渡歷程可窺一斑，而另一重體現(xiàn)是，教授學生們雖日夜飽受轟炸威脅，但書照讀，科研照做。艱苦卓絕的條件下，蔣夢麟寫出了《西潮》，曾昭掄教授率領的“西康科學考察團”師生，通過專門的考察，為后來攀枝花礦區(qū)的開采提供了重要資料。所謂“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在風雨飄搖的歲月，他們用真精神做出了真學術。

▲1941年，由西南聯(lián)大曾昭掄教授率領的“西康科學考察團”師生，從昆明出發(fā)橫渡金沙江，經(jīng)西昌，越大涼山，進入彝族區(qū)，對沿途礦產(chǎn)資源、交通情況進行普查和核實。后來成為攀枝花礦區(qū)開采時的重要資料。圖為西康科學考察團全體成員合影。

1945年8月14日，日本無條件投降。1946年7月31日，西南聯(lián)大舉行常委會。梅貽琦宣布：“西南聯(lián)合大學到此結束?！彪S后，三?；剡w，各自復員。

81年后的今天，不必為吃穿發(fā)愁，大學遍地。只要你愿意人人都會有大學可以讀?？墒墙裉烊藗冋f起大學不再以學術的象牙塔來形容，更多的是大學是個小社會。這一轉變值得深思，更值得遺憾。

食指在《相信未來》中寫道：“搖曳著曙光那枝溫暖漂亮的筆桿，用孩子的筆體寫下：相信未來?！比魏我粋€國家的未來都是在孩子的手里，這個孩子怎么樣，國家就會怎么樣。而決定孩子們成長的主要因素，就是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