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詞話》閱讀札記

王保祿

王國維先生的《人間詞話》是近代文學批評史上享有盛名的著作。我最近認真地讀了一遍，覺得有些話要記下來，作為進一步研究時的參考。

摘句評詞似乎是《人間詞話》的特點，是它的長處，恰好也是它的短處?！啊嬈两瘊p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疑宵S鶯語’，端己語也，其詞品亦似之。正中詞品，若欲于其詞句中求之，則‘和淚試嚴妝’，‘殆近之歟’？”這樣寫，有它的好處，那就是顯得形象生動，耐人尋味。即使是寫一般的見解吧，一經作者用摘句法出之，便顯得饒有情味，為一般人所樂于引用了。例如做學問的三種境界說，就是這樣。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娎飳にО俣?，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欄柵處，”。此第三境也。”這里所說的三境界，其實就是求學問、干事業(yè)的三個階段，即搜索目標、執(zhí)著追求和豁然領悟的三個階段，但一經作者用摘錄大詞人的名句來概括，就特別顯得形象生動，耐人尋味了。

然而這種采用尋章摘句的方式來評論詩人及其作品的做法，卻往往會流于片面性和絕對化，使評論的科學性受到影響。因為要評論一位作家或一篇作品，總要照顧到全篇甚至整個人的情況，不能以偏概全，憑一字之奇，一句之巧，來做出對全篇的評價?！度碎g詞話》開章明義的第一句話是“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苯又髡吲e出有境界的名詞為例，說：“‘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矣！”在作者看來，宋祁的《玉樓春》詞自是境界自高而獨絕的最好作品了。然而這評價顯然有些偏頗。因為該詞的上闋寫景，雖然很好地描寫了浪漫的春光，可是在下闋的抒情中，抒發(fā)的卻是及時行樂的思想，是對士大夫階層的挾妓冶游抱無限欣賞的態(tài)度的。所以盡管該詞在藝術性上無可非議。然而在思想性上卻并不是什么好作品。為了說明這一點，不妨錄出全詞，作一點必要的分析?！队駱谴骸返娜~是：“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縐波紋迎客棹，綠揚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覺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薄短扑卧~鑒賞詞典》中對該詞的評論為：“這首詞的下片，論者常斥為情調低沉，反映了封建上層的玩樂思想……充滿了追歡逐樂的庸俗情趣。”而作者卻認為“這些說法未必妥當”，經過一番引證之后，提出“頗有‘夕陽無限好’這種惜時自貴的因素?！蔽艺J為該文的作者王星綺同志的看法是缺乏依據的。原作“浮生長覺歡娛少”，把人生看成夢境般的短促，“肯愛千金輕一笑”，顯然是紈绔子弟千金買笑的生涯，哪里有什么“惜時自貴”可言呢？王國維先生撇開該詞的思想性，肉麻地稱頌這類追求“及時行樂”的作品，并不是僅有這一實例。他在寫到“隔與不隔”時寫道：“‘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寫情如此．方為不隔?！币陨蠈嵗浞终f明王國維先生的觀點確實帶有一點“純藝術”的片面性。

除了片面性之外，《人間詞話》還有孤立靜止地絕對化地看問題的缺點。以“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薄霸~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宮中，長于婦人之手，是李后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當詞人所長處?！痹谶@里，“詩人”是包括小說作者在內的大概念，大約與現代的“作家”一詞的內涵相當。“主觀之詩人”，大約是指抒情詩的作者或浪漫主義的詩人?！翱陀^之詩人”，大約是指現實主義的作家或詩人。眾所周知的我國第一位浪漫主義大詩人屈原，大約可以算作是“主觀之詩人”吧，然而屈原卻是閱世極深，飽經憂患之后才寫下他的不朽名著《離騷》的。就是《詞話》中所舉的李后主，不也是“在一旦歸為臣虜”，閱盡人間惡趣之后，才寫出為作者所激賞的“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的名句。如果真如作者所論斷的那樣，“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寫的作品也越好。那么，古往今來的詩作，最好的就只有駱賓王少年時所寫的《詠鵝》了。你看：“鵝、鵝、鵝，曲頸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青波?！边@是何等的純真，沒有任何寄托和用典，也許這就是所謂“有境界”和“不隔”的杰作，只可惜作者卻不肯引它作為名句的例子。

再看“客觀之詩人”的情況，唐代的現實主義大詩人白居易，大約可以算作是“客觀之詩人”而當之無愧吧？然而他的現實主義名篇卻并不是在閱世極深之后寫出來的。恰恰相反，他的真正有價值的作品，都是在他閱世未深，敢于向腐朽勢力作斗爭時才寫出那些“使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使執(zhí)政者扼腕”、“使握軍要者切齒”的諷諭詩。而等到他“閱世愈深”，生活日益優(yōu)裕之后，所寫的就只有那些無足輕重的“苦詞無一字，憂嘆無一聲，本之于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的“閑適詩”了。上面的事例說明，詩人的創(chuàng)作跟他的思想感情、人生態(tài)度是息息相關的，換句話說，詩人的人生觀對他的創(chuàng)作是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屈原在飽經憂患之后，能寫出可以“與日月爭光”的《離騷》，是因為他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有宏偉的抱負，想要刷新政治，挽救楚國的危亡，并且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來殉自己的理想，這正象他在《離騷》中所寫的那樣，“茍余情其信夸以練要兮，長咸頷亦何傷！”“不吾知其亦己兮，茍余情其信芳?！卑拙右自谕砟曛粚戦e適詩，他信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教條。在他的理想追求失敗后，經過多次撞壁，在政治上失去了信心，在生活上、社會地位上又得到提高之后，也就以“獨善”、“自娛”為目的，使自己從現實主義的立場上倒退下來了。文學創(chuàng)作離不開世界觀的制約，這些話已有好幾年沒人講了，然而這是文藝創(chuàng)作的客觀規(guī)律，你承認它，它在起作用；你不承認，它也在起作用，從古以來就是如此。王國維先生不懂這些道理，恐怕這就是所謂歷史局限吧？

我舉出這些事例，并不是為了說明文學創(chuàng)作與閱世深淺無關。我的目的是想借此說明摘句評詩的方式，偏重于形象思維，固然有其直觀生動的好處，但是偏重于形象摹擬，又往往會受表面形象的局限，沒有深入事物的本質，因而也容易陷于形而上學的泥坑，容易孤立靜止地看問題，得出片面性和絕對化的錯誤結論。這看法是否妥當，僅供參考，把它整理出來了也是為了拋磚引玉。

原載劉惠恕主編《中華百年來優(yōu)秀詩詞選暨三江詩論》，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