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中葉，沙皇俄國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我國的新疆地區(qū)，當?shù)氐囊恍┵F族及少數(shù)頭人在沙俄的支持下相繼發(fā)生叛亂。清政府兩次出兵新疆，才先后平定了叛亂。但沙俄對我國西北邊境仍舊虎視耽耽。在此情況下，清政府為了鞏固和加強這一地區(qū)的邊防力量，決定增派重兵駐守。公元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從盛京及所屬遼陽、撫順和鳳城等15個城鎮(zhèn)，選調(diào)騎射嫻熟、驍勇強悍的錫伯族官兵1020人，連同家屬共計3000余人分兩批調(diào)往新疆伊犁御敵戍邊。據(jù)相關史料記載，當年西遷的錫伯族官兵與家眷，冒酷暑、頂嚴寒，跋山涉水，風餐露宿，忍受了長途跋涉的艱難困苦，歷時一年零四個月，行程萬里，到達新疆伊犁。 錫伯族民間詩人關興才老先生,整理而成的<西遷之歌>就生動地描述了這一偉大的歷程:

披荊嶄棘跨過了萬水千山,

櫛風沐雨經(jīng)受了萬般苦難,

男女老少緊跟堅硬的牛蹄,

攀登西陲崢嶸的山巒。

憑一雙開天劈地的臂膀,

架起了橋梁,開拓了坦途;

靠一雙鋼鑄鐵打的腳板,

踏平了荊棘,征服了兇險。

啊!誓以報國的英雄民族,

何畏關山有千難萬險,

闖過了雄峙的果子溝,

披肝瀝膽結束了西遷。

這是中國民族史上的一次屯墾戍邊的壯舉。西遷的錫伯族同胞和當?shù)馗餍值苊褡鍒F結奮斗，為保衛(wèi)邊疆，平定分裂主義分子，建設邊疆做出了不朽的貢獻。他們開鑿的察布察爾大渠等，現(xiàn)在仍灌溉著萬頃良田;他們帶去的先進生產(chǎn)技術和工具，促進了邊疆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各項經(jīng)濟事業(yè)的發(fā)展。他們在祖國的歷史上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首先，離開沈陽就近出彰武臺邊門，有東西兩條路，是走哪條的問題?！吨袊鴼v史地圖集》的"盛京圖"及"內(nèi)蒙圖"均有東、西用土色繪著的"大道"。西路過彰武縣奔阜新市、經(jīng)義縣、朝陽、建平、建昌、平泉、興隆，進關過北京再西北行，出張家口(出關)，經(jīng)內(nèi)蒙，奔中旗庫倫(烏蘭巴托)，再西行。再看東路:過彰武縣就進入蒙古科爾沁左翼前旗地區(qū)，沿養(yǎng)息牧河北上的大道，經(jīng)科爾沁左翼后旗，到通遼，再逆西遼河上行，過開魯、阿魯科爾沁旗，西、東烏珠穆沁旗、右翼后旗，到中前旗，過克魯倫河，上克魯倫路西行，經(jīng)車臣漢旗、中旗庫倫(烏蘭巴托)，到烏里雅蘇臺。

兩相比較，否定了西路，肯定了東路，并照東路繪制進軍路線圖。思考程序及理由如下:

其一，西遷大軍兩隊先后行進，是個很大很長的隊伍。每隊兵五百名、管帶協(xié)領及防御與驍騎校各五名，官兵家屬一千六百余名，計二千一百余名，兩隊共四千二百余名。以兵為戶，以戶為家，牧放前行，是個長長幾十里的行軍隊伍。沒有水，沒有草，是不可想像的;沿河流與選取豐美草原而行，是必不可缺的基本條件。這種條件，只東路有，而西路沒有。

其二，所揀選來的錫伯官兵，都需是"馬背技藝諳練"的"能牧者"，故而規(guī)定了"由塞外行走"。西路進關內(nèi)行，后再出關，根本違背諭旨，行不通。只有東路，從牧區(qū)行走，方合指定行軍路線。每個兵都是放牧的能手，"游牧之時，須逐水草不時遷移，牲畜方可膘壯"，"馬匹牲畜非但不致疲勞，且大有裨益。"

其三，前面講過，"出彰武臺邊門，經(jīng)克魯倫路和蒙古路"，是對"由塞外行走"的具指定。只有東路經(jīng)內(nèi)蒙哲里木盟的南部，中部與西部，昭烏達盟東北部和錫林郭勒盟的東部與東北部，進入外蒙的車臣漢部，才能走上"克魯倫路和蒙古路"。而西路向內(nèi)行，出張家口到塞外，奔烏蘭巴托，根本走不著"克魯倫路，與指定路線不符。

第二，就是上面說的只能走東路、不能走西路的理由之三，即"出彰武臺邊門"，經(jīng)" 克魯倫路"的問題。我們把這個路段，在路線圖上，繪成虛線，就是留有余地，表明這只是初次試繪。因為在《錫伯族簡史》等書中，所引用的清文獻資料記載，都是"出彰武臺邊門 "。"經(jīng)克魯倫路和蒙古路"。但這只是一個大跨度的走向，其間并沒有經(jīng)過的河流、草原、旗縣與地區(qū)等，所以繪制的路線圖，填補了這一大路段的空白。

第三，經(jīng)克魯倫路到烏里雅蘇臺(今蒙古人民共和國扎布哈朗特)。這又是一個大的路段?！跺a伯族簡史》等書援引軍機處《滿文月折檔》有關條文(漢譯文)，也都是這么說的。但怎個走法，所經(jīng)過的地區(qū)地勢如何，均無文字記載。察《烏里雅蘇臺圖》。西遷大軍上克魯倫路后，是逆沿克魯倫河西行，在外蒙古高原(實際上進入內(nèi)蒙古的昭烏達盟就已進入了蒙古高原)上行進，"圖"上有驛站'大道'線，經(jīng)東臣漢旗。中族庫倫(烏蘭巴托)，過杭愛山，抵達烏里雅蘇臺扎營休整過冬。因官兵使役的牲畜，經(jīng)長途乘騎駕馱，絕大部分已疲憊瘦弱，加之八月末的北部蒙古高原，已是寒氣凌人、草木枯黃的季節(jié)，無法再繼續(xù)前進。經(jīng)過休整，倒斃的牛(也有少量的馬)得到補充，經(jīng)烏里雅蘇臺將軍成袞札布奏準，從當?shù)啬翀鼋杞o馬五百匹，駝五百峰(每兩戶馬一匹，駝一峰)。這些行軍中的挫折與艱難困苦，路線圖是無法表述的。但有一點，即此段路線圖，未將線路繪進烏里雅蘇臺城內(nèi)。而在其城之南沿蒙古路西去，可能有失實之處。

第四，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中旬，草木返青之后，休整后的西遷大軍，仍分兩隊先后從烏里雅蘇臺出發(fā)，沿蒙古路向科布多行進。到了科布多一帶，時值阿爾泰山積雪融化，數(shù)河俱溢，隊伍受阻多日，并繞科喬斯山而行。進入新疆境后，過阿勒泰、布爾津，到霍博克塞爾與察罕俄博。這又是一個較長的路段，從烏里雅蘇臺的西部。越過阿爾泰山，來到新疆的北部。在這一路段內(nèi)，《中國歷史地圖集》清朝時期的"烏里雅蘇臺圖"和"新疆圖"均有"大道"可循。唯阿勒泰、布爾津的位置，均在"烏里雅蘇臺圖" 界內(nèi);我們將其繪在新疆界內(nèi)，是根據(jù)現(xiàn)代地圖繪制的。

第五，從察罕鄂博到伊犁是西遷大軍的最后一段路程。中經(jīng)額米勒(額敏)、巴爾魯克、博爾塔拉等地。其間，過額米勒(額敏)后，未經(jīng)塔城，直奔巴爾魯克。理由是:雖然文獻資料上多處有"移駐塔爾巴哈臺"的記載，可是能否安置在塔爾巴哈臺，尚需經(jīng)伊犁將軍明瑞的檢查與調(diào)遣。遼寧省內(nèi)沈陽等地的錫伯族家譜內(nèi)記有乾隆二十九年移駐新疆者，是寫"撥往伊犁"，或"移駐伊犁"，而未見"撥往塔爾巴哈臺"者。

經(jīng)巴爾魯克、博爾塔拉等地，于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先后抵達伊犁。有的書上說先后抵達"伊犁綏定一帶"。經(jīng)查，由于錫伯官兵到達后，未能確定永久性的駐防屯田處所，就撥出綏定駐札，那不過是臨時性的。所以，我們?nèi)匀坏哪康牡?，繪制到伊犁。整個西遷戍邊路線圖，到此即可宣告結束。而在伊犁標志圖的西南方，又多繪縣的標志圖，即察布查爾。它有兩層意思:一是確定后的永久性的駐防屯田處所，二是今天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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