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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電話

張海龍

    電話是件讓人焦躁不安的工具。話越說越多，有用的卻沒幾句。打完電話，往往心里空空蕩蕩，像一股風在電話里吹走了所有。你看，人都是作繭自縛的動物，除了固定電話，還發(fā)明了手機，隨時隨地都要被強迫說話，管你是坐在馬桶上還是睡在床上。再換個角度說，人都是些自輕自賤的家伙，不管電話有多煩人，也要不離不棄地把這小玩意兒牢牢握在手里，時不時地去看看有沒有未接電話。人人都怕孤單，生恐少了電話聯(lián)系，就此被這世界遺忘。
    有個干攝影的朋友，隔段時間就往深山老林里鉆，一去一兩個月，電話關機——用他的話說，反正那種地方也沒信號，這屬于“不可抗力”的關機?？雌饋?，他很享受這種“與世隔絕”的感覺。關機之后，整整一個喧嘩騷動的世界被關在外面，時間陡增，內心安靜，你突然發(fā)現(xiàn)了另一個自己。按他的說法，生活在古代如此美好，書生進京趕考，一去經年，路上偶有艷遇，插科打諢，隨波逐流，沒有電話，只憑書信，這才是真正的生活啊！
    古代已去，惟有眼前揮之不去的現(xiàn)實。老天待他不薄，給這個憎恨電話的人某種恩惠——新購一房，臥室里暗藏天機，手機置于床頭左側則無信號，移至右側則通話正常。于是他見人便大講此房的神奇之處，為自己日后不被找到的可能大做鋪墊。后來，每個人打電話找不到他時，都只好暫且認定他那手機是放在床頭左側了。
    打電話時，最遭人痛恨的必是這樣一句話：你在哪兒呢？原本普通的一句話，只因電話造成的空間感而讓人產生了想象與猜疑。你是你，我是我，我在哪兒與你何干？我又能在哪兒？你又有什么權利要知道我在哪兒？剎那間，接聽電話者心中必定翻騰出這些氣勢洶洶的話語。
    有次，一幫朋友在家里聚會。席間，一人接老婆電話離席去書房里說話。一小時后，他赤紅著臉沖出書房，一把將手機摔到沙發(fā)上，呼哧呼哧大喘氣不說話。須臾，手機復響。先不肯接，持續(xù)響鈴，耐不住接起，遂對著電話向一團“空氣”喊叫起來：“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你說我在哪里？我說我在朋友家里你不信！哦，你說為啥我的聲音聽起來這么空曠？好吧好吧，我告訴你我在嫖妓總行了吧？我開房間找小姐好了吧？這下你總滿意了吧？”
    這次電話事件之后不久，3G手機正式上市，我們對他的未來都持悲觀態(tài)度。按葉永烈先生《小靈通漫游未來》里描述的“可視電話機”那樣，我們都相信他電話里那團多疑的“空氣”必定會首先用3G把他武裝起來，然后每次通話都讓他打開攝像頭，并且要他不斷走動，以察看他到底在哪兒，以及身邊有無可疑女人出現(xiàn)。3G對別人是福音，對他就是噩耗，他將在一種不被信任的即時監(jiān)控下度過無處藏身的余生。
    不同地域，電話內容也會有所不同。從前我在西北城市蘭州生活，每天下午快下班時，大家電話此起彼伏，內容一般都與吃喝有關。那座城市，我的說法是它離神更近一些，因為它無酒不歡。紅男綠女們聚在一起，目的單純，往往只為一些世俗歡樂。蕓蕓眾生們都借著酒的羊腸小道一路向神殿接近。拼將一生休，盡君一日歡，這種境界在蘭州是可以實現(xiàn)的。因為這里經濟不發(fā)達，生活更簡單，想頭更少，你別無選擇，惟有吃喝玩樂，一個電話就把這座城市的秘密全部呈現(xiàn)出來。
    在長三角一帶，人們承受的經濟壓力更大，高房價高消費，于是人人都為錢奔忙，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有次，我坐在上海到杭州的動車上，聽旁邊一個年輕白領打了一路電話。他在電話里布置手下，必須在一天之內搞清楚LV包在杭州大廈的實際銷量，這與自己的生意有關。手下說那是人家的商業(yè)機密，一天之內搞清楚太難。年輕白領略提高音量，嚴厲指出手下執(zhí)行力實在太弱，說企業(yè)管理的真正秘訣就是“沒有任何借口”——搞不到實銷數(shù)據，那你就站在柜臺邊上數(shù)，你數(shù)一天到底賣出去多少只包，然后不就有實際數(shù)據了么？最笨的方法就是最有效的方法，電話最后，年輕白領還以格言的方式總結了一下自己。聽起來，這話有點兒像戰(zhàn)地記者卡帕的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站得不夠近！
    身居海南的詩人李少君寫了首詩《上海短期生活》，里面也提到了電話——

       美好的時光總是短暫得來不及回味
       公路像毛細血管一樣迅速鋪張
       縱橫交錯地貫穿在長江三角洲
       滬常路上，車廂里此起彼落的
       是甲醇多少錢一噸
       我要再加一個集裝箱的貨等等
       語氣急促、焦躁，間以沮喪、疲憊

      
       后來遇到了她
       我是悠閑的，讓她產生了焦慮
       感到了自己生活的非正常
       她的焦灼干擾著我
       讓我也無法悠閑下去
       成了一個在長江三角洲東奔西竄的推銷員
 

    你看，電話就像一把無形的鑰匙，三言兩語，便打開不同的門，讓你看見完全不同的生活。一個總想慢下來的詩人顯然不適應這樣的生活，他的悠閑會成為她的焦慮，而一個慢人的悠閑則會成為整個國家的焦慮。這個國家正以百米沖刺的速度在跑馬拉松，電話里應該全是生意，語音應該高亢響亮，接聽首先以商業(yè)化口吻道聲你好，你如何能夠在電話里閑談風月？那一定是非正常的。
    可是，人總得醉一回吧，人也可以瘋一回吧。我有個當警察的朋友，一直活得中規(guī)中矩，像一只從來也不會偏差的瑞士表。忽有一日早晨，電話打來和我大談毛姆小說《刀鋒》，繼而大談小說中主人公原型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整整一小時二十分鐘，耗盡我所有關于毛姆及維特根斯坦的知識儲備。在這個漫長的電話里，我第一次知道他居然在大學里學的是哲學專業(yè)，現(xiàn)在他在刑警緝毒總隊的工作對他無異于一種折磨。他父親從前是知名大律師，他的這種家庭出身，加上良好的教育背景，以及受過訓練的哲學思考和敏感孤傲的性格，都使他在警察這個特殊人群中被孤立出來。維特根斯坦在戰(zhàn)壕中思考哲學，他則在刑警與毒販中感受生活的荒誕。電話打完，他長出一口氣，道聲再見，一頭又扎回到無處可逃的現(xiàn)實中去。
    每次電話響起，我都愣怔一下，方才接起。我不知道，這個正在不依不饒鈴聲大作的小東西，會把我?guī)蚝畏剑瑫盐覡窟M哪個人的生活，會讓我陷入怎樣的商業(yè)圈套，會讓我感知如何的喜怒哀樂？
    每個電話，都是一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