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交叉案件的

范圍、類型與處理原則

即“有關聯(lián)就須講協(xié)調(diào)”。無論是事實認定，還是法律歸責，均應將刑民兩個部分作為整體觀察考量，做出相互照應、彼此相宜的認定與裁判。

從實際情況看，由于缺失整體協(xié)調(diào)裁判觀念，在事實認定方面，刑民法律事實很容易發(fā)生以下三方面的問題：

一是形式與實質(zhì)認定明顯沖突背離。即當行為人以合法的經(jīng)濟活動之名行侵財犯罪之實時，倘若民事訴訟僅就作為犯罪手段的所謂“經(jīng)濟活動糾紛”進行審理，則極易產(chǎn)生案情表象與事實真相的嚴重背反。如前述刑事判決認定擔保和貸款兩份合同都是行為人詐騙銀行錢款的“犯罪工具或手段”；而單獨進行的民事訴訟卻判決兩份合同或其中的擔保合同仍然合法有效，應當繼續(xù)履行；此乃刑民判決就同一事實做出沖突裁判的典型例子。

二是事實認定止于表淺或失于片面。即在有些新類型、疑難復雜犯罪中，離開了刑事訴訟對于案件事實的完整查證，相關民事訴訟很難查清案件事實與法律責任。如前述以高息攬存為誘餌盜劃被害人銀行賬戶內(nèi)錢款的案件，刑事判決通常會詳細查證詐騙犯是僅僅冒充銀行工作人員利用客戶接待室實施騙術，還是銀行柜臺工作人員也存在審核把關不嚴的過錯等作案細節(jié)；細節(jié)不同，銀行與存款人各自的過錯程度往往會有別樣表現(xiàn)。但在民事訴訟中，被害人大多只講親眼看見自己的錢款存入銀行卻莫名遭遇損害的簡單過程，對于詐騙犯如何施展騙術或銀行工作人員如何陷入過失等案件詳情，要么一概不知，要么刻意回避，以免言語之間暴露本人的輕率或疏失。很顯見，僅僅依據(jù)原被告雙方的陳述和舉證，民事判決對于兩造之間的債權債務糾紛及其法律責任大小，很難做出完整、準確的認定。

三是對于同一事實各依所持作出不同認定。即由于刑事與民事證明標準的不同，對于同一事實可能很自然地出現(xiàn)兩種裁判結(jié)論。如在不少經(jīng)濟犯罪案件中，刑事判決可能因為證據(jù)充實性的原因而扣減部分犯罪數(shù)額；而在被害人另行起訴被告人所在單位代位承擔賠償責任的民事訴訟中，相關損失數(shù)額則有可能獲得支持或認可。

至此不難看出，刑民法律事實可由多種原因形成認定上的脫節(jié)或抵牾。但比較而言，刑事認定通常更能接近事實本真或?qū)嵸|(zhì)正義。樹立整體協(xié)調(diào)裁判觀念，確定相關民事認定應以刑事判決為依據(jù)或相銜接的一般原則，上述三方面的問題即可迎刃而解。

在法律歸責方面，實踐中暴露的主要問題是刑事與民事責任的分裂脫節(jié)問題。例如，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故意殺人案中的死亡賠償金不屬于物質(zhì)損失范疇而不予支持，而另行起訴的民事判決卻全額支持被害人家屬的相關訴請；以及刑事案件已經(jīng)在進行追贓挽損，民事訴訟又就同一損害結(jié)果另行判決全額賠償。諸如此類情形，或許單就刑事或民事一角來看，均可謂言之有理、持之有據(jù)；但就整個案件的裁判結(jié)果來說，不僅凸顯刑民法律責任的直觀沖突，有損司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而且造成司法過度保護或苛責被告的明顯不公，亦背離司法的公正性和目的性。

伸言之，無論是“一因多果”還是“多因一果”類案件，均涉及法律責任的適當分配；可以是刑民法律責任之間的有效互動，如被告人積極賠償取得被害人諒解而可適度減輕刑事責任；也可以是民事責任在各個責任主體之間的合理分擔，如民事責任可能表現(xiàn)為連帶責任、按份責任或補充責任等不同形態(tài)。但歸根結(jié)底，刑民法律責任既要從個體上體現(xiàn)原因力大小與責任輕重的匹配性，也要從整體上體現(xiàn)法律責任與損害結(jié)果的均衡性。惟有整體協(xié)調(diào)，刑民法律責任才能相得益彰、落地生根。

即對于當事人遭遇損害的合法權益，既要依法給予充分保護或救濟，又要慎守畛域、遵循填平和過錯責任原則，保持合理限度。對此，實踐中經(jīng)常關注三個問題：

其一，對于涉犯罪的合同，如何處理其效力？實踐中不少同志主張“合同并不當然無效”，主要基于兩條理由：一是為了充分保護守約方的合法權益，可將涉犯罪的合同認定為可撤銷合同，是否撤銷作有效或無效處理，交由守約方在規(guī)定期限內(nèi)自主決定，以保證其充分行使選擇權，實現(xiàn)守信重諾的可期待利益。二是刑事判決只能追償被害人的財產(chǎn)本金損失，只有確認合同效力，才能讓被告人承擔賠償違約金等的合同責任。

這里相應涉及兩個問題：一是追究被告人侵財犯罪的刑事責任，能否保護被害人的合法財產(chǎn)權利？二是是否只有通過認定合同有效，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護被害人的財產(chǎn)利益？

從實踐情況看，既然行為人涉嫌合同詐騙等犯罪已經(jīng)受到刑事追究，被害人受損的財產(chǎn)權益就必然經(jīng)由刑事追贓、責令退賠等強制措施得到國家強制力的有力保護，并不存在刑法只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問題。刑法作為保障法，無疑已將國家、社會和公民的合法權益完整納入保護范圍，實施更為嚴格的保護。那么，是否存在刑法仍有保護不足，需要通過確認合同有效、經(jīng)由民事訴訟予以進一步救濟？這里不妨設想兩種情形：

如果刑事被告人與民事被告同一，刑事追贓不足，民事救濟難道還有其它發(fā)揮空間？假如被告人具有退賠能力，通過刑罰推動被告人積極退賠、取得被害人諒解之道，一樣可以達到讓被害人受損權益得到更好修復的“雙贏”目的。也就是說，在訴訟對象相同的場合，民事訴訟就沒有展開的余地。

如果被害人另辟蹊徑、針對擔保人等非共犯主體提起民事訴訟，在法律上完全可行，但此時必須解決與刑事追贓就同一損害結(jié)果進行重復保護和過度救濟的問題。因為，侵權、違約責任的基本遵循都是填平原則，重復保護和過度救濟顯然均不足取。況且，在前述利用擔保人實施的貸款詐騙案件中，擔保人與被害人同處受騙被害人的地位，都有責任依過錯程度分擔財產(chǎn)損失。倘若在兩個平等主體之間，徑直判決一方對另一方承擔全部賠償責任，則意味著對另一方實施特別保護，其事實依據(jù)何在？次因或條件能夠承擔主責或全責？顯然在法律上值得深入思考、審慎斟酌！

事實上，對于刑事追贓不足的部分，完全可以由被害人就實際損失對擔保人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如斯既可對被害人體現(xiàn)填平原則，不致重復過度保護；又可切實追究擔保人在“多因一果”的侵權損害中理應承擔的過錯責任，實現(xiàn)法律的公平公正性。約言之，認定涉犯罪的合同仍然合法有效，既有法律邏輯上的悖論，也有實際操作中的困擾，并無真正必要性。

其二、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如何掌握民事訴訟的合理范圍？從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看，刑訴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從案件類型和財物損失范圍兩個維度，對附帶民事訴訟的審理范圍作了明確限定；即被害人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zhì)損失的，有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從法律解釋論上說，一般認為犯罪給被害人造成的財產(chǎn)性利益損害是多方面的，但基于現(xiàn)實考量，相關法律只支持被告人賠償“直接損失”。從司法實踐情況看，在總體遵循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的前提下，也有適度擴大民事訴訟審判范圍的呼聲及個案裁判。如有的判決將傷殘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納入侵犯人身犯罪的民事賠償范圍；有的判決支持強奸案件的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之訴等。

歸納各方考量，主要強調(diào)的理由有三點：一是盡管刑事訴訟已經(jīng)對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判處刑罰，但不能以此代替對于被害人遭受實際損害的民事權利進行充分救濟。二是受刑被告人大多不具有巨額賠償能力，僅僅基于被害人需求下判可能造成普遍執(zhí)行困難，失去政策層面的平衡。三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不宜納入繁復的民事救濟內(nèi)容，否則勢必拖累刑事訴訟進程，有悖程序設計的初衷。

毋庸贅言，上述意見取向不盡相同，但皆有合理可取之處。重點在于如何縮短、平衡應然方向與實然條件之間的差距。此外，還有一點應予特別關注：即任何人不能因為違法犯罪行為而獲利的至理鐵律。以往較多的是從違法犯罪者角度予以闡釋，其實于被害人角度亦當如是。否則，不足以防范故意制造犯罪陷阱而使自己從中獲利的法律漏洞。無論是侵權法律責任堅持填平原則，還是刑事司法慣例追究直接損失，應該都可在此找到注腳。有鑒于此，可否按如下思路界定刑附民以及單獨提起民事訴訟的審理范圍：

對于嚴重侵犯他人人身權利的犯罪，可依判處刑罰的輕重決定相關民事訴訟的范圍。具體說，對于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侵犯人身權利犯罪，基于懲罰的相當性和實操的可能性，不宜再行支持傷殘賠償金或死亡賠償金的訴請。而對于判處有期徒刑及其以下刑罰的同類犯罪，則以裁判支持為宜，以滿足公民觀念上對于付出身體傷殘或生命代價的公平心理需求。至于輕罪支持“兩金”賠償而重罪相反的“倒掛現(xiàn)象”，可由刑事與民事法律責任的整體協(xié)調(diào)性予以周延詮釋。

對于利用經(jīng)濟合同等方式實施的侵財犯罪，不宜將違約金等合同項下的可期待利益納入民事訴訟范圍。就常識而言，合法利益應當源于正當行為。在侵權犯罪中主張合法的經(jīng)營利益或利潤，難免本質(zhì)上有違事理，且有陷入“不排除犯罪中也有利可圖”的道德旋渦或行為導向風險。從客觀事實看，對于絕大多數(shù)經(jīng)濟犯罪，被害人能夠全身而退已實屬不易。倘若設定獲利預期，可能只會落得重溫古訓：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對于其他犯罪涉及的民事訴訟，宜嚴格按照“直接損失”掌握審理范圍。其中不妨把握三個要點：首先是合法性，即作為司法保護的對象，直接損失一定要具有合法屬性。其次是因果性，即被害人的財產(chǎn)利益損失，必須是侵權行為造成的，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當然不排除多因一果的情形）。再次是實然性或必然性，即財物損失必須是已然或必然會發(fā)生的。舉一例說明：被害人在一娛樂場所從事異性陪侍服務，其間遭遇多次強迫賣淫。其能否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要求賠償誤工損失等費用？很顯見，要求賠償誤工損失費應以已經(jīng)從事正當合法職業(yè)為前提，如果只是或然性或可能性，則因不具實然性而難以認定為直接損失。

其三，對于犯罪人將贓款贓物用于還債、轉(zhuǎn)讓的，能否繼續(xù)予以追繳？近年來，有關司法解釋性文件以第三人是否“善意取得”為標準，規(guī)定了刑事追贓的限度。實踐中不少案件的刑事追贓進程，也因第三人主張系善意取得而被迫止步。我們認為，只要贓款贓物去向明確、脈絡清晰的，原則上應當一追到底。簡要理由有三點：第一，債權人主張債權，不能以損害他人的合法財產(chǎn)權利為代價。第二，繼續(xù)追繳贓款贓物，并不影響債權人行使債權。第三，對于刑事被害人的財產(chǎn)權利給予一定程度的特別保護，既可避免其二度受傷，同時也是刑法作為保障法彰顯權威性的必要或必須。至于規(guī)范性文件所規(guī)定的“善意取得”情形，應當進行嚴格界定。只有確實經(jīng)過公開、透明的市場交易程序完成的買賣行為，才能認定為“除外情形”，可以阻卻刑事追贓，以保證市場交易秩序的安全性和穩(wěn)定性。

即刑事、民事訴訟程序的啟動與推進，既要瞄準實現(xiàn)司法目的，也要貫徹訴訟經(jīng)濟、便民原則，盡力使用最少的司法資源，達到最佳的保護救濟效果。根據(jù)司法實踐經(jīng)驗及上述案件分類情況，有關刑民訴訟程序可分如下三種情況處理：

第一，對于一個行為造成多個損害結(jié)果的，可以同時或相繼啟動刑事與民事訴訟；但具體民事責任大小，一般還是有賴于刑事訴訟先行查明的案件事實。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潛逃致使刑事訴訟程序中止的，或者被害人急需醫(yī)療救治等費用，民事訴訟的被告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可以先行推進民事訴訟，以充分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得到及時救濟。至于犯罪嫌疑人在民事訴訟中享有的舉證權與答辯權等，皆可因其逃逸行為而被視為放棄；共同侵權人先行承擔連帶責任后的責任分擔問題，可在刑事訴訟查明各自行為及其責任后，作為內(nèi)部問題另行解決。

第二，對于多個行為造成一個損害結(jié)果的，原則上只能啟動一個訴訟程序予以救濟；不宜針對不同對象同時推進刑事與民事訴訟，進行并行救濟。如前述誘騙擔保詐騙案，只有銀行財產(chǎn)被騙一個損害結(jié)果，在已經(jīng)展開刑事追訴的情況下，就沒有必要同時推進民事訴訟。只有針對刑事救濟的不足部分，適宜推進民事訴訟、展開補充救濟，以避免重復過度救濟的弊端。但是，如果被害人認為有必要針對侵權行為關聯(lián)人先行提起民事訴訟、僅僅申請財產(chǎn)保全的，應當予以準許。待刑事訴訟查明案件基本事實及其責任以后，再行推進相關民事訴訟。

第三，對于“因犯罪而繼發(fā)民事訴訟”類案件，可以并行或先行推進民事訴訟。因此類民事訴訟僅以犯罪結(jié)果事實為歸責依據(jù)，對于犯罪行為事實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故及時推進有利于維護當事人權益。綜上所述，對于刑民交叉案件，相關訴訟程序的啟動與推進應以“先刑后民”為原則，以“刑民并行”或“先民后刑”為補充或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