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之：崔宗之，襲封齊國公，官侍御史。后貶官金陵，與李白詩酒唱和。

　?、? 蘇晉：歷任中書舍人、吏部、戶部侍郎。

　?、? 張旭：吳郡人，盛唐著名書法家，擅長狂草，被時人稱為“草圣”。

　?、?焦遂：事跡不詳，據(jù)袁郊《甘澤謠》，為一介布衣。

　　【賞析】

　　這首詩的寫作時間不難推測。從詩里引用李適之罷相后所賦詩句來看，應(yīng)作于天寶五載四月適之罷相后，七月貶宜春前。雖然詩里的人物并非都是同游之人，蘇晉就早在開元二十二年去世，此詩所寫是回憶。但李適之被迫害致死，十分悲慘，如寫于他死后，詩里決不會有如此豪興。

　　“飲中八仙”之稱，當(dāng)時就流傳于世，據(jù)范傳正《李公新墓碑序》說“時人又以公及賀監(jiān)、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余首?！笨梢娨?a target='_blank'>李白為中心的這些人物曾一度成為風(fēng)行的賦詠題材。杜甫此詩的八仙中僅四人與范氏序文所說相合。是否如王琦《李太白年譜》所猜想的：因為“如今時文酒之會，行之日久，一人或亡，則以一人補(bǔ)之，以至姓名流傳，參差不一”呢？也很難說，因為其間僅賀知章、汝陽王、崔宗之、李白四人確乎交往密切。其余四人在長安活動的時間或相距甚遠(yuǎn)，或不可考，沒有結(jié)成文酒之會的根據(jù)。較大的可能是杜甫以當(dāng)時流傳的八仙中最重要的四人為主，又擇開元以來著名的幾位風(fēng)格相近的酒徒集而成詩。八仙的身份地位差異很大，有王公宗室，有宰相侍郎，也有布衣山人。共同的特點(diǎn)是都醉得有仙氣，都表現(xiàn)了酒醉之后不受任何世俗觀念和清規(guī)戒律束縛的精神狀態(tài)。

　　八仙雖然都是醉酒，但醉態(tài)各不相同，杜甫善于抓住他們各自最突出的特點(diǎn)，三言兩語就將人物勾勒得栩栩如生。賀知章是吳越人，習(xí)慣乘船，所以把他醉后騎馬搖搖晃晃的樣子比作乘船，眼花落井都能在水底照睡不誤，可見醉中自得，可以達(dá)到水陸不分、醒醉兩忘的程度。

　　汝陽王喝了三斗酒才去上朝，路上見了釀酒的車還饞得流口水，恨不能將自己的封地移到酒泉。這幾句只是極言其上朝之前貪酒的饞相，但也足見汝陽王為酒竟然可以不顧朝廷禮儀和規(guī)矩。汝陽之父因是玄宗長兄，終身謹(jǐn)小慎微，死后謚“讓皇帝”。玄宗對于他這個本來應(yīng)該當(dāng)皇帝的大哥顧忌很深。究竟是其子真的敢于如此狂誕呢？還是杜甫的夸張呢？

　　而左相的特點(diǎn)則是他愛好招待賓朋，所以不惜日費(fèi)萬錢?！般暠本浠美钸m之罷相后作的小詩?！氨苜t”即讓位下臺。古人稱清酒為中圣人，所以把喝酒說成“樂圣”。李適之的詩本意是刺世態(tài)炎涼。杜甫把他的豪飲與這首小詩聯(lián)系起來，其用意顯然是稱贊他在醉中可以無視宦海浮沉、人情冷暖。

　　崔宗之以瀟灑年少為特征，這里著重刻畫的是他把酒望天的傲岸神情，以及如玉樹臨風(fēng)的搖曳姿態(tài)。史載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

　　可見杜甫取此特點(diǎn)，不僅為了描寫宗之的形神，更藉其風(fēng)姿表現(xiàn)了醉仙的高潔脫俗。

　　蘇晉本是吃長齋的虔誠的佛教徒，可是醉中往往逃禪，可見酒能使他擺脫佛門清規(guī)戒律的約束。

　　李白斗酒詩百篇，傳為人間佳話，而杜甫偏偏寫他喝醉以后熟眠酒家，不應(yīng)天子之詔?！缎绿茣份d，玄宗坐沉香亭，欲得李白樂章，時李白正與酒徒醉于市。召入，左右以水噴面，酒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shù)次宴見。又范傳正《李公新墓碑序》說：玄宗泛舟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李白醉酒翰林院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杜甫將這兩件事合在一起。天子呼來不上船，本來是天子召之因醉而上不了船，但字面意思卻是天子呼之而不肯上船，這就把李白寫成了不受君命的酒中仙。

　　《舊唐書·張旭傳》說張旭善草書，好酒，每醉后，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杜甫對他的描寫似乎只是寫實，但從“脫帽露頂王公前”一句就可看出，杜甫著意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他在王公貴族面前不拘禮儀的放達(dá)。

　　焦遂是一介布衣，卻能在醉后高談雄辯，語驚四座。關(guān)于他的記載，僅見于袁郊《甘澤謠》，說他與陶峴等共游山水，那么此人一定也是一個放浪形骸之輩。

　　總而觀之，杜甫寫飲中八仙，強(qiáng)調(diào)的是他們將醉醒行跡、王公至尊、仕途富貴、世俗人情、乃至佛門戒律等統(tǒng)統(tǒng)置之度外的高邁絕塵之氣。這種狂放、曠達(dá)和自由正是杜甫心目中理想的開元時代的精神。但聯(lián)系他寫作的背景來看，這種精神狀態(tài)到天寶中已經(jīng)逐漸失去了它的時代條件。杜甫對此即使還沒有深刻的體會，也不會毫無感受，那么他寫這首詩就不僅僅是一時興起，或許還蘊(yùn)含著他對行將消逝的開元精神的深深懷戀。

　　歌行寫人物，盛唐時較少見，僅李頎擅長，但也沒有這種集合八個人物，一人一節(jié)的寫法，所以王嗣奭《杜臆》說：“此系創(chuàng)格，前古無所因，后人不能學(xué)?！?/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