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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維特根斯坦 | 特里·伊格爾頓

       霧海中的漫游者 2019-10-07

      我的維特根斯坦 | 特里·伊格爾頓

                                                                             

      轉自:勿食我黍

      如涉版權請加編輯微信iwish89聯(lián)系

      哲學園鳴謝



      特里·伊格爾頓,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約翰·愛德華·泰勒”英語教授,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近年出版的著作包括:《神圣的恐怖》(2005)、《英國小說導論》(2004)、《理論之后》(2003)、《溫柔的暴力:悲劇的觀念》(2002)、《文化的觀念》(2000)、《后現(xiàn)代主義的幻象》(1996)、《文學理論導論》(1996年第2版、1983年第1版)等。

      如何給思想觀念照相呢?概念的色彩和肌質是什么樣的?如果這些問題與一部關于路德維?!ぞS特根斯坦的電影有關的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早年的維特根斯坦本人就對言說(saying)和顯示(showing)之間的斷溝相當關注。語言的內在結構可以展示語言與世界的某種關系,但是不能陳述這種關系,因為陳述時需要另一語言來丈量現(xiàn)實與關于現(xiàn)實的話語之間的距離。這好比用尺子量物體的長度,然后想用同一把尺子量出尺子與物體之間的距離。不管用什么樣的恰當形象,反正這里說的是一個純粹自找失敗的高難度動作,是某種反身的后手翻或不可思議的豁然大悟:我們能跳到自己的影子上或看見自己看到了什么。在早年的維特根斯坦看來,任何諸如此類抓著自己的語言鞋襻把自己舉起來的事情都是根本做不到的。如果我們的語言能抓住自己的把手,那么罐頭蓋上隨帶的起子也就能自己拉開;不過,這正是歐洲現(xiàn)代主義潮流從未停止追逐的一個目標。《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也暗合這一潮流,因為與這個令人驚詫的神秘文本真正并列的既非羅素亦非弗雷格,而是喬伊斯、勛伯格、畢加索以及所有那些自嘲式的先鋒派藝術家,他們竭力以 自己的樣式再現(xiàn)并同時指向再現(xiàn)過程。任何這樣的努力都有某種獨特的自我解構性,同樣,《邏輯哲學論》也暗含著一種自我破壞的機制,因為它竟然荒誕地想要確立自己已經(jīng)非難過的東西,比如語言和世界的關系,因此它絕對沒有存在的資格,必然最終把自己擊碎。維特根斯坦在該書的結論部分神秘兮兮地說,讀者如果明白這些命題,就會知道這些命題是一派胡言。只有這些命題用作梯子,一登上去就把它們踢開,他或她才能看到真正的世界。《邏輯哲學論》以一處現(xiàn)代主義者的自嘲姿態(tài)把自己刪除了,僅僅通過它的突然內爆釋放的幽微光亮才將直理照亮。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維持根斯坦一直要求調到更危險的前沿陣地,這使軍事司令非常為難。他希望靠近死亡或許會使他遠未得到滿足的存在出現(xiàn)一點起色。他口袋里裝著《邏輯哲學論》草稿,蜷伏在語言極限的戰(zhàn)壕里,背上緊貼著死亡的黑暗,一下子變得啞口無言。你可以顯示你的意思,如揮手或微笑,但是你不能把它說出來。這可不是那種含糊不清的表達或虛假的說辭,如\"如果能告訴你的話,會讓你知道的\",而是嚴格在再現(xiàn)限度內進行的展示。所以,正是他以一種古典的批判姿態(tài)從語言自身的內部勾劃出語言的邊界,他在哲學可以說的事情和哲學最好保持沉默的事情之間劃出一條清楚的分界,可以說的是所有那些并不十分重要的事情,應該保持沉默的是那些重大的問題。關于這些重大問題,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偵探驚險小說家、托爾斯泰和糟糕的美國電影、圣約翰和門德爾松,他們也許會給我們提供一些特別的線索。后斯的維特根斯坦徹底丟開\"語言\'描畫\'世界\"的比喻,把它看作囚禁我們的又一個誤導的比喻:說什么語言與現(xiàn)實沒有距離,當然也不是說它們面對面地貼近,云云。不過,他仍然懷戀并追尋著那條終極邊界,一直追到歐洲外沿一個叫做基勒里的港口,幾年前,我就是在那個地方?jīng)Q定寫他的。

      從技術上講,基勒里港是愛爾蘭的惟一峽灣,風光旖旎,屬于康納瑪拉北部的一個蓋爾塔徹特(愛爾蘭說法)地區(qū)。這里幾乎算不上一個村莊,只有四五處茅舍,稱作羅斯鹿,維特根斯坦1948年從劍橋逃到這里。當?shù)貍髡f他養(yǎng)鳥寫字,我們后來讀到的《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大都在這里草草寫成。還有一些早期手稿維特根斯坦讓一個名叫湯姆·瑪爾克林斯的當?shù)貪O民在維特根斯坦住處的一個外間小屋里燒掉了。湯姆是維特根斯坦在羅斯鹿期間的家務幫手;許多年后第一次遇到他時,我?guī)е槐局Z曼·麥爾考姆的維特根斯坦《回憶錄》,里面提到一封維特根斯坦致羅素的信,信中甚為贊許地提到了湯姆。我把有幸出現(xiàn)在偉人們之間的他的名字指給他看,但他一點也不斷所動,這真讓我高興。不久前,我再到羅斯鹿參加愛爾蘭總統(tǒng)閣下主持的維特根斯坦故居揭匾儀式,那個茅舍成了一個青年活動營地。湯姆已經(jīng)在前一年去世了,我找到了一些年老的漁民,和他們談起那痊威嚴仰止的外國學者,他在生命的最后幾年,突然屈尊降紆地與他們生活在一起,我注意到他并沒有給他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還想知道他的身高,說話帶德語口音的還是英語口音,以及拍電影所需的其他內容。他講純正的上流社會英語,我猜對了。


      弗雷格是哲學家們的哲學家,薩特是媒體的知識分子,羅素是每個小店主心目中的圣哲。

      "伙計,這一切都有什么關系?"據(jù)說倫敦的一個出租車司機曾這樣問羅素,他認出坐在出租車后座上的人就是羅素。而維特根斯坦則是詩人、作曲家、劇作家和小說家們的哲學家,他那部了不起的《邏輯哲學論》中的片斷就曾被配上音樂。從一盤荷蘭制作的磁帶上可以聽出用婉囀動聽的聲音讀出這部著作中的句子,那是一種輕快的德語舞臺音調。也許是因為維特根斯坦由巨富而赤貧的一生有一種虛構或神話般的品質,他的一生比藝術還要藝術,很容易予以藝術再現(xiàn)。1987年我寫了一本關于愛爾蘭的小說(《圣人和學者》Saints and Scholars),其中寫到共和黨領袖詹姆斯·康納利、哲學家尼考萊依·巴赫金和維特根斯坦在蓋爾威的茅舍的一次重要會面。但是即便在這種細節(jié)里,真實性仍然勝過了虛構性,因為當時任伯明翰大學首席語言學教授的巴赫金(他是更出名的那位米哈伊爾·巴赫金的哥哥)的確是維特根斯坦最親密的朋友之一,維特根斯坦第一個對他朗讀過《哲學研究》。盡管巴赫金兄弟因蘇維埃革命的動蕩而失去了聯(lián)系,但兩人的著作非常相似。尼考萊依甚至不知道米哈伊爾還活著,后來他在巴黎一家書店偶然碰上了那本米哈伊爾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

      兩三年前,請我寫維特根斯坦的電影劇本,是因為我寫了關于他的小說。這個片子將在4頻道上作為系列電視劇《哲學家們》之一播出。這個哲學家系列劇由塔里克·阿里(是1960年代英國回應丹尼爾·考恩一本迪特的產(chǎn)物)制作,下屬的班頓公司為4頻道制作了反映所謂第三世界的精彩紀錄片。假設面對的是對維特根斯坦幾乎一無所知的觀眾,以戲劇的形式簡明扼要地向他們傳達哲學家的主要思想觀點,不可能講得很充分。導演德萊克·嘉曼是最激進和最有爭議的英國電影導演之一。他讀了劇本后問我為什么以劍橋為背景,我回答:"因為他主要生活在那里。"嘉曼告訴我:"我們不在劍橋拍電影。首先因為人們都在劍橋那個鬼地方拍電影。第二,劍橋的學院地收地皮費。"我們把背景改在滑鐵盧的一個棄置不用的攝制棚里,拍了兩星期才花了300000英磅,英國電影學院也給了一些經(jīng)濟幫助。

      我不會談導演如何把自己的劇本刪改得不成樣子,那種斤斤計較的敘述已經(jīng)屢見不鮮。我只說一點就足矣,代理人曾經(jīng)要把我的名字從攝制人員單上劃去,而英國電影學院則銃人吃驚地說服我把名字留在上面。嘉曼是一個特別杰出和膽量過人的電影導演,但他也像那些杰出的電影導演們一樣,對不能立即轉變成驚心動魄的視學形象的任何思想都沒有多少興趣。他會說我的劇本太羅嗦(像一個愛爾蘭人寫的東西),他說的疑很對。按他們說,電影不是一種詞語媒介,即使關于一個始終專注于語言的思想家的電影來說,翻新復如此。最后拍出來的電影不乏一些精彩的片斷,但也有一些令人掃興的地方。那些歐陸年輕人穿著黑皮夾克四處晃蕩,還裝出一副哲學家的樣子,他們以為斯賓諾莎可能是某種意大利面食。他們偶爾會把哲學家的無用性與互相擠到床上的興奮性做一個鮮明的對照,我以為這并不符合維特根斯坦的本意。有個怪模怪樣的人不時冒出來,說上一通莫明其妙的話。不過,卡爾·約翰遜長得很像路德維希,而且很哲學家的氣質,電影里還有其他一些令人佩服的地方。總之,在愛爾蘭和倫敦的拍片經(jīng)驗使我明白,在戲劇和電影里,作者的確是死了。即使沒有完全死掉,也只能和端茶的小伙計一起規(guī)規(guī)矩矩地坐在排演室的后面。無論自己的神圣文本正在遭受多么可怕的屠宰,作家必須告誡自己保持沉默,否則演員們就會收到矛盾的信息。這些人不是知識分子,他們對知識分子就像對街上人一樣,不摸底細而謹慎有加。對劇本的改動偶爾也感激的地方:當時正在愛爾蘭拍最后一集戲,演員們要求和我開一個討論會,因為劇本里有一些他們不太明白的地方。我給他們講解生活的意義,雖然聲嘶力竭但仍然不得要領,他們抓耳撓腮地坐在周圍,本子上記下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東西。

      把維特根斯坦的思想觀念拍成傳記片實在是一件出力不討好的事情,因為它們完全是明擺著的兩回事。早期的維特根斯坦仍然懷念著純冰一樣的哲學的精確性,懷念那些無數(shù)的形而上的巨大冰塊默默地向地平線延展。這是一幅壯麗的景象。但是他后來明白,在那個世界走路會摔個人仰馬翻。我們需要走在一個能磨擦的地方,能感覺到我們共同的人類實踐的那種粗糙性和不確切性。測量太陽的距離需要精確到毫米的程度嗎?某人不清晰的照片難道根本就不是一張照片嗎?如果抗議語言不是 一種確切的工具,那就好像抱怨蘿卜上奏不出曲子。于是我們就有了寫出《哲學研究》的后斯的維特根斯坦。他拋棄了苦行僧般的青年時代和水晶一樣的純潔性,竭力使我們回到混雜而多義的平常言語的粗糙地面上來。然而,與后期這種無終潔的、多元的、通俗的探詢形成最大反差的還是他本人:專橫而不容抗辯的家長作風,被一種令人疲倦的追求道德完美的熱情所驅使,非常熟練地隨時把任何擋他路的朋友扔在一邊。羅斯鹿的漁民不無沮喪地還記得他如何與他們保持著距離,湯姆·瑪爾克林斯為了不讓他那個易怒的主人聽到狗的叫聲而頗費精神。維特根斯坦是一個可愛而不可思議的人物;他本人實在不像那個如雷貫耳的哲學人物維特根斯坦。他是一個兼僧侶、神秘主義者和機械師于一身的惹人注目的人物。他是一個歐洲高大知識分子,但是像托爾斯泰那樣渴望返璞歸真。他是一個性情暴躁的極權主義者,但是卻永不滿足地追求著神圣的境界。我希望所有這一切在電影中有一定的反映。但奇怪的是,這與他后期思想里的謙敬隱忍觀念是相抵觸的。這個人一聽見那句英語成語\"世界有容乃大\"便大為感動,氣喘吁吁地評論說,這是至美至善的金玉良言。




      維特根斯坦寫道:"什么都隱藏不住,一切都任人觀睹。"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卻并非如此,他曾偷偷地搞過同性戀。如果說維特根斯坦的思想非常激進,那是因為他使我們的言語和實踐真正恢復了社會性。推翻了那種根深蒂固的自我形象,即把自我看作對自己私人的和不可言表的感官感覺進行思考的孤獨之物。能有一種私人的語言嗎?可以說,這就像一個人把錢從自己的一只手里換到另一只手里之后,就以為他已經(jīng)做了一筆金融交易。也可以說,就像一個人把手放在自己頭上,然后喊"我真的知道我有多高!"維特根斯坦對內在的東西沒有耐心,也沒有在耐心去崇拜\"個人經(jīng)驗\",他對所有那些自以為是笛卡兒式的術語及其到處滋生的個體主義政治不感興趣。我知道我受著痛苦,但是只能推測和推導出你在痛苦,這一事實就是我的痛苦和你的痛苦的不同之處嗎?一派胡言:聲稱我知道我痛苦,這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動詞"知道"只有在一定的懷疑語境里才有力量,現(xiàn)在遇到的不是這個問題。"我的確知道你此時的感覺",我說的這句話至少有時候是有意義的。我如何像接近你那樣地接近我自己?不需要勞神費力地將經(jīng)驗主義原子主義或浪漫主義個體主義的悠久傳統(tǒng)非神秘化所有這一切都已經(jīng)由一個飽受孤獨折磨的靈魂完成了。他曾經(jīng)問,人們以為我行為古怪?仿佛他們是在透過窗戶盯著窗外人的奇怪動作。他們不知道外面正下著暴風雨,不知道那個人每走一步都極其根難。維特根斯坦的路也走得非常艱辛,哪怕稍有出軌之舉,就會一蹶不振。所以他怪模怪樣地滿口倫理道德,深受把一切看作贖救或懲罰符號的清教主義狂熱病的侵害。倘若他不要講那么多道德,他對贖救的信心或許會更大。最后,他被放逐于純冰和粗糙地面之間,二者都不是他的家園;正像凱因斯在電影中評說的那樣,這是他的所有悲哀的根源。

      當然,他的社會位置并不好。我是說,他出身于一個荒唐而富有的家庭,雖然他竭力擺脫這種無能的標記并為此而一部放棄了屬于他的那部分錢財,但是他永遠清除不掉家庭出身給他留下的致命痕跡。他來自維也納,那是一個美食終日、肥脂流腸、熱中享樂的地方,是淫佚趣味和庸俗藝術的斗雞場,中產(chǎn)階級越來越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整個城市四肢僵硬,陰道干涸,陰莖萎垂。城里的人咳嗽,口吃,被癌癥和假懷孕的磨影所困擾,等待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診治。在邏輯實證主義者看來,數(shù)學可以治愈維也納的這種嚴重的腸胃氣脹。在這個充斥著奶油蛋糕和圓滾滾身體的哈布斯堡帝國,所有的一切都是絕無僅有的,純粹完整的。苦行僧的兒子輩像俄狄浦斯一樣造他們吃喝過度的父輩的反。在這場斗爭中,最糟糕的是他們中的一些魯莽之士自殺了,其中有兩個是維特根斯坦的兄弟。這種新的苦行僧哲學是純潔的,嚴明的,表里如一的;它是維也納所不是的一切。電影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中展開的,然后追蹤年輕的路德維希到曼徹斯特(他在那里發(fā)明了新型的航空發(fā)動機),最后到了劍橋,他從未放棄逃離那個玩具城的打算。他跑到愛爾蘭,后來到了一個孤零零的挪威峽灣(又一個盡頭),到了奧地利的一個寺院,在那里當園丁助手,最后又踢又喊不情愿地被拖回學術圈。他甚至在最黑暗的斯大林時代跑到蘇聯(lián),幾次拒絕當那里的哲學教授,而是要求做一個體力勞動者。他也許是我們這個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但他認為哲學沒有多少用處,催促他的助手們放棄哲學,正如他曾經(jīng)迎著國王隊列走上去,魯莽地要F.R.利維斯放棄文學批評。他只寫過一本書,屬于那種異端的哲學亞潮流,用笑話、警句、軼事釀造出全部復雜的思想,用直白的語錄或不經(jīng)意的頓悟表達出來。在哲學家一族中有各種各樣的灰諧家,從基爾凱郭爾和尼采到阿多諾和德里達,他們只有發(fā)明一種新的哲學寫作體裁才能講出他們的意思。《哲學研究》讀上去像一堆形象的集合或敘述斷片,驚奇而大聲地問我們一些無可無不可的問題。我們就像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家一樣,懷疑作者有若干答案,但他把答案都藏起來,逼我們自己解開秘密;熱情地邀我們參與進去,同時卻在我們周圍繞著圈子。對維特根斯坦而言,哲學是一種療治方法。如果說他對弗洛伊德疑慮頗深的話,那是因為(像電影中他說的那樣)要認識一個維也納人,必須通過另一個維也納人才行。藝術家們所以對他敬佩,部分明因為他本人就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優(yōu)秀藝術這,他用以表達思想的那種文學風格讓人覺得他一定是這個世界游刃有余的逍遙之人,其實他根本不是那樣的人。

      不管如何,這部電影公映了,倫敦到處可見年輕男女們穿著維特根斯坦T恤衫。批評家們熱烈地爭論著這個怪人的重要意義,而我正在等著好萊塢的電話。與此同時,我任編劇的愛爾蘭戲劇公司正在策劃一個將于貝爾法斯特上演的圣誕節(jié)啞劇,主有斯蒂芬·里厄曾在我的《圣奧斯卡》(Saint Oscar)劇中飾演過奧斯卡·王爾德。但是愛爾蘭共和軍剛剛炸掉了會場。有些批評家仍然相信藝術是一回事,政治是另一回事。但在愛爾蘭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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