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是對“三皇五帝”的統(tǒng)稱。嬴政并九州，掃六合，天下一統(tǒng)，自認(rèn)為“德兼三皇，功蓋五帝”，便將“皇”“帝”這兩個最崇高的稱呼結(jié)合起來，作為國家最高統(tǒng)治者的稱號?；实巯碛凶罡叩臋?quán)力和榮譽，凡是與皇帝有關(guān)的名稱，別人不得享用，比如皇帝的自稱“朕”，皇帝的名號等，都是皇帝的專利，別人不得使用，使用則為“僭越”，僭越就會殺頭。“文景之治”中的文皇帝劉恒，當(dāng)上皇帝后，除了人間不得用“恒”，就連古人《道德經(jīng)》里面的“恒道”也改成了“常道”，把恒山改為“常山”，這還不算，還把月亮里的恒娥改名為“嫦娥”。

如此霸道又流芳千古的皇帝，在歷史上卻甘為一個人而跪拜，留下千古佳話。那么，身為皇帝，他為什么甘愿跪拜，這個受拜的人又是誰呢？

漢文帝僥幸成皇帝

漢文帝崇尚道學(xué)，是“文景之治”的主角，也是《二十四孝》中“親嘗湯藥”的主角，他在位23年，親手締造了中華文明邁入帝國時代后的第一個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時期的“休養(yǎng)生息”，不僅是中國經(jīng)濟文化高速發(fā)展的偉大時代，也為漢武帝反擊匈奴儲備了基礎(chǔ)和條件。

漢文帝崇尚道學(xué)，實行無為而治的政策，與他的出身和母親的感恩觀念有關(guān)。這需要從劉邦說起。

漢文帝自幼受母親和義母的影響，對《道德經(jīng)》推崇備至。登基后，他要求大臣們都要熟讀《道德經(jīng)》，并且要大家推薦高道，以備顧問。后來，有人推薦河上公，因居于河邊，世稱“河上丈人”或“河上真人”“河上公”，是齊地瑯琊一帶的著名方士，黃老哲學(xué)的集大成者，于是派人前去傳旨，要他前往朝廷論道

河上公對使者說：“道尊德貴，豈可他人代問？”于是文帝御駕親臨，向河上公請教。但文帝心有不甘，就問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且老子運：‘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你雖為高道，莫非朕之子民乎？”

河上公道：“貧道知圣君至也。然未聞乎我與真我乎？人有神有體。貧道之神魂在道，而不在乎人也。道在肉身，雖身在俗世，卻是道主肉身，實屬身不由己。貧道神游乎上，不為人世所累，心不在塵世，亦可為臣民歟？”

文帝聽此一說，心中一驚，斷定此人必是高人，立馬下車，跪拜于地：“朕實在是無德無才，承蒙祖上福蔭，繼承帝業(yè)。但才疏學(xué)淺，深為憂難，恐難堪大任。雖一心向道，但因愚陋，難明真義，祈望教誨。”

見文帝一片誠意，有且聞文帝治世有方，河上公便將兩卷經(jīng)書授與文帝。文帝十分珍惜這兩卷經(jīng)書，從此手不釋卷，精心鉆研《道德經(jīng)》。

文帝的道學(xué)修養(yǎng)與為政之舉

漢代崇尚道德家并非自文帝始，劉邦出身下層，深知民間疾苦，又經(jīng)多年戰(zhàn)亂，民生艱難，加之身邊大臣張良、蕭何、曹參、陳平等均推崇道家無為而治思想，到了劉恒時期，因為他為庶生而非嫡生，自幼受道的思想影極深，所以終生守道而謹(jǐn)慎，即便朝廷來人通知他去繼位，他也沒有及時答復(fù)，而是征求身邊大臣的意見，并請示母親。

他的而母親薄太后深通《老子》，南懷瑾老師說：她母親運用了無為之道、用而不用的原理，先派一位大使前往觀察，收集情報。

這時劉恒還是代王，并沒繼位，諸呂被誅滅后，朝中大權(quán)實際為太尉、右丞相周勃所掌控。當(dāng)劉恒從遙遠(yuǎn)的邊塞來到了帝都城外的渭橋時，周勃早就率領(lǐng)文武百官在此跪迎接駕，劉恒深知此局勢的微妙，況且自己還只是一個王，所以立即下跪回拜，這以跪，體現(xiàn)的正是老子“謙德”。

劉恒左膀右臂，一個張武，一個宋昌，都深習(xí)黃老之學(xué)。當(dāng)周勃跟劉恒說：我和你有幾句話要單獨說。宋昌就阻止道：不行。你若稟報公事就當(dāng)眾說，何必退一步單獨說？這就是老子無私思想的臨機運用。

周勃于是將皇帝的玉璽奉上。但劉恒接過玉璽，并沒下達(dá)諭旨，只說初來乍到，情況不明，且可以當(dāng)皇帝的人也并非他一人，但可以暫為代管。

劉恒接過御璽，也沒有立即即為，只住在驛館就長達(dá)九個月之久，不理朝政，只在觀察情勢，因為劉家宗室尚有別人，且掌有兵權(quán)的老將們，隨時可以起兵謀反，一顆玉石大印，說明不了什么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