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十月二十日，大明九邊重鎮(zhèn)之一的薊州發(fā)生了一場兵變，史稱薊州兵變。

通過《明史·神宗本紀》沒有任何相關記載的情況來看，這次兵變似乎并不起眼，《明神宗實錄》中雖然記載了這次兵變，但也是一筆帶過的說明了兵變的起因“防海兵以要挾雙糧鼓噪”及兵變的結果“擒其倡亂者正法，余黨盡驅南返”。

萬歷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己未，防海兵以要挾雙糧鼓噪，薊鎮(zhèn)督、撫、道臣擒其倡亂者正法，余黨盡驅南還。奏聞兵部覆請，報可?！睹魃褡趯嶄洝?/strong>

張居正于萬歷十年病逝后，萬歷朝的兵變就開始接連不斷地發(fā)生，其中規(guī)模和影響力較大的有萬歷十一年的廣東羅定兵變、萬歷十三年的四川建武所兵變、萬歷十五年的鄖陽兵變、萬歷十七年的云南永昌兵變和萬歷十九年的京營軍官嘩變，所以，在《明史·神宗本紀》的編撰者看來，因防海兵“要挾雙糧鼓噪”而發(fā)生的薊州兵變很是尋常不需要特意提及。

然而，根據(jù)《兩朝平壤錄》中的記載來看，發(fā)動薊州兵變的防海兵是駐防于薊州的南兵，再根據(jù)《明史·王保傳》中“薊三協(xié)南兵營，戚繼光所募”的記載來看，這些防海兵其實就是戚家軍。確定了發(fā)動薊州兵變的防海兵是戚家軍后，這場兵變就顯得不那么尋常了，因為戚家軍一向以軍紀嚴明著稱于世，連戚家軍都能因為糧餉問題而不顧軍紀發(fā)動兵變，難道真得是一分錢難倒英雄漢嗎。

結合《兩朝平壤錄》中“南兵撤回時，以王賞不給鼓噪于石門寨”和《明史·王保傳》中“（南兵）道石門，鼓噪，挾增月餉”的記載來看，戚家軍發(fā)動薊州兵變的原因確實是糧餉問題，但是《兩朝平壤錄》中“（王保）遂以激變聳惑軍門”卻使薊州兵變顯得頗為耐人尋味。

平壤南兵撤回時，以王賞不給鼓噪于石門寨。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遂以激變聳惑軍門，千三百名保盡誘殺之，人心迄憤惋，故招募鮮有應者?！秲沙饺冷洝?/strong>

“遂以激變聳惑軍門”說明兵變是王保為誣陷戚家軍而找的借口，戚家軍很有可能并未發(fā)動兵變，并且根據(jù)戚家軍在同兇悍的倭寇作戰(zhàn)時的戰(zhàn)損來看，如果《兩朝平壤錄》中“（戚家軍）千三百名保盡誘殺之”的記載是準確的，那么就可以確定當時的戚家軍并沒有攜帶武器，所以，只要能證明《兩朝平壤錄》中戚家軍損失“千三百名”的記載為為真，就能得知戚家軍到底有沒有發(fā)動兵變。

距離兵變發(fā)生一年前的萬歷二十二年十月初三，遼東巡撫李化龍曾在奏疏中提到：“南兵東征稍有損傷，合無仍募足三千七百名”，距離兵變發(fā)生兩年后的萬歷二十五年，兵部的一道奏疏中曾提到：“原議調發(fā)南兵兩千名”，再結合《兩朝平壤錄》中薊州兵變后戚家軍“招募鮮有應者”的記載來看，《兩朝平壤錄》中戚家軍損失“千三百名”的記載確實是真的，所以，戚家軍雖然因糧餉問題而發(fā)生了鼓噪，但卻沒有發(fā)動兵變。

査得吳惟忠所領浙兵，原系防倭兵數(shù)，前者東征稍有損傷，合無仍募足三千七百名，其安家銀兩即取足于寬奠募兵銀內，或即于臺兵內抽補，令駐扎山海、石門等處操練，遇有倭警，調發(fā)鳳凰城一帶防御，無事仍回薊鎮(zhèn)。——李化龍《撫遼疏稿》

如此一來，薊州兵變的真相也就清楚了，沒有攜帶任何武器的戚家軍僅因糧餉問題忍無可忍而發(fā)生了“鼓噪”，結果卻遭到了薊州總兵王保的誘殺，損失了“千三百名”，并且根據(jù)《明史·王保傳》和《明神宗實錄》中的記載，事變發(fā)生后，雖然有戴士衡、汪以時等正直的御史替戚家軍鳴不平，主張對王?！扒补侔磫枴?，但是在御史馬文卿和兵部尚書石星的顛倒黑白下，王保竟然成了平定兵變的功臣。

薊三協(xié)南兵營，戚繼光所募也，東征撤還，道石門，鼓噪，挾增月餉，保誘令赴演武場，擊之，殺數(shù)百人，以反聞。給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時言南兵未嘗反，保縱意擊殺，請遣官按問。巡關御史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書石星附會之，遂以定變功進保秩為真，蔭子?！睹魇贰ね醣鳌?/strong>

那么，問題也就來了：王保為何在誘殺了戚家軍后還能被石星和馬文卿說成是平定兵變的功臣？

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還得從戚繼光為何要組建戚家軍說起。

岑港之戰(zhàn)后，戚繼光痛感衛(wèi)所制的敗壞和衛(wèi)所士卒戰(zhàn)斗力的低下，決心編練一支軍紀嚴明、戰(zhàn)力強悍的新軍來抵御倭寇，于是在嘉靖三十六年二月，戚戚繼光向總督胡宗憲提出了練兵之議，結果到嘉靖三十七年，胡宗憲才同意了戚繼光編練新軍的建議，當年十一月，三千七百名戚家軍編練完成，隨即開赴臺州前線抗倭，取得了重大勝利。

隆慶元年，戚繼光和戚家軍被調至薊州，在這里，戚繼光提出了以戚家軍為教導隊練兵十萬的建議，結果是泥牛入海。

出現(xiàn)這種情況并不奇怪，因為戚繼光練兵的核心是將領專兵、募兵為主和嚴明軍紀，雖然這些是戚繼光為重振大明軍威而提出的，但將領專兵是那些掌握軍政大權的文官所絕對不能容忍的，募兵為主又是那些靠兼并軍屯田地、壓榨衛(wèi)所士卒取利的武將中的保守勢力所絕對不能容忍的。所以，戚家軍因糧餉問題而發(fā)生“鼓噪”后，武將中的保守勢力王?！氨M誘殺之”、馬文卿和石星將王保說成是平定兵變的功臣也就不難理解了。

理解了這些，再來看文官在薊州兵變發(fā)生后將“南兵鼓噪罪首叛胡懷德及偽軍師李無逸等凌遲、斬首有差，仍令梟示各邊鎮(zhèn)”的處理方式，就不難發(fā)現(xiàn)文官正是想通過坐實戚家軍發(fā)動兵變的方式來證明戚繼光練兵的建議根本行不通，進而防止再有其他人效仿戚繼光。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薊州兵變就是武將中的保守勢力和文官針對戚家軍的聯(lián)合絞殺。

【璽言春秋明末歷史第五十三講，參考文獻：《明史》、《明神宗實錄》、《兩朝平壤錄》、《撫遼疏稿》、《明史紀事本末》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