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后世譽為晚清“中興第一臣”的曾國藩，不僅在治家教子方面被公認為能人，而且在知人識人和善于用人上也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他知人善用，把身邊的人才團結或凝聚在一起，發(fā)揮他們各自的長處，為實現(xiàn)其政治抱負而建言獻策，乃至不惜獻出生命。太平天國的石達開稱其為“不以善戰(zhàn)名，而能識拔賢將”。

曾國藩對用人之事，尤其一套獨到的見解。他在“應詔陳言疏”和其著作《冰鑒》中，系統(tǒng)闡述了招攬人才的“訪求之道，考察之法和待遇之方”。

曾國藩在復李黼堂函云：“求人之道，須如白圭之治身，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復方存之函云：“搜求人才，采納眾議，鄙人亦頗留心，惟于廣為延攬之中，略存崇實黜華之意，若不分真?zhèn)?，博收雜進，則深土之士，不愿牛驥同皂；陽驕得意，而賢者反調頭而去矣”。綜合分析其信函所言：“訪求人才之道”，既要求賢若渴，廣采博收；又要分辯真?zhèn)?，慎選擇優(yōu)。

曾國藩認為，訪求人才固然要留心，而考察人才更須講究。他說：“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并重。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為核實乎？”他的意思是以“考言為主”。但又補充說：“此法不能適用于人人”。還得觀其志趣、品行。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看他在八小時以外和什么人交往，周邊的群眾對他有什么反映，也就是他的工作圈、生活圈、交際圈。他在復方子白的信中說：“凡人才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guī)，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人既高明。賢否智愚，所由曲矣”。對于品行的考察更有具體的標準，他說：“大抵觀人之道，以樸實廉潔為質；以其質而博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則長處亦不足恃”。對政治人才的考察，曾國藩則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二語為尺度。從其上述所言來分析，曾國藩的考察人才之法，所謂“滴水不漏”篤實可行矣。

人才既經(jīng)考察任用，其待遇之法，若何？曾國藩對次亦有獨道見解。他認為“人才有高卑之別，待遇之法，亦因人而異”。他在復李悠泉信中說：“高明者好顧體面，獎之以忠，則勉而為忠，許之以廉。若是者當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即薪水稍優(yōu)，夸許稍過”；而“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記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放之稍寬者日肆”，所以，“其才高者因宜另眼看待，其才卑者因宜執(zhí)法為繩”。

曾國藩在闡述獎賢罰卑的用人之道中，一再強調：“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所以，他又指出，為官者應有父兄愛護之意，師弟督課之風。他在日記上寫道：“為督撫之道，即與師道無異，其訓示屬員殷殷之意”，即“與人為善”之意，也就是孔子所倡導的“誨人不倦”。綜合分析，曾國藩對人才的待遇之方，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獎賢罰卑，二是循循善誘，真正做到了重獎人才，催人奮進的最終目標。

經(jīng)過多年的宦海生涯，曾國藩將其用人之道，精辟的概括為：“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

毋庸置疑，曾國藩的選人用人觀，其目的是為維護封建統(tǒng)治選拔有用之才。但他的選人用人之法，在今天還有許多值得學習借鑒和研究利用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