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明朝一南一北兩個首都,兩個朝廷,兩套官員,很多朋友都會產(chǎn)生疑問,這樣不會亂嗎?以下我對明朝的兩京制度,進行簡單的介紹與分析,希望能對大家有所裨益。 我國兩京制度的起源及實施的王朝兩京制度又叫陪都制度,顧名思義即兩個都城。這一制度最早源于西周初年,當時周王室的國都在鎬京(今天西安附近),地處關(guān)中,周武王滅商建周后不久,曾一度出現(xiàn)王族與殷商殘余勢力勾結(jié)的“管蔡之亂”,為了更好的管控中原地區(qū),周公興建雒邑(即后世的洛陽)作為陪都,布置軍隊監(jiān)控中原,這也是我國歷史上最早施行的兩京制度。后世的大一統(tǒng)王朝如漢、隋、唐、明、清以及分裂小王朝如北魏、北齊、北周等都采用兩京制度,可以說這一制度歷史悠久,源遠流長。 兩京制度的產(chǎn)生原因歸納總結(jié)這些朝代,其施行兩京制度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明朝洪武年間的兩京我國的歷史都城,按照地理位置劃分,大致可以分為以長安、洛陽、開封為代表的“黃河流域都城”、以北京(大都)為代表的“環(huán)渤海地區(qū)都城”、以南京(建康)為代表的“長江流域都城”。在元代之前,“黃河流域都城”是最受歡迎的,大一統(tǒng)王朝基本都喜歡在此定都。元代以后,“環(huán)渤海地區(qū)都城”和“長江流域都城”開始受到青睞。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的勢力范圍主要在南方的長江流域。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府稱帝,同時定都于此,并改名為南京。但朱元璋對于南京作為大明的都城并不滿意。一方面南京雖號稱六朝古都,但這六朝(孫吳、東晉、劉宋、南齊、南梁、南陳)都不過是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權(quán),且國祚不長,傳國不遠,定都于此很不吉利;另一方面,元朝勢力還沒有徹底清除,北方的燕云十六州甚至更遠的草原沙漠才是同蒙元較量的主戰(zhàn)場,南京偏安長江一隅,鞭長莫及,不利于軍事戰(zhàn)略部署和作戰(zhàn)指揮,因此在大明剛剛建立之初,朱元璋就有心向北遷都,只不過他最初考慮的都城并非是北京,而是開封。
明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徐達帶領(lǐng)北伐軍攻取河南,此時許多人向朱元璋建議定都汴梁。四月,朱元璋來到汴梁城考察。五月,改汴梁路為開封府,將開封縣并入祥符縣,至此兩縣合一,置河南中書分省,省治開封府。同年八月,朱元璋下詔:“其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朕于春秋往來巡守”,以開封府升格建為北京,位居陪都,重建開封城,改土城為磚城。 其實早在當年四月他考察汴梁時就發(fā)現(xiàn)了,這里是四面受敵之地,并不適合建都。但是當時尚未統(tǒng)一全國,無論從歷史意義還是地理位置上,汴梁都有助于穩(wěn)定當時中原地區(qū)的局勢,這才將其定為“北京”,屬于臨時救場的舉措,后面到了洪武十一年的時候,撤銷了開封“北京”的稱號。 此外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又向臣子們“征詢”建都的地方,無疑是長安、洛陽、金陵、汴梁、大都這幾個地方,其實他本人心意已決,將自己家鄉(xiāng)臨濠(今安徽鳳陽)定為中都,建立與帝年王規(guī)格一樣的城池宮殿。只不過后來因為耗費太大,而且鳳陽這個地方實在不適合做都城,這才作罷,只保留“中都”名號以及修建朱元璋先祖陵寢,在實際功能上并不算真正意義上的陪都。 這里總結(jié)一下知識點了,以后如果提到明朝的兩京,我們不要一上來就說南京北京,實際上在明朝初期的時候是南京和開封(雖然開封在當時也被稱為“北京”),另外還有一個“中都”鳳陽,因此明朝的兩京制度應該是“兩京一都”。 永樂年間遷都北京,正統(tǒng)年間正式確立兩京制度永樂皇帝朱棣“靖難”篡位成功,占據(jù)了南京城,成為了大明的皇帝。由于燕王時代的朱棣就藩于燕地,多次與蒙元殘余勢力作戰(zhàn),深諳燕地的戰(zhàn)略重要性,此外他多年來苦心經(jīng)營北平,其勢力多在彼處。因此即位的第二年(1403年),就改北平為北京,稱為“行在”(天子行鑾駐蹕的所在,就稱“行在”)且常駐于此,如今的北京也從此得名。此后經(jīng)過了近二十年的準備工作,永樂十九年(1421年)正月,明朝中央政府正式遷都北京,以順天府北京為京師,應天府則作為留都稱南京。 不過,在明仁宗、明宣宗兩朝,北京一直被稱為“行在”,即皇帝率文武百官駐扎的臨時首都;這也就意味著南京還是大明王朝的首都,畢竟,它是太祖所定之都。到了明英宗正統(tǒng)六年,明英宗下諭“改給兩京衙門印”,北京各衙署去“行在”二字,南京各衙署加“南京”二字。自此北京才成為正式首都,南京被稱為“留都”,即“置官留守的首都”,這意味著南北兩京制度的最終確立。 再次歸納知識點,雖然朱棣遷都北京,但兩京制度的正式確立,是在明英宗正統(tǒng)六年。 南京留都的作用及機構(gòu)人員組成朱棣遷都北京后,出于種種考慮,仍保留了南京的都城地位,施行兩京制度。主要原因是明代全國的政治經(jīng)濟形勢與唐宋時期相比已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jīng)濟文化中心南移,南北相對的兩京制度便是封建王朝對這種新格局的適應和調(diào)整。作為陪都的南京,政治功能雖大不如前,可是卻逐漸成為江南地區(qū)甚至全國的經(jīng)濟中心與文化中心。 雖說隋、唐兩朝也有長安、洛陽兩京,但明顯可以看出,大明王朝的“兩京制”與之相較有很大的不同——留都南京里面留置有一套與北京中央機構(gòu)相差無幾的政府部門,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內(nèi)廷的太監(jiān)體系,一應俱全,堪稱“朝廷的備份”?!皟删┲啤钡男纬?,使北京成為明朝的政治、軍事中心;南京則成為明朝的經(jīng)濟和文化中心。帝國的南北達到了一種很好的平衡。 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已經(jīng)遷往北京,因此南京各衙門的官員很少,職權(quán)范圍也只在南京。因此雖然官員品級上與北京持平,但實際權(quán)力上卻天差地別。南京各衙門官員多為虛銜,公務(wù)清閑,到此任職,則被稱為“吏隱”。因此當時的人把南京看成養(yǎng)老之地,官員由北京調(diào)往南京,往往就是一種心照不宣的貶謫。 此外,除了各種“吏隱”,南京城還有一類人的存在,即勛臣。所謂“勛臣”,即指國家元勛的后裔,這些人所構(gòu)成的集團也稱世襲貴族集團。該集團中比較著名的有開國第一功臣徐達的后人魏國公徐弘基;開國第一猛將常遇春的后人懷遠侯常延齡;開國第一謀臣劉伯溫的后人誠意伯劉孔昭等。盡管這些人都有一個超級牛的祖上,但作為功臣之后,他們世代被國家豢養(yǎng)了起來,在政治上并不具有很大發(fā)言權(quán),只好悠游林泉,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自小嬌生慣養(yǎng),養(yǎng)尊處優(yōu),動腦、動手能力相對較差。 衙門官員、太監(jiān)、勛臣三類人員共同組成了南京政府部門。 明朝兩京制度的危害明朝中后期,黨爭日益嚴重,在北京失意的官員多集中在南京。一時之間,南京頓時成為反對派的大本營。于是便出現(xiàn)了對立的兩黨各據(jù)一京,互相貶斥,針鋒相對的情況。我們知道有有一種說法,即明朝亡于黨爭,雖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黨爭的確使大明王朝產(chǎn)生了嚴重的內(nèi)耗。這其中兩京制度和南北兩京的存在,在客觀上為黨爭提供了方便的大門,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兩京制度可以稱為取禍之道。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南明王朝沒能像南宋一樣占據(jù)半壁江山茍延殘喘,一部分原因就是南京官員的存在,這些官員大多為政治上失意的東林黨人。這些人在南明弘光政權(quán)建立之時,就起到了攪屎棍的作用。大致原因就是東林黨之前曾反對福王朱由菘的父親老福王朱常洵出任萬歷皇帝的太子,現(xiàn)在崇禎皇帝死后三個兒子不知所蹤,堂弟福王朱由菘如果繼位,東林黨怕被清算,于是始終反對朱由菘當皇帝。 福王無奈之下,只能尋求江北三鎮(zhèn)的武將支持,雖然最后順利繼位。但造成了兩個問題:
南明王朝的先天不足導致了他沒能劃江而治,而這其中黨爭便是罪魁禍首,再往深層次追尋的話,明朝后期南北兩京的政治對立,早就埋下了覆亡的禍根。 總的來說,明朝的兩京制度是順應時代發(fā)展的必然產(chǎn)物,有適應經(jīng)濟文化需求發(fā)展的內(nèi)在因素,也有抵御外族,軍事戰(zhàn)略部署的外在因素。兩個朝廷最開始并未顯露出政治上的先天弊病,但隨著黨爭的日益嚴重,明朝的兩京制度在客觀上給黨爭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加速了明朝的滅亡,我想這應該是朱元璋、朱棣等人所始料未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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