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到“心即理”這個話題時，首先要明白宋學與明學的不同之處。

正如日本岡田武彥所說：“宋學以性（理）為歸宿，而明學則以心為歸宿。宋學是宗性之學，即性（理）學，而明學則是宗心之學，即心學?！?/p>

這段話的意義，不僅揭示了宋、明之學的理論大分界所在，更揭示了陽明心學的核心主張“心即理”的思想變化的前世、今生。

在談到“心即理”以前，我們先要講一個重要的宋代理學的哲學主張，即是由二程先生所提出而為朱子所豐滿的“性即理”學說。

何謂“性即理”？

即是“本性即是天理”之意，按照小程先生程頤程伊川的說法“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而因于性稟受于理，所以說“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p>

而“心即理”的提出者并非是王陽明，而是南宋的陸九淵，他說“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有理，心即理也”。

那么這里就牽扯到兩個問題，一是性與心的區(qū)別：二是“性即理”與“心即理”的差異與融通。

我們先來看南宋朱熹的看法，他據北宋大儒氣學派一代宗師張載張衡渠的“心統性情說”而提出“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我們再來看王陽明的說法，他說“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王陽明先生關于“心即理”提出的歷史話題。

按照《傳習錄》的記載，王陽明提出的“心即理”說是正德7年（1512年），是距王陽明龍場悟道約兩年的時間，也就是在“知行合一”說提出之后兩年開始正式提出“心即理”學說的。

那么，這里又有一個問題，同樣是“心即理”，王陽明的“心即理”與陸九淵的“心即理”有何不同呢？

我們來看《傳習錄》的記載：

王陽明的首席弟子，也就是他的妹夫徐愛，向王陽明求教“至善只求諸心，恐與天下事理有不能盡?！?/p>

王陽明答道：“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請注意，王陽明在“心即理”的背后又有一個哲學命題“心外無理”。

后來他又說：“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

這里，王陽明對朱熹的一個說法提出了異議，這個說法源于《大學或問》一書，朱子講“人之所以為學，心于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

王陽明批判道，此說“是其一分之合之間，而未免已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

接著，他將“心即理”與“知行合一”說進行了聯貫。

他說“求理于吾心，此圣門知行合一之教。”

我個人的理解，人之心分為道心和人心，當然這也是相似分法，并非究竟之說，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這道心即是性，“心即理”也就是“人之道心是天理”之意，這是見道言，但并非成道言也。

因為人心和道心本是合一而不分的，從究竟的角度，“心即理”更通徹，此心是人心與道心混一而不分之言的，故比道心即“性”更進了一步。

故修學之次第，應是先見“性即理”，然后再打為一片而呈“心即理”境地。當然，上等根器者，可直入“心即理”境地。

這便是“心即理”學說的前世、今生的思想大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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