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南鏟史官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薄兑讉鳌?/strong>

服飾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和象征，遠古時代，便為統(tǒng)治階級賦予了特殊的含義和濃重的色彩。因服飾本身所具有的豐富的文化內涵以及顯性的文化符號特征，統(tǒng)治階級常把服飾賞賜作為重要手段，將皇家的榮耀和恩賞賜予臣民，以示優(yōu)遇。

而以章服為主的宋代服飾賞賜，對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能折射出社會的某些面相。

一、宋代章服賞賜的內容

章，即官吏的佩飾，主要指官服上佩戴的魚袋、革帶。服，是指官吏的服飾，以紫衣、緋衣為主。推行章服制度的目的在于區(qū)別官職之高下，地位之貴賤。

章服制度化始于隋、唐，三品官以上服紫，佩金魚袋，五品官以上服緋，佩銀魚袋。宋初，因襲唐制。宋神宗元豐年間規(guī)定，階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緋。

一般而言，賜章服是指官品未及，不能服紫、緋的官員，朝廷特賜改轉服色，賜予紫、緋服以及相對應的金、銀魚袋。

緋衣、紫衣

宋代，賜緋、紫主要依據年格和事功，無論其賞賜的標準如何，均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依據年格改轉服色，多隨朝廷中的政治事件如郊祀、登基等推恩而行。如宋太宗雍熙元年郊祀大典后，政府允許升朝官服緋、綠達20年的官員，依次賜予紫衣、緋衣；宣和七年十二月，宋欽宗即位，大赦天下，承務郎以上服綠、緋及15年的官員，并與改轉服色。

除在重大政治事件時依據年格改轉服色外，宋廷還規(guī)定，外任官員如諸路轉運使任職至10年者，也可獲賜章服。

依據特恩賜紫、緋服，最初只是在較小的范圍內進行，見諸史實的多是對個別大臣的賞賜。隨著各項制度的逐步完善和調整，依據特恩予以賞賜逐漸擴大到某類品官。如宋仁宗嘉祐三年規(guī)定，三品轉運使朝辭上殿日特賜章服；南宋初年，更是明確規(guī)定以下三種情況可賜紫、緋，即自庶官遷至六部侍郎、待制，或因出奉使者，或憑借任職的年數(shù)和勞績。

總體來說，宋代官員改轉服色的時間在縮短。另外，改轉服色的資格在降低，通過特恩獲得賞賜的隊伍在擴大，這些都使得有宋一代獲賜章服的對象越來越多，漸呈膨脹之勢。

魚袋

作為章服制度的一個重要構件，魚袋的作用和含義變化最為明顯。最初，魚袋只是出入宮禁的符契，可防詐偽。唐玄宗開元以后，規(guī)定服紫、緋者需佩魚袋，魚袋遂成為章服制度的一部分。

宋制與唐不同，唐朝的魚袋以袋盛魚符，而宋代的魚袋，內已無魚符，只是在袋上用金、銀飾為魚形，垂掛在公服的后面，以明尊卑、高下，失去了符契的作用。

雍熙元年，南郊大典后，宋太宗以魚袋賜予近臣，內外升朝文武官開始佩飾魚袋。服紫者，佩以金魚袋。服緋者，佩以銀魚袋。若賜以紫服，則佩以金涂銀魚袋。京官、幕職州縣官獲賜紫、緋的同時，也可佩魚袋。

當時規(guī)定，親王、武官、內職、將校不佩魚袋。不過，這一規(guī)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突破。如陳堯咨以龍圖閣學士換觀察使，即以文官換武職時，似有所不甘，“愿佩金魚以示優(yōu)異”，這一請求被獲準。而自熙寧八年始，親王也可佩玉魚袋。

魚袋一般為金、銀質地，但也有玉制的，多與親王玉帶相配。如熙寧八年，宋神宗賜岐王趙顥、嘉王趙玉帶各一條，二王為避嫌，請配以金魚，后詔賜玉魚。親王服玉帶佩玉魚自此始。

二、宋代章服賞賜的對象

宋代，從章服賞賜的發(fā)放上，可分為定期賞賜和臨時賞賜兩種。出于政治和軍事等需要，定期賞賜的規(guī)模較大，一般針對官員發(fā)放。臨時賞賜雖規(guī)模不大，但涉及的社會層面較廣。

皇親貴戚

宋代，為防止內亂，采取了多種防范措施，如不許宗室成員染指具有實權的高官職位，以防其進入權力中心等。與此同時，為保證天之驕子的尊貴地位，又賦予其極高的政治地位和優(yōu)厚的經濟待遇。

如前文所述，宋神宗時，賜嘉、岐二王玉魚袋佩玉帶，并成為定例。又如宗室節(jié)度使帶同平章事者，特賜球文方團金帶、佩魚。

高、中級文官

除享有極高的俸祿外，宋代的中高級官員還可在皇帝登基、誕圣節(jié)、郊祀、明堂大禮等活動中獲得章服賞賜。高級官員在其生日、受命、朝見、辭別、致仕等特殊的日子和場合，還會得到特別的賞賜。

史載，親王、宰相、使相生日時，可獲賜衣五事。以宰相為首的高官，在初拜宰輔，或受命入謝時，有獲賜服飾的機會。

使相朝見、辭別時，朝官出知為外任官等，均可獲得賜衣。尤其是使相所獲賞賜級別最高，物品最多，朝見時可獲“賜衣五事，金帶”，辭別時又可獲“賜窄衣六事”的賞賜。

高官致仕后，在舉行大禮及皇帝登基等重大事件中，常有機會得到襲衣、金帶的賞賜。如宋仁宗皇祐二年，明堂大禮成后，特賜內外致仕文武升朝官以上官員粟、帛、羊、酒等，而太子太傅杜衍、太子少師任布更獲得了襲衣和金帶的賞賜。而此類賞賜也由此成為定例，規(guī)定自兩府致仕的官員，大禮后皆賜衣、帶、器幣等物。

宋代對中高級官員的賞賜，次數(shù)之多，數(shù)量之巨，令人咋舌。這些服飾賞賜多以心理情感為紐帶，有著較為濃厚的人情味，通過心意感召來實現(xiàn)君臣上下的互動，既能拉近皇帝與大臣之間的心理距離，也更易于激發(fā)大臣對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進而盡心竭力、心甘情愿地為國效忠。

一般文官

一般官員雖無法享有像中高級官員那樣優(yōu)渥的賞賜，且賞賜的機會也遠遠少于中高級官員，但因其隊伍數(shù)量龐大，每年也需有大項支出。與高、中級官員相比，一般官員的賞賜更趨于事功賞賜，賞賜事由較多。

將帥與士兵

以上多述及文官系統(tǒng)，在宋代，對將帥、士兵的賞賜為經常之舉。自宋朝建立起，戰(zhàn)事連綿不絕，危機四起，國家?guī)锥忍幱谖Ｍ龅木车?。為鼓舞士氣，提高將帥的忠誠度，即使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宋廷仍常有大規(guī)模的賞賜之舉，其中就有不少屬于章服賞賜的內容。

皇帝在巡幸、校閱時常賜衣給將士。如乾道二年十一月，宋孝宗巡幸大教場，賜將士鞍馬、金帶。在將帥出征前及行軍途中，皇帝常將服飾作為激勵戰(zhàn)功的賞賚，并由此體現(xiàn)出皇帝對在外將帥的殷殷關切之情。如乾德二年十一月，在忠武軍節(jié)度使王全斌攻蜀前，宋太祖賜其金玉帶。

服飾又是戰(zhàn)功賞賜的重要物品。大規(guī)模戰(zhàn)爭開戰(zhàn)的前夕，宋廷往往需要籌備大量包括服飾在內的物資，作為獎掖戰(zhàn)功的賞賜。如皇祐四年，宋廷曾發(fā)放給狄青錦襖子、金銀帶各200領、條，以備軍功。

南宋，因形勢所迫，政府獎掖將領、士兵的服飾次數(shù)更多。中興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岳飛等都先后獲賜過金帶。

外國使節(jié)

自西周以來，中原王朝常利用服飾賞賜作為彰顯國威、宣揚儒家禮儀與教化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宋朝也不例外。

對于貢使入宋進貢，宋政府一律給予優(yōu)厚的回賜，回賜中多有章服賞賜。其中，因遼朝的特殊地位，對該國使節(jié)的賞賜最為豐厚。開寶八年八月，宋廷已開始根據遼使的職位、等級，給予不同的服飾賞賜。

至南宋，國防外交的主要對象轉為金政權，兩國之間的使節(jié)往來受到高度重視。紹興十三年，和議剛定，便令有司制定了每年金國賀正旦、賀生辰使及相關人員的賞賜格目。規(guī)定在朝見時，賜正使、副使等數(shù)量不等的衣帶。身份、品級越高，所獲衣物就越多越貴重。正使賞賜最厚，賜衣８件，其中就有紫服、金帶、金魚袋等物。

降臣

北宋的疆土是在殲滅多個地方政權的軍事行動中不斷拓展的，對臣服者的安置與處理，多少會影響到對其他割據政權的征戰(zhàn)與降服。

北宋初年，對這些亡國之君及其子弟，大多采取優(yōu)待政策，賜予其高大的府第，賞賜品充斥其間，其中每每有精美的章服，多為襲衣，金、玉帶等。如太平興國四年，北漢主劉繼元遣客省使李勛奉表請降，宋太宗賜其襲衣、金帶、銀器、錦彩、銀鞍勒等物。

歸明、歸正人

為鼓勵更多的人“棄暗投明”，宋廷較留意對歸明、歸正人的安置，多賜予土地、錢物等鼓勵其安家立業(yè)，賞賜品中也有章服。如宋仁宗慶歷元年八月，以契丹歸明人趙英為洪州觀察推官，賜緋衣、銀帶及緡錢50貫，更名至忠。

高年

宋太宗一朝對高年的賞賜活動較多。端拱初年，宋太宗詔訪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以90余歲的高齡召至闕下，詔以尚書工部郎中致仕，賜金紫。其后帝王也有繼承這一做法的。如慶元五年八月，宋寧宗至壽康宮進香，致仕官員郎年80歲以上，賜紫服，其余官員70歲以上，服緋、綠及十年者，并賜改轉服色。

綜上可見，宋代章服的賞賜對象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社會生活等諸多領域，受賜的社會層面較為廣泛。其中，皇親貴戚、高中級官員獲得的賞賜不僅次數(shù)多、數(shù)量大，而且價值也高。這種落差是封建等級制度在服飾賞賜上的體現(xiàn)。

三、宋代章服賞賜的功能

服飾賞賜屬于物質激勵的一種方式，統(tǒng)治者企圖通過服飾賞賜，利用物質刺激手段，激勵臣民勤于職守、積極進取、振奮軍威、保家衛(wèi)國、促進生產、恪守封建倫理綱常等，從而達到穩(wěn)定社會秩序、維護專制統(tǒng)治的最終目的。

在宋代，章服賞賜往往伴隨著精神賞賜和其他物質賞賜而來，其具體功能如下：

穩(wěn)定社會秩序，提高臣民的忠誠度

按照章服制度，不同式樣、顏色、配飾的服飾只能賜予與之相對應級別的官員。因此，臣民們將獲得超出身份以外的服飾視之為一種恩寵與榮耀，一種引人注目的政治殊榮。統(tǒng)治階級正是利用這種心理，將章服賞賜作為提高臣民忠誠度的一個重要手段。

優(yōu)禮士人，營造以文治國的氛圍

北宋初年，就已確立了“右文”政策，而章服賞賜是皇帝對儒臣表示尊崇之意的主要途徑之一。通宋一朝，皇帝通過賞賜學官章服以示禮遇的事例非常多。

樹立典范，引導民眾的思維和行為方式

在宋代，因治績、軍功、上諫、修書、獻書、講學等得到章服賞賜的人比比皆是。通過對榜樣人物的旌賞，統(tǒng)治階級提出了社會期望的人格標準，為社會樹立了各類典范。

這些榜樣多符合儒學中理想人物的標準，如忠、孝、節(jié)、義等。統(tǒng)治階級通過樹立崇高的道德形象，激勵、控制、影響民眾的心理與行為，喚起民眾的道德情感，引導民眾的思想和行為走向統(tǒng)治者期待的方向，從而維護專制統(tǒng)治。

結語：宋朝統(tǒng)治者將章服賞賜作為一種馭人治術，有效維護了其專制統(tǒng)治。然而，宋代后期因章服賞賜過多過濫，從而導致公信力的降低，甚至失去獎賞本身的意義。這種毫無節(jié)制地賞賜，不僅增加了政府的財政負擔，而且也大大加重了對百姓的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