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宋明時期，江西的經濟與文化一度鼎盛，甚至可以說執(zhí)全國之牛耳。但是，這種盛況并未持續(xù)太長時間。

總體而言，明清時期的江西經濟與人文水平大體持平而略有下降，但已經很明顯的被江浙尤其是蘇南、浙東所超越。

據統(tǒng)計，明清時期的江西進士約5千人，占全國總數(shù)的10%左右，雖然高于全國水平，但低于江浙一帶（約占全國的15%左右）。

按：明清時期全國進士共51624名，江西4935名，占比9.6%，江西各區(qū)縣中，以廬陵（加臨江府，即今吉安地區(qū)）最多。

明代江西人中進士的表現(xiàn)突出，主要是明朝初期，中后期即不明顯，清朝亦然。

其中，尤以廬陵（吉安）最為突出據統(tǒng)計，明代廬陵進士占江西總數(shù)三分之一，從洪武到成化的百年間，占全國進士的十分之一，其中一甲進士占四分之一，狀元占三分之一。

明朝時期，江西的鄉(xiāng)試名額一直處于南、北直隸之后，錄取名額從洪武年間的40人到洪熙年間的50名，再到正統(tǒng)年間65名，景泰年間95名，萬歷朝100名，崇禎年110名。

明清兩朝，共舉行201次科考，共51744名進士及第，其中江西4583名，占比8.86%。明朝進士24608名，江西進士2997，占比12.18%，繼浙江、南直隸（江蘇）之后。

但在洪武四年（1371年）至成化二年（1466年）這近百年間，共舉行29次科考，產生5406名進士，其中江西進士1054名，占比19.5%，據全國之首。

（按：清朝進士為51744-24608=27136名，江西進士4583-2997=1586名，占比5.84%。）

但是，在整個明代的一甲進士共267名中，依次為南直隸62名、江西55名（狀元17、榜眼16、探花22）、浙江54名。

以府為單位計，廬陵府33名（狀元榜眼探花各11名），位居全國之首，其次為浙江紹興20名，蘇州、福州各14名，寧波13名。

其中，永樂二年廬陵進士112名，全國470名中占比23.8%，永樂十三年94名，全國351名中占比26.8%，永樂十九年73名，全國201名中占比36.3%。

在明代江西進士中，廬陵進士837名，占江西總數(shù)2728名的30.7%，其他依次為南昌府643名、福州252名、饒州238名、臨江府175名。

明朝廬陵進士1020名，僅次于蘇州府，居第二。江西78州縣中，南昌縣232、安福211、豐城195、泰和178、吉水165、臨川121、廬陵103人。

其中，安福211、泰和178、吉水165、廬陵103人四縣進士占廬陵府78.5%。

但從時間線看，廬陵進士在明初80余年間平均每次約15人，中期110余年間每次13名，明后期80余年間每次約8名，下降趨勢明顯。

泰和大學生陳循認為吉安進士多是因為地少人多，實則讀書風氣所致。

明初之后，江西與江南同樣文運昌盛，又與湖廣同為谷倉，但相比于后者，均缺乏后勁。

如明清時期科考的名額，通常與各省承擔的糧賦有重要的關系，如江西承擔的糧賦在明初時排名前列（占10%左右），明中后期位列第二，清朝位列第三。

韓國學者吳金成在《矛與盾的共存：明清時期江西社會研究》中說，江西的衰落主要是因為明中葉急劇動蕩，里甲解體，人口大規(guī)模外流，但不知其依據為何。

其以片言只語或王陽明平亂為例似乎不足為證，因為類似的小亂子其實是不足為怪的。

再如其論述明朝中期江西社會動蕩，但顯然證據不足、論述有誤，如舉出的里甲歸并戶口減少，實則其中原因很多，并非一定是動蕩。

而且，江西人口并未下降即為明證（農業(yè)社會條件下，人口外流反而說明經濟不錯），所謂偏遠縣的賊寇，明清各朝都有，并不稀奇，規(guī)模也很小，沒必須夸大。

作者的類似觀點，很可能是受此前陳舊資料或學者的著作影響所致。事實上，其在導論結語中也認為，明清時期，江西的社會結構并無太大變化。

從這個意義上說，明清江西經濟文化水平雖然開始又高峰走下坡路，但幅度并不大，大體是持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