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中法戰(zhàn)爭以“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告終，法國殖民者與清政府締結(jié)《中法會訂越南條約》，清政府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quán)，法國取得對越南的“保護權(quán)”及在中國西南諸省通商和修筑鐵路的特權(quán)。隨后法國又從暹羅王國，即今天的泰國手中強占了老撾和柬埔寨，與越南合并組成法屬印度支那聯(lián)邦。1895年，法國借口在“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中“有功”，強迫清政府簽訂《中法續(xù)議界務商務專條》，清政府允許法國將法屬印度支那的鐵路延伸到中國境內(nèi)。1897年，迫不及待的法屬印度支那總督保羅·杜梅，派人打著“地理考察隊”的幌子偷偷勘測蒙自至河口的鐵路。1903年，中法兩國簽訂《滇越鐵路章程》，法國獲得在云南修筑鐵路的特權(quán)。

滇越鐵路勘測之時，曾有“東線”和“西線”兩個方案，千百年來，云南馬幫早就摸索出一條“中越古道”，從昆明出發(fā)，經(jīng)玉溪、通海、建水、蒙自至蠻耗碼頭，轉(zhuǎn)為水路沿紅河順流而下，經(jīng)河口進入越南老街。印度支那云南公司派出技術人員，僅僅裝模作樣的隨便勘測了幾個點，就向殖民地政府提交了沿中越古道修筑鐵路的方案，此為“西線方案”。但蒙自至蠻耗間，由于哀牢山的阻隔，不到40公里的距離落差卻達1400余米。即便用足25‰的坡道和半徑僅75米的曲線，線路也只能勉強修筑。照此方案，有段直線距離僅17公里路段線路竟繞行45公里，還全是展線，該方案在工程成本上完全不可行。事實上，印度支那云南公司的如意算盤是想造成鐵路開工的既定事實，然后倒逼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政府為后續(xù)超支的成本買單，或者在鐵路建設失敗后補償損失，根本就沒打算真的開通運營。

跨過米軌的昆玉河準軌鐵路，又稱“新昆河鐵路”。一百多年后，隨著筑路技術的突飛猛進，當年的“西線方案”已不是問題，一座座特大橋和超長隧道讓百年前的夢想變成了現(xiàn)實（拍攝：季云楓）

然而，時任法國駐云南領事的方蘇雅恰好曾在廣西龍州任職過，他和法屬印度支那總督杜梅自然都不會再一次上當。杜梅心中還有個“宏偉計劃”，即通過滇越鐵路，讓法國勢力深入云南，最好能吞并云南。接著修筑敘府，即今天的四川宜賓至昆明的敘昆鐵路，從而染指長江流域。且法國得到的情報顯示英國正在籌劃修筑由英屬緬甸進入云南的鐵路，非常擔憂英國與其搶奪在滇利益。于是，無論是方蘇雅、杜梅還是法國政府，都極力向印度支那云南公司施加壓力，迫使其將修筑滇越鐵路的計劃變?yōu)楝F(xiàn)實。

1903年5月，因擔心個舊錫礦被法國人接管后，會解雇中國礦工，讓他們失去生計。在礦商朱渭卿的暗中資助下，周云祥率領個舊錫礦工人舉行起義，提出“阻洋占廠”、“拒洋修路”、“官逼民反”、“除暴安良”等口號。周邊鄉(xiāng)民紛紛響應，起義隊伍迅速發(fā)展到數(shù)萬人。因駐建水的清軍已被派往通海，周云祥趁機率軍一舉攻下建水城，繼而奪取蒙自乃至整個臨安府。云貴總督丁振鐸遂派提刑按察使劉春霖統(tǒng)兵萬余人，圍剿義軍。值得一提的是，光緒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劉春霖高中狀元。次年，自隋朝起綿延1300年的科舉制被廢除，劉春霖成了中國最后一位狀元！起義軍英勇抵抗，堅持數(shù)十日。劉春霖硬攻不成，便收買周云祥部將鄧云廣，鄧云廣找到周云祥之母熊氏，一同勸說周云祥出城談判。劉春霖設下鴻門宴，席間伏兵齊出，周云祥等五名起義軍領袖被抓并押往昆明斬首示眾，朱渭卿流亡日本，起義旋即失敗。周云祥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卻直接造成了滇越鐵路徹底放棄西線方案，采用沿南溪河谷北上的“純東線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