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順治17年（1652年），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人證躺在病床之上。此時的他精神矍鑠，抬手叫來仆人，對他說：“今天有一位仙人將要迎接我??！”仆人一聽這話，連忙向窗外看去。

但窗外唯有春季的美麗景色，何來仙人呢？等他回神，老人已經(jīng)沒了氣息，仆人不禁放聲大哭。在他的書桌上，一幅寫好的書法被窗外的風吹起，仿佛哀嘆著主人的離世。

這位老人名叫王鐸，生于明末清初。他的家族雖然知悉詩書，卻十分貧困，因此他只能靠著自己的努力獲得官位。他也不負家人的期望，在30歲那年考上鄉(xiāng)試，1年后在殿試中位列三甲，還考取了翰林院的庶吉士。

他的仕途原本還算順遂，但在17年后的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他卻因反對與李自成、張獻忠議和而被崇禎皇帝排斥，從此仕途坎坷。他的兩個女兒也在這一年夭折。此后數(shù)年間，他的父親、母親、妻子、三妹和兩個兒子先后離世。清軍入關后，他又被清朝任命為太子太傅，喪失了名節(jié)。王鐸心里的苦澀，自不必與外人說。

王鐸一生雖然苦澀，但他的書法卻十分出色。他的書法吸取王獻之、顏真卿、米芾等書法大家的書法風格，在任職翰林院期間，他又有幸看到明朝皇家珍藏的各式碑帖，書法水平日益精進。他的書法風格正如他的為人，剛直不阿，雄強恣肆。相比于董其昌等人的嚴謹秀逸，王鐸的書法更為恣肆狂野，線條遒勁蒼老，堪稱一代大家。

正是由于其書法魅力，他才會成為拍賣場上的明星。北京匡時2010年五周年秋季藝術品拍賣會上，王鐸的《雒州香山作》就以4536萬元的價格成交，可見拍賣市場的認可程度極高。

人們曾將王鐸的書法與董其昌相提并論，并將兩人合稱為“南董北王”。但從官場上的生存能力來看，王鐸其實是遠不如董其昌。

萬歷年間曾發(fā)生過“國本之爭”，身為太子老師的董其昌正處于風口浪尖上。面對這種情況，董其昌借口自己身體不好，回到家鄉(xiāng)養(yǎng)病。從此他就開始隱居在家中。萬歷皇帝駕崩后，他的學生朱常洛繼位，又將董其昌請回朝廷，擔任太常少卿，掌國子司業(yè)。

明光宗去世后，董其昌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在任一年就再次退隱。崇禎五年（1632年），他在此出仕，擔任詹事府事之職，在目睹了朝廷內(nèi)的種種丑態(tài)之后，他又乞求致仕。終其一生，董其昌出仕18年，退隱27年，退隱的時間比為官的時間更長。

面對仕途上的危機，董其昌十分從容。他在看清當時的政治趨勢之后，以退隱的方式，先后躲過了萬歷年間的“國本之爭”、天啟年間的魏忠賢的迫害和崇禎年間的黨爭。這種方法看似有點消極，實則避免了朝廷黨爭的影響，還在隱退時提升了自己的書畫造詣，真可謂一舉多得。

同樣是面對逆境，董其昌可以看清大勢，從容度過，王鐸卻沒有任何自保能力和原則性。

青年時期的王鐸，面對崇禎與李自成議和這個燙手山芋，他選擇直抒己見、反對議和，固然體現(xiàn)出了剛正不阿的“清流”本性，卻也得罪了當時的權臣，激怒了崇禎皇帝，使得自己仕途不順。如果他能用更為緩和的方式處事，懂得收斂鋒芒，或許就不會為自己招致禍患。

李自成攻陷北京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邀請他去擔任輔政大臣，一向自詡清流的他欣然前往。當年5月，南明小朝廷被清軍攻克，面對清軍的鐵蹄，一向耿直的他卻選擇了投降。

為什么一向以耿直忠誠自居的王鐸，會選擇投降清朝呢？這是因為王鐸自身的經(jīng)歷。

他從小出身貧困，更了解底層生活的不易，因此有很強的功利心和求生欲。因此在面對真正的生死考驗時，他選擇卸下了耿直的面具，選擇了屈膝投降，為自己和家人掙得生存的權力。為此他也付出了應有的代價，余生背負著巨大的心理壓力，最終在順治17年（1652年）含恨而終。

縱觀王鐸一生，他的痛苦并非來自于外界帶給他的種種考驗，而是來自于他自身。一方面，他希望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清流”，直言敢諫、為國捐軀；另一方面，出身貧困的他又逃不出求生的本能，無法像黃道周、倪元璐等人那樣以死殉國，因此他才會如此悲哀抑郁，或許只就是人性本身的弱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