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就像《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中所記載的，“元代不重儒術”，對儒家思想極為抵制，從而也就導致儒家思想在元朝的社會地位十分低下。然而問題在于“儒家思想”對封建統(tǒng)治者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也是有目共睹。因此，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意識里，如何重建儒家統(tǒng)治體系，也就成了他掌權后所必須解決的頭等大事。并最終決定采取以科舉取士，四書五經(jīng)為科舉考試內(nèi)容的方式，借以取得重建百姓對儒家思想的信任，實現(xiàn)恢復儒家思想統(tǒng)治體系的最終目的。

元朝抵制儒家思想的本質

可能很多人會疑惑，既然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jīng)”以后，絕大多數(shù)的封建統(tǒng)治者儼然都是把“儒家思想”當成了統(tǒng)治手段，并將其延伸成了一種“思想統(tǒng)治體系”，那也就足以證明其確實是有著可取之處的，那元朝沒理由不繼續(xù)沿襲啊?！段涞奂o贊》

事實上元朝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儒家思想”，但是卻并沒有將其視為“高層統(tǒng)治思想”，而是僅限于基層，將其視為了一個可以從漢人地區(qū)籌措軍費的統(tǒng)治工具。

就好比蒙古帝國大汗“窩闊臺”執(zhí)政時期，“窩闊臺”曾在耶律楚才上疏“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萬石，”之后決定試行“周孔之教”?！缎略贰ひ沙艂鳌?/p>

同時還設立了一部分“儒士”官員，其實從這里就能看出，窩闊臺推行“儒家思想”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軍費。

繼而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執(zhí)政時期以后，為了能夠實現(xiàn)“去民族化”的政治目的，忽必烈甚至還讓國師“八思巴”創(chuàng)立了“八思巴文”。

這也就意味著若要推動“去民族化”的進展，勢必就和“儒家思想”影響之下的中原文化體系形成了一個明顯的沖突，所以，抵制“儒家思想”，也就成了元世祖忽必烈唯一的選擇。故而也就有了“以蒙古文字為重，直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通蒙古文”的舉措?！敦ザ穭炗洝ぞ砣?/p>

儒家思想也正是于此時開始被元朝抵制，因為會對元朝統(tǒng)治地位的穩(wěn)固構成威脅，這點顯然不是元朝統(tǒng)治者愿意看到的。

即便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區(qū)早已是根深蒂固，元世祖忽必烈“去民族化”的政治目的也沒有真正實現(xiàn)，畢竟他需要漢人的支持，需要從漢人那里籌措能負擔起他遠征的稅費。所以忽必烈也就只能再次回到原點，繼續(xù)在“蒙元秩序”的基礎上酌情提升“儒家思想”的地位。

自元世祖忽必烈之后，元朝后世的統(tǒng)治者也皆是如此，從而也就有了“有元之世，文學甚輕，當時有九儒十丐之謠，科舉亦屢興屢廢，宜乎風雅之事，棄如弁髦”的說法。——《廿二史劄記·卷三十》

也就是說，縱然元朝一代對“儒家思想”確實有著一定程度的沿襲，但也僅限于籌措軍費上面，其本質終究還是想以“蒙元秩序”來代替“華夷秩序”，所以才在蒙元統(tǒng)治體系高層保留了蒙古的習俗和禮儀，卻在基層用種族等級制度和職業(yè)等級制度打壓漢族和知識分子。——《華夷秩序論》

這是元朝統(tǒng)治者鞏固統(tǒng)治地位的必然結果，因為“儒家思想”跟“蒙元統(tǒng)治秩序”所形成的沖突實在太明顯了，所以即便不能全面“去民族化”，至少在社會地位上也絕對要實現(xiàn)全面的掌控，故而也就形成了“儒家思想”被元朝抵制的局面。

如此一來，在元朝這種層層壓制的局面之下，儒家士子沒有有效的上升途徑，根本就進不到元朝統(tǒng)治體系的圈子里面，那作為一個“窮書生”，又還有什么必要去學習“儒家思想”呢？

從而也就導致“儒家思想”在元朝一代的推廣和傳播變得極為艱難。以至于產(chǎn)生連鎖反應，使得百姓對儒家思想的信任破產(chǎn)，一度出現(xiàn)長達近百年的斷層。

恢復“儒家統(tǒng)治體系”的必要性

綜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難發(fā)現(xiàn)，元朝抵制“儒家思想”，不是說儒家思想沒有存在的必要，只是“儒家統(tǒng)治體系”和元朝的“蒙元秩序”形成了沖突，而且還是無法并存的那種。

否則滿朝文武大部分都是學習儒家思想的“漢族子弟”，那蒙元貴族的利益又該如何保證呢？所以也就只能是給“儒家思想”建立一個上限，將其限制在基層，成了一個表面“蒙漢一家”，實則只是為了籌措軍事行動所需軍費的統(tǒng)治工具。

但是明朝不一樣啊，其自身就是“漢人政權”，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民族隔閡”，以及因此而衍生出的“文化差異”，那么也就沒有理由去抵制“儒家思想”。

再加上宋朝時期“程朱理學”的興起，即“程顥、程頤”所提出的“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主張，以及朱熹那注重個人道德實踐的“存天理、滅人欲、嚴教化”主張，無疑就更是可以有效促進百姓對“天理”的理解。也就是建立起百姓對“上天”的信仰?！逗幽铣淌线z書·卷二上》

換言之，也就是可以更好的闡述封建時期“君權神授”的思想，因此，對明太祖朱元璋而言，他登基稱帝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實則就是要想方設法證明自己“稱帝”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即需要獲得百姓的承認和支持，讓百姓承認他的這個皇帝之位是上天賜予的，他就是“天”的代言人。

就好比朱元璋在舉辦登基稱帝的祭天大典之前，曾下發(fā)過這樣一道詔書，“如臣可為民主，告祭之日，伏望帝祗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萬歷野獲編·卷一》

其目的不言而喻，赫然是在向百姓表明朱元璋這個“皇帝之位”，確實是征得“天”的同意后才登基稱帝的，若是想以后風調(diào)雨順，安居樂業(yè)，那就得支持他。

更別提儒家思想傳承千年，本就已經(jīng)在百姓的意識里刻下了一個印痕，雖然元朝時期抵制儒家思想，導致百姓暫時喪失了對“儒家思想”的信任，但其根基仍在。

所以“恢復儒家思想統(tǒng)治體系”也就成了明太祖朱元璋獲得百姓支持的最快捷徑，也是最佳的解決辦法，他所需要做的，也就只是重建起百姓對儒家思想的信任罷了，相比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思想統(tǒng)治體系，恢復儒家思想統(tǒng)治體系的難度顯然要小的多。

朱元璋重建“儒家統(tǒng)治體系”意識形態(tài)

所以，早在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這個時候的朱元璋雖然沒有建立“明朝”，但其實已經(jīng)有意“重建”儒家思想統(tǒng)治體系，“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提舉，遣子標受經(jīng)學。”——《明史·太祖一》

顧名思義，就是明朝雖然還未建立，但是回歸“儒家思想統(tǒng)治體系”的覺悟還是要有的，那么就先從自己的兒子開始，讓皇太子朱標作為明朝推崇儒家思想的表率。

也就是要先重建“儒家思想統(tǒng)治體系”的意識形態(tài)，讓百姓意識到“儒家思想”的社會地位并非元朝那般低下。更不像元朝“九儒十丐”謠言所傳的那般地位僅在乞丐之上?！敦ザ穭炗洝ぞ砣?/p>

繼而到了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明太祖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同時還說“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實乃“真治國良規(guī)”。這也就足以證明明太祖朱元璋確實有意將“儒家思想”作為治國統(tǒng)治思想。——《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這也就意味著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明朝崇尚“儒家思想”的“意識形態(tài)”就已經(jīng)構建的相對完善了，也就是“種子”已經(jīng)種下了，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是待明朝正式建立以后，“灑水、施肥”便可讓這枚“儒家思想”的種子生根發(fā)芽。

讓學習“儒家思想”的百姓重新恢復對“統(tǒng)治階層”的信任，或者說是對明太祖朱元璋的信任，繼而便可以通過“百姓”對“儒家思想”信任的恢復為明朝獲取源源不斷的人才，鞏固明太祖朱元璋的統(tǒng)治地位。

朱元璋以科舉取士，四書五經(jīng)為考試內(nèi)容

故而，“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務未遑，首開禮、樂二局，廣征耆儒，分曹究討”，這第一件事，就是廣召天下儒士，商討該如何具體的推行和恢復百姓對“儒家思想”的信任?！睹魇贰ざY一》

并于洪武三年（1370年），正式提出了“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的舉措，儼然是把“科舉取士”當成了選拔官吏人才的唯一途徑?！睹魇贰みx舉二》

同時，為了進一步保證“儒家思想統(tǒng)治體系”的順利建立，明太祖又采納了“劉基”的提議，以“四書五經(jīng)”為科舉考試內(nèi)容，要求“凡通《四書》未通經(jīng)者，居正義、崇志、廣業(yè)”等“國子學”三堂，繼而等一年半以后，四五五經(jīng)都學得差不多了，才能進“修道”、“誠心”等國子學二堂?！睹魇贰みx舉一》

然后再經(jīng)過一年半，“經(jīng)史兼通、文理俱優(yōu)者，乃升率性”堂，方能參與“國子學”的“積分之法”，即“孟月試本經(jīng)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誥、表、內(nèi)科一道，季月試經(jīng)史第一道，判語二條。”——《明史·選舉一》

并明確要求要在一年內(nèi)得到八分，方能被視為及格，然后正式畢業(yè)參加科舉，否則就只能繼續(xù)“坐堂肄業(yè)”，直到最后及格為止。——《明史·選舉一》

這諸多案例，無疑就足以證明“科舉取士”、以及以四書五經(jīng)為考試內(nèi)容的舉措，屬實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為促進“儒家思想統(tǒng)治體系”的恢復而在灑水施肥。

其目的也正是為了進一步加深百姓對“儒家思想”的信任，促進“儒家思想統(tǒng)治體系”的恢復和發(fā)展，如果大家覺得這些還不足以證明的話，那么我們再來看看明朝洪武年間的科舉“殿試”試題。

作為科舉選官的最后一次考試，也是由明朝皇帝親自出題且最為重要的一次考試，明朝殿試的試題無疑能夠最為明顯的表現(xiàn)出明朝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思想以及明朝未來的發(fā)展方向。

就好比洪武四年（1371年），這也是明朝開朝以來的第一次科舉，這次科舉的殿試題目是“以古先帝王敬天勤民、明倫厚俗的君道、治道為問。”——《中華狀元殿試卷大全( 明洪武至正德) 》

而封建時期自漢武帝劉徹以后，“儒家思想”一直就是封建皇權的“主流統(tǒng)治思想”，雖然實際奉行的是“陽儒陰法”統(tǒng)治體系，或多或少還存在法家思想所主張的“以法治國”體系，但不可否認的是，儒家思想依舊占據(jù)的是主導地位。

那這次試題的意味就很明顯了，就是為了在士子以及百姓心中確立他“君權神授”的“天命觀”，而科舉揭榜之日，更是普遍被世人所關注之時，所以，對于朱元璋而言，科舉非但能滿足他選拔人才的需求，亦是能作為宣傳“儒家思想”的最佳契機。

再比如洪武十八年 (1385年)，“以任人之法、吏治之道為問”，洪武三十年 (1397年)，“以教民之道為問”，隨后的建文帝朱允炆執(zhí)政時期，也就是建文二年，更是明明白白的以如何“行仁政”為問?！吨腥A狀元殿試卷大全( 明洪武至正德) 》

字里行間，透露的都是滿滿的儒家氣息，試問，在明太祖朱元璋這從意識到行動，幾乎全方位無死角的推行之下，又如何不能重新建立其百姓對“儒家思想”的信任，重現(xiàn)有著上千年傳承歷史的“儒家思想統(tǒng)治體系”呢？

結束語

簡而言之，在明朝儒家思想統(tǒng)治體系恢復的問題上，明太祖朱元璋實則從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經(jīng)開始籌備了，通過讓太子朱標學習儒家思想以及征集儒家書籍的方式，第一步先為明朝建立后儒家思想統(tǒng)治體系的恢復制定一個“意識形態(tài)”框架。

也就是要讓百姓覺得學習“儒家思想”并非元朝“九儒十丐”謠言所傳的那般不堪，即旨在樹立百姓對“儒家思想”的信心。同時亦是為他后面“合理且合法”登基稱帝的事件做鋪墊?！敦ザ穭炗洝ぞ砣?/p>

繼而到明朝建立以后，有了“意識形態(tài)”的加持，明太祖朱元璋便可以順利開始“儒家思想統(tǒng)治體系”的重建，通過確定科舉取士的政治綱領，以及以“四書五經(jīng)”為科舉考試內(nèi)容的形式來為明朝選拔人才及官吏。

也就是通過科舉為“儒生”建立起一條穩(wěn)固的“上升渠道”，讓百姓覺得學習“儒家思想”是有用的，可以入朝為官，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抱負。

如此一來，在百姓的踴躍參與之下，明太祖朱元璋確立自己“君權神授”的統(tǒng)治地位自然也就不再是問題，可以合理且合法的推翻元朝，獲得百姓的支持，也就是“鞏固民心”，預防因常年戰(zhàn)亂而產(chǎn)生的“民心離散”的風險。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

所以，從客觀意義上來說，明太祖朱元璋為恢復“儒家思想統(tǒng)治體系”而做出的一系列舉措，屬實對明初鞏固統(tǒng)治地位、預防民心離散、選拔人才、促進明朝發(fā)展和興盛等諸多方面是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的，而且也確實是獲得了很顯著的成效。

諸如史書所記載的“洪武之治”、“永樂盛世”、“仁宣之治”、“成化新風”、“弘治中興”、“嘉靖中興”、“隆慶新政”、“萬歷中興”等諸多盛世之景，這一個接一個的盛世局面的出現(xiàn)，大家能說跟明朝推崇“儒家思想統(tǒng)治體系”沒關系嗎？

顯然不能，而這些盛世之景，也恰好正是“明朝”恢復“儒家思想統(tǒng)治體系”所獲得成果的真實體現(xiàn)。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