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人，然后是作家 | 文學的責任

宗城

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我正在度過又一個難眠的深夜。自己一個人在房間里，隔壁屋是熟睡的爸媽。打開朋友圈，朋友們在為一些媒體、文章的消失而哀悼著，而我打了一些字，又選擇刪除，安慰傷心的朋友，自己卻無法給日漸纏繞己身的虛無找尋出路。這份虛無感并不只是面對一個強大的巨獸，或者目睹轟然倒塌的現(xiàn)實所產(chǎn)生的錯愕，更準確地來說，他是我身為一個小說寫作者，一個以文字為志業(yè)的人，面對現(xiàn)實，卻并不確定我的工作是否有用。當我意識到有些事情在不可避免地下滑，世界的秩序正朝著更兇險、也更“黨同伐異”的地步進展時，寫作者能做的其實是很有限的，或者說:一個對連接世界有所期許的作家、一個渴望自己畢生所學能真正影響社會、而不只是敝帚自珍的人，面對今日境況，卻感到失語、疲憊。一生負氣成今日。

文學的失勢固然是陳詞濫調(diào)，事實上，文學一直活著，并且外溢出紙質(zhì)書這種單一媒介的范疇。它不只表現(xiàn)在《82年生的金智英》、《我的天才女友》、《白夜行》這些小說的火爆，也反映在文學依然深刻影響著此刻流行的媒介，比如斯科塞斯電影《愛爾蘭人》對文學的改編、李滄東《燃燒》對村上春樹和?？思{的借鑒、羅大佑和李宗盛歌曲的文學色彩，還有近年來流行的東北文學與傳媒的互動。它說明文學活著，且保留著生命力。但真正令作家焦慮的是——作家缺乏一種解釋世界的力量，準確來說，當歲月靜好的小時代變成加速劇變的大時代，作家在尋找合適的語言來表現(xiàn)人心、與世界互動時，正感到吃力和不合時宜。所謂作家過時論的背后，是廣大讀者難以從文學中得到新的刺激，在他們面對時代變局，渴望一個文本來告訴他們“事實何以改變”時，他們想到的依然是魯迅、奧威爾、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今天的作家。

這樣的困境，在一百年前的歐洲就曾經(jīng)發(fā)生過，于是有了《尤利西斯》《追憶似水年華》和卡夫卡的小說掀起的文學革命，它們代表了三種不同的氣質(zhì)，但都表現(xiàn)出鑿破陳腐的決心，他們也曾是現(xiàn)實主義忠誠的子嗣，但對精確性的渴望，讓他們勇于完成文學上弒父的革命。然而今時今日，當文學革命的土壤早已肥沃，文學革命，卻是連一聲槍響都聽不見，寫作者被現(xiàn)實的豐富所震懾，卻無力用文學的語言去駕馭，于是把舞臺拱手讓給政治、經(jīng)濟、社會學家，而諸多文學家只是亦步亦趨地寫些抗疫日記、字畫水彩，表示自己的姿態(tài)。

認為文學界整體失聲是不準確的。作家方方每天都在寫日記，記錄她對災難變化的感受。不久前流行網(wǎng)絡的護士詩，作者是一位甘肅作家協(xié)會的成員。而雙雪濤、李修文、沈大成等作家，也在不同傳媒表達了自己對事件的感觸。然而，同樣不可忽略的是，在一些作家發(fā)聲的同時，更多且更享有話語權(quán)的作家，卻集體選擇了沉默。這個沉默從12月1號延續(xù)到此刻，這個沉默不僅出現(xiàn)在武漢的事情后，也出現(xiàn)在過去十幾年，公眾所經(jīng)歷的一系列不可言說的事件當中。

作家，這個本富有言說責任的身份，在今天的國度成了一個可疑的名詞。誠然，個人沉默是權(quán)利，但集體的沉默，且是身在話語權(quán)上游的人沉默，當它成為習慣，就會演變成一種“平庸的惡”。

當沉默成為作家自保的策略，沉默換來的不是解禁，而是事后更深的沉默。作家會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發(fā)聲無用”或者“專業(yè)人做專業(yè)事，我就不添亂”來安慰自己，亦或者，作家干脆引用“沉默也是權(quán)利”為借口，來讓自己心安理得地度過春天。然而現(xiàn)實告訴寫作者的是:沉默也是一種馴服。當沉默成為準入秩序的通行證，甚至是安分守己者體認彼此的方式，沉默就成為一種馴服的藝術(shù)，讓作家輕易地原諒發(fā)生在他人身上的種種殘酷。當作家說:“是，這很可悲，可我能做什么呢？”或者說:“我有責任慎重于我的言論，所以暫時不表達意見”時，他們的確有其道理，然而，這背后的邏輯是他們把“作家”放在了“人”的前面，把保持自身的干凈、優(yōu)雅，看得比困頓中的他人更重要。因為怕臟了自己，惹來不必要的麻煩，同時為了保護身份的神秘性和在名利體系中的位置，作家發(fā)現(xiàn)沉默是最好的途經(jīng)，沉默是一個在現(xiàn)行規(guī)則下最安全也最不會得罪人的方式。

作家沉默的背后，也暗含了一種抵達永恒的愿望。他的內(nèi)在訴求是：急切的表達是速朽的，推遲但慎重的表達，更可能擺脫時間的腐蝕。因此，作家往往對新聞熱點性質(zhì)的文字嗤之以鼻，對憤怒而急切的表達感到困惑。永恒的愿景，讓作家自覺與情緒化的大眾劃開距離，在民粹的年代，這份理性與審慎誠然可貴，然而，與憤怒和理性并非二元對立一樣，永恒與此刻也絕非有你無我的關(guān)系，前代人的經(jīng)驗表明，接近永恒的作家，恰恰是熱心于此刻的人們，一個超越時間的人物，必是對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感同身受的個體。

這要求作家回到“人的本位”上，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作家。一個還有悲憫的人，他不會對發(fā)生在自己國度的集體悲劇無動于衷；一個心存正義的作家，也絕不會在災難發(fā)生時袖手旁觀，心甘情愿地用理智做自己的擋箭牌。盡管，文字的力量在今天是被削弱的，作家的發(fā)聲，并不會造成一個整體的、迅速的影響，然而作家發(fā)聲的目的本就不在于偉大，而在乎一個個具體的人，是具體的人希望作家伸出援手，而不是偉大的愿望要求作家打破沉默。

刻意去追求永恒而在此刻沉默，反而可能是速朽的，每個時代的永恒是在一點點細微的事物生長出，是在作家對具體的人而不是虛無縹緲的愿景中實現(xiàn)。就像深夜和我對談的朋友所說：“每個時代的人總是被這些東西包圍著，但不甘于僅僅被這些困住。今人看到的名留青史的作家和權(quán)威，也許百年千年后早就被人遺忘了。他們那個時候已經(jīng)不重要了。但我們不會知道。這是我們的局限性。但最后重不重要可能也不那么重要吧，每個人都參與了塑造這個世界，這是死亡也無法推翻的。”

因此，行動于此刻，而非訴諸于永恒。去愛，去關(guān)心，去憤怒——理智地運用你的憤怒，加入到人的共和國，而不是站在天上的閣樓嘲笑烏合之眾。沒有人是幸存者，你此刻的沉默，都是日后命運的加碼，在今天，人民希望作家回到他們身邊。

關(guān)注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