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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木作玉蟲廚子，以其作為早期佛教遺物的重要性而聞名，日本美術史與建筑史學界對之有較多的分析研究，國內學界亦有劉敦楨譯注的《玉蟲廚子之建筑價值并補注》[4]一文，可借之對玉蟲廚子背景及基本分析有大致了解。玉蟲廚子在早期東亞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價值，對中國早期建筑的研究也尤具意義，本文從東亞背景及樣式史的角度試作梳理和討論。 一 性質與特色 玉蟲廚子是日本古代早期工藝美術的珍貴遺物，法隆寺所藏，原安置于法隆寺金堂內，現(xiàn)移至法隆寺大寶藏院。從整體上來看，玉蟲廚子外觀模寫佛堂，是一座置于須彌座上的小尺度木構殿堂模型，集建筑、雕刻、繪畫和工藝美術于一身（圖1）。玉蟲廚子之稱，正是因其以玉蟲羽翅為飾而名。
圖1 玉蟲廚子的整體造型（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所謂“廚子”，與柜相似，二者差別在于開啟方向的不同，一般而言柜者上開，廚為平開。文獻記曰：“柜似廚，向上開闔器也。”（源順《倭名類聚抄》卷四柜條引蔣魴《切韻》。）廚子用于安奉佛像，即是佛龕。廚子也成為安奉佛像的廚柜專稱，日本《下學集》（室町時代）云：“廚子，佛舍”；《禪林象器箋》云：“龕，安像之柜，即廚子也。”后世直至明清仍沿用“神廚”名稱。早期廚子多以帳飾，故南北朝以來又稱廚帳（《南史·梁宗室》蕭明傳：“太清元年，為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門內，及碑匠采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廚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又，《南史·梁武帝·禁止私利詔》：“至于民間，諸求萬端，或供廚帳，或供廄車，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于民。”此是南北朝時以廚帳供像之例。）。安奉佛像的廚子稱佛帳，然至南宋時仍有稱作廚子的（南宋《校定清規(guī)》：“暫到隨大眾后，巡半堂，至后門對圣僧廚立。”）。帳是古代室內小木作的前身，早期寺院殿堂內盛行安置佛帳和圣僧帳等（唐·段成式《寺塔記》：“長安坊安國寺……（僧像）移就堂中，側施帷帳安之。”）。唐以后小木作佛帳，即由早期的廚帳演化而來，《營造法式》小木作制度專有佛道帳一卷。法隆寺玉蟲廚子作為早期小木作佛帳，不僅可以認識早期小木作的特色，且根據(jù)小木作“小物大作”的特色，對于認識早期大木建筑亦具有重要價值，玉蟲廚子成為日本美術史與建筑史的重要研究對象。關于玉蟲廚子的制做年代，文獻中無明確的記載。日本《古今目錄抄》（《古今目錄抄》，日本鐮倉時代僧顯真著述，內容為法隆寺記錄及圣德太子秘傳等，書名又稱《圣德太子傳私記》、《太子傳歷》，是關于法隆寺的重要史料。）（13世紀初）謂：法隆寺金堂“向東戶有廚子，推古天皇御廚子也。其腰細也，以玉蟲羽以銅雕透唐草下臥之。（自注：此橘寺滅之時所送也，一萬三千佛，御高七尺）其內金銅阿彌陀三尊御，其盜人取光二許所殘也。”又，《白拍子記》(1364年)謂其“推古天皇御廚子也，置金銅彌陀三尊以為本尊像也”。故有依由上述記載推測，玉蟲廚子為日本飛鳥時代（553-644）推古天皇（554-628）時御物，初置于橘寺內，寺滅后移于法隆寺金堂。又據(jù)日本天平十九年（747年）《法隆寺伽藍緣起并流記資財帳》中所記載的“宮殿像弐具”，其中“一具金泥押出千佛像”。如果此即指的是玉蟲廚子的話，那么可知至少8世紀中葉的天平十九年以前，玉蟲廚子已移至法隆寺金堂內。通過玉蟲廚子形制和樣子的分析比較，有認為其制做年代為7世紀初（關于玉蟲廚子的制作年代，有學者通過與法隆寺金堂釋迦三尊臺座（623年）相對照，其風格更為古遠，因此推測年代不可能比后者晚，其制作年代可能為七世紀初。見：文獻[3]：25.），此與推古天皇御物說吻合，而日本學界一般認為是七世紀后期之作[7]。玉蟲廚子所表現(xiàn)的建筑樣式，與法隆寺建筑相同，這一樣式被日本學界稱作飛鳥樣式，是日本輸入中國佛教建筑后最初形成的建筑樣式。根據(jù)歷史背景和樣式分析，飛鳥式建筑的源流應在于中國南北朝建筑，即六世紀前后的南北朝建筑技術，通過朝鮮半島三國而傳入日本，形成日本最初的中國體系建筑樣式。這一時期的建筑源地與傳播途徑甚為復雜，北朝與南朝的影響，交雜積淀于朝鮮半島三國，故傳入日本后所形成的飛鳥建筑樣式，因而也呈現(xiàn)出滯后、交雜與混融的特色。但總體而言，玉蟲廚子所表現(xiàn)的飛鳥建筑樣式的早期特征是十分顯著的。日本學界甚至有認為精美的玉蟲廚子為朝鮮半島的百濟所獻或南朝所制（日本建筑史學者關野貞推測，此廚為推古天皇御物，因其制作精巧，或疑來自百濟或南朝。見：（日）飯?zhí)镯氋R斯. 中國建筑對日本建筑的影響[M]. 東京：相模書房，1953：22.）。小木作玉蟲廚子的仿宮殿式特征，具有作為建筑模型的重要價值。其建筑樣式特征是分析大致同期建筑的重要參照。歷史上家具、小木作的發(fā)展，無論是結構還是造型，都與同時代的建筑相關聯(lián)。以朝鮮半島三國及中國南北朝為淵源背景的玉蟲廚子，其反映的早期建筑樣式更具意義和價值。在建筑樣式上，玉蟲廚子與法隆寺建筑具有相似和一致的特征。通過與法隆寺建筑的比較，玉蟲廚子在諸多方面?zhèn)鞒泻捅憩F(xiàn)了日本飛鳥樣式的典型特征。最突出的是云栱形式，其它如兩段疊合式屋面做法、簡潔鋪作形式、轉角鋪作做法、皿斗以及鴟尾、須彌座樣式等，都反映了早期木構建筑的典型特征（圖2）。
圖2 玉蟲廚子的正、側面造型（圖片來源：東京美術學校. 法隆寺大鏡(第三冊)[M]. 東京：大塚巧藝社，1932.）玉蟲廚子由上下兩部分構成，即下部須彌座與上部小木作殿宇，總高2.23米。上部殿宇在構成上，下設壸門基座，正面設臺階。殿宇面闊、進深各一間，正面面闊48厘米，側面進深36厘米，高50厘米。正面及兩側面各設一雙扇門。單檐廈兩頭造，翼角微翹，平行椽形式。出圓形檐椽，無飛子。殿宇四柱方形，比例細長，立于柱底枋木上，同定興北齊石柱小殿的柱腳構造形式。柱頭施闌額與普拍方（圖3）。
圖3 玉蟲廚子正立面圖（圖片來源：奈良六大寺大觀刊行會. 奈良六大寺大觀·法隆寺[M]. 東京：巖波書店，2001.）廚子殿宇飾斗栱與鴟尾，柱、枋、楣等構件上施金銅透雕帶板，其下貼玉蟲羽翅為飾。廚子板壁黑漆底上繪彩色圖像與紋樣。廚子整體用材為檜木，屋面用青銅制筒板瓦，鴟尾亦為青銅制，輪廓柔和，表面淺雕羽毛紋飾（玉蟲廚子鴟尾原物已盜失，現(xiàn)鴟尾雖為仿制品，但忠實地仿取了原樣式，仍具形制意義。）。玉蟲廚子的屋頂形式，反映了早期木構殿堂廈兩頭的特色，即由主體懸山四周加庇檐而構成，表現(xiàn)為上下兩段疊合的形式，這在中國漢至南北朝時期建筑上多見（圖4）。同為飛鳥樣式的法隆寺金堂廈兩頭造形式，在構造上也仍存兩段疊合式遺意（圖5）。這種兩段疊合的歇山構成形式，中國大致在隋、唐以后漸融合為一體化的整體結構形式，日本在法隆寺以后的建筑上，也不再見有這一做法。
圖4 早期兩段疊合式屋頂形象（圖片來源：集圖自繪）
圖5 法隆寺金堂屋頂構造形式（圖片來源：（日）西岡常一.法隆寺世界最古の木造建筑[M]. 東京：草思社，2004.）玉蟲廚子裝飾豐富，做工精致考究，集建筑、家具、繪畫和工藝于一身，是日本早期小木作工藝的珍品。早期小木作工藝的裝飾特色，除木作造型及相應工藝之外，還運用繪畫、鑲嵌及貼掛等多種裝飾手法，通過造型、質感、色彩和紋樣等形式達到豐富的裝飾效果。玉蟲廚子的裝飾手法即甚具特色。所謂玉蟲廚子之稱，正是來自于其以玉蟲羽翅為飾的特色?！坝裣x”是指一種小巧美觀帶有彩色硬翅的昆蟲，在廚子殿宇的裝飾金銅透雕帶板下，嵌貼玉蟲羽翅作為裝飾，別具特色。早期小木作的金具裝飾亦是一顯著特色，中國早在漢代即有帳角金龍等，早期寺院小木器物裝修上，亦多鑲綴以金銅飾物，如寶蓋上飾以金銅幡等。玉蟲廚子的特色表現(xiàn)在其柱、枋、楣等構件上，遍飾金銅透雕帶板，表面雕飾精致的忍冬卷草紋樣。此外，椽頭鑲飾金銅璧珰，廚子門扉背面及殿內壁上滿飾眾多銅板壓制的小佛像。金具鑲嵌形式極具裝飾效果（圖6）。原廚子內本尊應為金銅彌陀三尊佛像，然被盜，今已無存。
木作表面的金玉鑲嵌、綴貼裝飾，應是漢魏南北朝和隋唐時期一個特色，如漢文獻所記的“裁金璧以飾珰”（漢代以來流行以玉或金屬裝飾椽頭。《文選·班固·西都賦》：“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珰。”）。隋唐喜用金玉鏍鈿鑲嵌為飾，隋煬帝觀文殿香床，即以綴貼金玉珠翠為飾（《煙花記》：“隋煬帝觀文殿前兩廂為堂各十二間堂，每間十二寶廚前設五方香床，綴貼金玉珠翠。”見：《古今圖書集成·考式典·帷帳部》.）。玉蟲廚子的繪畫裝飾特色亦很突出。廚子整體以黑漆為底，其上描繪各種圖像和紋樣，主要是佛教相關題材。廚子上層殿宇正面門扇上繪二天像，左右兩側門扇上繪菩薩像（圖7）。廚子下部須彌座中間柱狀束腰部分的四面版壁上，漆繪了四個主題：須彌座正面繪“舍利供養(yǎng)圖”，背面繪“須彌山世界圖”（圖8），左右兩側繪有表現(xiàn)佛本生故事的“舍身飼虎圖”和“施身聞偈圖”（圖9）。廚子的繪畫題材，表現(xiàn)了其作為佛龕的裝飾特色。
建筑史上玉蟲廚子的價值在于其表現(xiàn)的早期建筑樣式，其形制樣式與法隆寺建筑有甚多相通一致處。作為小木工藝品的玉蟲廚子，雖不一定完全忠實地反映實際建筑的樣式，但在性質上可視為較為寫實的木構殿堂模型，對于缺乏形象史料的早期樣式史研究而言，玉蟲廚子無疑是一珍貴難得的參照實例。若將玉蟲廚子的比較置于東亞背景下，則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以下根據(jù)構架、斗栱、須彌座、鴟尾等方面所反映的樣式特征，分析玉蟲廚子與東亞早期建筑樣式的關系。構架整體穩(wěn)定性的追求，一直是中國古代木構技術發(fā)展的主要動力，而木構架的整體穩(wěn)定性，又以柱頭聯(lián)系最為關鍵，從而演化出相應的構造做法和補強措施。實事上，中國木構穩(wěn)定技術發(fā)展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柱頭聯(lián)系不斷強化的歷程。柱頭構造節(jié)點的變化，既反映了技術的進步，也表現(xiàn)了樣式的時代特征。建筑史上柱頭聯(lián)系由弱至強的變化，其方法歸納起來主要有兩種：其一，強化柱頭間的直接聯(lián)系，其二，補強柱頭間的聯(lián)系構件。柱頭聯(lián)系的方式可大分作間接與直接兩類。柱頭上櫨斗連枋的拉結為間接聯(lián)系，柱頭間闌額的拉接則為直接聯(lián)系。南北朝是柱頭聯(lián)系做法變化的轉折時期。早期北方柱頭間聯(lián)系薄弱，僅依柱頭櫨斗連枋的間接聯(lián)系。約在北朝末及隋代前后，直接連接柱頭的闌額做法出現(xiàn)，改此前柱頭的間接聯(lián)系為直接聯(lián)系。由于闌額對柱頭間的直接拉系作用，顯著增強了構架整體的穩(wěn)定性，并相應地形成了這一時期建筑樣式的顯著特征。然盡管柱頭闌額早在北朝即已出現(xiàn)，但直至初唐、中唐仍可見早期柱頭櫨斗連枋形象，這表現(xiàn)了柱頭交接做法的交叉與滯后性，二種形式有一定的并存時期。柱頭構造節(jié)點變化的另一趨勢是柱頭間的聯(lián)系構件的強化，其表現(xiàn)一是闌額構件的強化，如重楣做法、增大闌額尺寸以及改進闌額榫卯；其表現(xiàn)二是增加柱頭聯(lián)系構件，即普拍方構件的出現(xiàn)。比較玉蟲廚子柱頭構造形式，雖其闌額仍為早期的單材小額形式，但卻出現(xiàn)了時代偏晚的普拍方構件，這成為玉蟲廚子的一個顯著特色（圖10）。由于單材小額做法與普拍方構件，都是時段性顯著的樣式特征，為分析玉蟲廚子性質及其時代性，提供了一個線索。
圖10 玉蟲廚子柱頭聯(lián)系的構造形式[8]
自南北朝以來，對于趨向擺脫厚墻扶持的北方木構技術而言，柱頭聯(lián)系顯然是一薄弱環(huán)節(jié)，故增強柱頭聯(lián)系，是這一時期技術追求的一個重要方面。約初唐以后，此前單薄的柱頭聯(lián)系，逐漸向重楣或大額的形式發(fā)展，并成為這一時期建筑形象上的一個顯著特征。日本奈良及平安時代建筑上，未見重楣做法，無論是奈良前期的法隆寺建筑、藥師寺東塔，還是天平時期的唐招提寺金堂上，都是單材小額做法。從源流上分析，日本奈良時代建筑源自初唐和盛唐建筑，而此時正是中土重楣做法流行的時期。故推測奈良時代建筑的直接祖型應不具重楣做法，或仍延續(xù)的是較早的單材小額做法，敦煌壁畫唐代建筑形象中，也可見非重楣做法的單材小額形式。玉蟲廚子柱頭楣額于正面和兩側面分設上下兩層，上為單楣，下為門額。背面無門，故僅為單楣。玉蟲廚子楣額細小，反映了其構造和樣式上偏早期的時代特色，其小額尺寸甚至略小于單材，反映了早期柱頭聯(lián)系之薄弱。初唐以來的重楣做法，其單楣尺寸亦是單材或小于單材的小料。然在柱頭構造上，玉蟲廚子單材小額與普拍方的并用，卻是一獨特的現(xiàn)象，因為普拍方在日本建筑上的運用，有明確的對象性和時代性。闌額的補強措施，一是由單額變重楣，即以組合構件的形式，增強闌額的聯(lián)接作用；二是增加普拍方構件，強化柱頭間聯(lián)系。根據(jù)史料分析，這一演變進程應在唐以后，相應地形成了初唐、盛唐建筑的樣式特征。普拍方是為加強柱頭聯(lián)系而出現(xiàn)的新構件，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征。普拍方的初出似在初唐。初唐北方磚塔上已見普拍方的運用，西安興教寺玄奘塔（669年）為已知最早實例，且其后木塔上多用之。故初唐以后，普拍方在樓閣建筑上的運用應已較普遍。普拍方作為闌額的補強構件，其運用樓閣先于殿堂，即先是用于木塔以及樓閣的結構平座層上，以加強整體的穩(wěn)定，如北宋《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中，普拍方即只用樓閣平座。普拍方用于單層的殿堂建筑上，其時間應較樓閣晚得多。單層殿堂用普拍方的最早大木遺構為五代晉天福五年（940年）的平順大云院大佛殿。中土普拍方運用于殿堂建筑的時間，推測不會早于中唐，而殿堂普拍方的普及應是在北宋以后。日本普拍方的運用，與唐代有著相同的傾向和特色，即普拍方在塔及樓閣上的運用早于單層殿堂，日本遺構中最初的普拍方之例為法隆寺五重塔底層，其次為奈良藥師寺東塔（730年），然直至13世紀，日本殿堂建筑上，仍一直未用普拍方。日本殿堂建筑上施用普拍方，是在十三世紀南宋建筑的影響之后。在此背景下，玉蟲廚子之例就顯得十分特殊。玉蟲廚子施用普拍方的特色，或與其作為小木作的裝飾性相關。殿堂建筑用普拍方，有可能是從小木作到大木作的。如《營造法式》大木殿堂不用普拍方，而仿殿堂的小木作帳藏卻用普拍方。普折方至轉角的構造，分絞角出頭與合角不出頭兩種做法，且以后者年代較早。如玉蟲廚子、大云院彌陀殿的普拍方皆合角不出頭做法。總之，普拍方要素既是玉蟲廚子構造與樣式上的一個特色，也可作為其年代推定的一個間接依據(jù)。根據(jù)上述關于建筑柱頭聯(lián)系技術與樣式發(fā)展的綜合分析，并以此比照玉蟲廚子，玉蟲廚子的年代應較飛鳥時代推后。斗拱形式是建筑樣式的顯著特征。玉蟲廚子被歸類于日本飛鳥樣式，亦主要是根據(jù)其斗栱的特征。玉蟲廚子斗栱的主要特色有：四隅方柱普拍方上施轉角斗栱，正背面各施補間斗栱二朵，兩側面施補間斗栱各一朵。斗栱并無明確的鋪作數(shù)概念，偷心不施橫材，由櫨斗出云栱二跳，上承下昂，大致相當于六鋪作偷心雙抄單下昂形式。斗栱樣式以云斗栱為主要特色，櫨斗承云栱，櫨斗下施皿板，這是日本飛鳥樣式最典型的特征（圖11，圖12）。
圖11 玉蟲廚子斗栱形式（圖片來源：（日）淺野清. 法隆寺建筑の研究[M]. 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83.）
圖12 法隆寺金堂與玉蟲廚子斗栱比較（圖片來源：（日）西岡常一. 法隆寺世界最古の木造建筑{M]. 東京：草思社，2004.）
從樣式分析的角度而言，云栱與皿斗都是早期斗栱形式的顯著特征。飛鳥樣式的云栱，在形式上雖然相當獨特，但應與中土漢代建筑中大量運用的曲栱有相當?shù)年P聯(lián)。皿斗做法早在四川漢代崖墓中已見。北朝實物見于北魏云岡、龍門石窟的屋形龕與塔柱。朝鮮半島高句麗遺跡中也多見皿斗形象，中原地區(qū)至唐代時，建筑上皿斗做法已基本消失。玉蟲廚子的皿斗做法應反映的是中原地區(qū)南北朝時期的建筑樣式。此外，玉蟲廚子斗形上亦有特色，如斗邊上擴、高斗欹等。上擴斗形式也是典型的早期特色，四川漢代崖墓中即見有上擴形皿斗（圖13）。
圖13 四川郪江漢代崖墓斗栱（圖片來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三臺郪江崖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轉角鋪作僅角縫出栱昂，是早期斗栱的特征。包括玉蟲廚子在內的日本飛鳥式建筑皆是如此，即其轉角鋪作所出栱昂只在45角縫上，而正側兩縫不出栱昂（圖14）。玉蟲廚子的特色更有其補間云栱作斜向布置，微向兩側斜出呈放射狀（圖10）。玉蟲廚子所表現(xiàn)的轉角鋪作形式，應淵源于中土南北朝，如云岡石窟中的北魏鋪作樣式以及洛陽陶屋斗栱形式，都可見類似的形式和做法。轉角鋪作角縫出栱這一形式，中土雖至初唐仍存（根據(jù)唐總章三年（670年）明堂規(guī)制詔書記載分析，明堂每柱頭鋪作用二下昂，故推知其轉角鋪作仍是角縫出栱昂。傅熹年先生認為初唐時轉角鋪作仍未形成同時三縫出栱做法，但至8世紀初已完成轉角鋪作三縫出栱形式。如大雁塔門楣石刻及懿德太子墓壁畫中的形象。但角縫出栱昂形式，在唐或仍有一段延續(xù)，如新疆吐魯番唐墓出土木臺模型等例。），但轉角鋪作三縫出栱的形式，在7世紀末應已成熟，8世紀初的大雁塔門楣石刻（701年），是一個座標。盛唐以后，中土轉角鋪作漸趨完備，三縫出栱并以相列橫栱聯(lián)為一體。故僅就樣式特征而言，玉蟲廚子轉角鋪作的角縫出栱形式，大致反映了中土八世紀初之前的樣式特色。
玉蟲廚子的整體由上部小木作殿宇和下部基座兩部分構成。下部基座以須彌座為主體，須彌座下又施壸門臺座。現(xiàn)狀臺座足下所附托泥，為后世所加（圖15）。
高大的須彌座是玉蟲廚子整體造型的重要組成部分。須彌座是隨佛教而傳入中國的臺座形式，用作佛像、佛廚及佛塔的基座。須彌座一般由上下枋、疊澀和束腰三部分相疊而成，并隨時代的不同，各部分形式和比例產生相應的變化。北朝時期須彌座造型形式簡潔，素平疊澀，束腰高大，至北朝后期出現(xiàn)蓮瓣、壸門等裝飾做法。集安高句麗墓葬壁畫中也見高束腰須彌座形象，整體與玉蟲廚子甚似，唯素平疊澀，尚未作蓮瓣裝飾（圖16）。形制簡潔與高束腰是南北朝至唐代須彌座的一個基本特色。
圖16 集安高句麗墓葬壁畫中的須彌座形象（圖片來源：翻拍自高句麗墓葬壁畫宣傳招貼）
玉蟲廚子木作須彌座，整體形制簡潔，束腰方柱構成須彌座的主體，上下枋間的疊澀部分作仰覆蓮瓣。文獻記載玉蟲廚子須彌座“其腰細也”(《古今目錄抄》)，即指的是其高束腰的比例特色，日本學界形象地稱之為宣字型須彌座。后世須彌座樣式漸趨復雜和裝飾化，尤其是束腰部分，不僅裝飾特色突出，且高度逐漸變小，整體比例改變。此外，廚子須彌座下的臺腳部分，腿截面作矩尺形，腿間成壸門曲線造型，也都是南北朝及隋唐時期，家具流行的做法。玉蟲廚子須彌座是日本奈良、平安時代須彌座的典型樣式，其它如橘夫人廚子須彌座（奈良時代）以及法隆寺金堂釋迦三尊須彌座（623年）等，皆形式相同，只是裝飾略有不同，都表現(xiàn)的是東亞早期須彌座的形式和風格（圖17）。
在形制樣式及年代上，與玉蟲廚子最可比的是洛陽陶屋（關于洛陽陶屋的介紹與分析，見：張家泰. 隋代建筑若干問題初探// 建筑歷史與理論（第一輯）[C]. 中國建筑學會建筑史學分會，1980：22.），二者從整體形式到樣式做法都相當類似，且年代也應較為相近（圖18）。在造型上，二者同為歇山頂小型殿宇形式，正脊兩端所飾鴟尾風格相近，是典型的唐以前早期鴟尾形象。唯玉蟲廚子鴟尾整體遍飾羽紋，造型優(yōu)美，且提示了鴟尾起源與鳳鳥羽翼的關聯(lián)性（圖19）。
圖18 洛陽陶屋整體形象（圖片來源：金秋鵬主編. 中國科學技術史·圖錄卷[M].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05）
圖19 七至八世紀中日鴟尾形式比較（圖片來源：集圖自繪）
鴟尾是中國古代宮殿及佛教建筑的重要裝飾，然日本建筑上鴟尾之飾有相當?shù)南拗疲瑑H用于高等級建筑上。歷史上已知飾鴟尾的建筑有：奈良藥師寺金堂、平城宮朱雀門、唐招提寺金堂、東大寺大佛殿、京都平安神宮、大阪四天王寺金堂等，皆重要的高等級建筑，鴟尾之飾成為日本建筑等級的重要標志。日本佛寺及宮殿的大多數(shù)建筑，受等級限制，皆不飾鴟尾。因此可知玉蟲廚子的造型表現(xiàn)的是當時高等級的佛殿形式。從柱頭節(jié)點形式看，洛陽陶屋柱頭間仍未施闌額，柱頭聯(lián)系僅為柱上櫨斗聯(lián)枋形式，顯然在柱頭構造上，其時代特征要早于玉蟲廚子。二者最主要的差異表現(xiàn)在開間形式上，洛陽陶屋面闊、進深各三間，而玉蟲廚子則為面闊、進深各一間。將二者聯(lián)系起來作綜合分析比較，玉蟲廚子可有進一步的認識。就鋪作配置而言，玉蟲廚子的面闊補間鋪作兩朵、進深補間鋪作一朵的做法，與其年代甚不相符。玉蟲廚子所處時代，補間鋪作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通過廚子的立面開間比例分析以及與洛陽陶屋形制的比較，可以認定玉蟲廚子面闊補間二朵斗栱的形式，實際并非表現(xiàn)的是補間斗栱，而是原初面闊三間簡化形式的結果，即面闊看似的二朵補間斗栱，實際上是省去的中間平柱上的二朵柱頭斗栱。同樣，其側面看似的一朵補間斗栱，也是省去原初山面中柱的結果。也就是說玉蟲廚子原型的開間構成形式，應與洛陽陶屋十分相似，二者都是面闊三間的形式，唯洛陽陶屋進深三間，而玉蟲廚子進深二間（圖20）。玉蟲廚子面闊三間、進深二間的形式，與北齊石柱小殿完全相同（圖21）。
圖20 玉蟲廚子開間形式復原圖（圖片來源：以《奈良六大寺大觀·法隆寺》為底圖）
圖21 定興北齊石柱小殿（圖片來源：劉敦楨. 定興縣北齊石柱//劉敦楨全集（第二卷）[M]. 北京：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07.）
分析面闊三間殿堂的開間比例形式，早期開間比例以豎長形為多，如法隆寺金堂、玉蟲廚子、洛陽陶屋、北齊石柱小殿以及敦煌壁畫佛殿形象都反映了這一特色。此外，它們還表現(xiàn)有梢間顯著小于心間的間廣比例特征，這是由早期轉角斗栱僅角縫斜出栱昂，為使梢間撩檐方跨距不致過大而縮小梢間的緣故。另外可參照的形象是，玉蟲廚子本身須彌座背面所繪佛殿形象，也可作為廚子面闊三間造型的一個旁證（圖8），此繪畫佛殿形象或就是玉蟲廚子原型的寫照。與玉蟲廚子相近的另一實例是近年由海外追回的陜西唐貞順皇后（武惠妃）陵石槨，其為面闊三間、進深一間的仿宮殿造型（圖22），玉蟲廚子開間形式的原型應與此槨相同。
圖22 陜西唐貞順皇后（武惠妃）陵石槨（圖片來源：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90a9b4c0100j97g.html）
從上文所析玉蟲廚子與洛陽陶屋的相似接近的特色來看，洛陽陶屋應是玉蟲廚子年代判定的一個重要參照。然洛陽陶屋本身的年代也無確證，學界早先推測為隋代（張家泰《隋代建筑若干問題初探》一文推測洛陽陶屋為隋代之物。），但通過比較可見，其轉角鋪作的角縫出栱形式以及柱頭節(jié)點做法的櫨斗承楣形式，都表現(xiàn)出了較早的時代特征，或有可能早至北朝后期的北齊、北周時期（鐘曉青先生認為洛陽陶屋的年代有可能早到北朝晚期，因為柱頭上還采用一斗三升托橫楣的做法。）。玉蟲廚子與洛陽陶屋具有比較相近的樣式特征，其相互差異在于，玉蟲廚子在保持早期櫨斗承楣做法的同時，又于柱頭間采用闌額，而且更出現(xiàn)普拍方構件。根據(jù)已知史料以及樣式分析，大致判斷洛陽陶屋年代在隋代前后，以及玉蟲廚子年代晚于洛陽陶屋應是沒有疑問的。玉蟲廚子作為早期木作遺物，仍有許多不明和疑問處有待探討，其中年代以及源流所屬問題是最重要者。然由于缺少年代分析的相關史料，且日本早期建筑源流關系復雜，上述問題唯有置于東亞大背景下作考察，才有可能對其年代及源流所屬作大致的定位。關于玉蟲廚子的制做年代，日本學界諸說都是推測，大致有以下幾說：其一，根據(jù)后世文獻《白拍子記》（1364年）所記“推古天皇御廚子也”，認為玉蟲廚子為日本飛鳥時代推古天皇（554—628）時御物；其二，根據(jù)裝飾彩繪的特色，從繪畫史的角度推測玉蟲廚子的制做年代為從7世紀中葉至8世紀初；其三，從建筑史的角度，認為玉蟲廚子的樣式年代早于法隆寺金堂，推測其制做年代約在7世紀前半，也有認為在7世紀末至8世紀初。實際上，在日本早期建筑源流關系復雜的背景下，無年代確證的玉蟲廚子，其實物年代的判定或是相當困難的。從樣式年代分析的角度而言，玉蟲廚子年代判定的關鍵在于法隆寺建筑，日本學界對玉蟲廚子年代的判定，也基本上是以法隆寺建筑樣式為參照的。然而，法隆寺建筑及其源流關系本身仍是未解之謎，仍處于推測階段。所以說，玉蟲廚子的樣式年代分析，根本上還取決于以法隆寺建筑為代表的所謂飛鳥樣式的進一步探討和解明。日本早期建筑樣式，因地域源流及傳播途徑的復雜，樣式之間的差異和變化十分顯著。諸樣式做法的混雜、滯后和守陳是常見的現(xiàn)象。比照中國本土樣式，玉蟲廚子表現(xiàn)的所謂飛鳥樣式，在很大程度上應是一種多源混雜的樣式現(xiàn)象。從東亞整體的背景來看，舊制沿襲是玉蟲廚子樣式特征的一個顯著特色。所謂的飛鳥樣式，應是源自朝鮮半島三國所汲收、積淀和交雜的中國南北朝及隋代建筑樣式的再現(xiàn)，故法隆寺建筑及玉蟲廚子具有遠早于其實際年代的古制與樣式，其樣式風格表現(xiàn)為滯后特色。也就是說，在東亞建筑樣式譜系中，玉蟲廚子的樣式年代應早于其實際年代。以法隆寺建筑（包括玉蟲廚子）為代表的所謂飛鳥樣式，是否就是飛鳥時代的單一樣式，也是值得懷疑的，如果說是飛鳥時代的樣式之一或更有可能。推測飛鳥時代的建筑樣式應是多樣紛雜的，其建筑樣式未必會統(tǒng)一為以云栱為代表的單一樣式。玉蟲廚子一方面沿襲早期的舊樣式，另一方面又融匯了晚出的新樣式。如其轉角斗栱角縫出栱形式、云栱形式、皿斗形式、柱頭單材小額形式、鴟尾風格形狀、翼角平直微翹、平行椽形式、明次間比例等，都是早期的樣式做法，與法隆寺建筑金堂時代特征相近一致；此外，山面梁架形式，玉蟲廚子與法隆寺金堂亦相同，均為叉手蜀柱式，且其叉手為曲腳式，樣式年代應晚于直腳叉手形式。日本現(xiàn)存遺構中叉手蜀柱式山面梁架，僅此二例。日本天平時代始流行重層月梁形式。玉蟲廚子的兩段疊合式歇山做法、柱頭櫨斗連枋形式、上擴斗形式、圓形檐椽形式等則是早于法隆寺金堂的樣式特色。而又有一些做法，如普拍方構件、昂頭微翹形式等，則相對而言是較晚出的形式，于法隆寺金堂等其它飛鳥式建筑上不見。此外，玉蟲廚子椽頭垂直椽身切割，不同于法隆寺金堂、五重塔椽頭垂直地面切割的形式，亦表現(xiàn)了二者之間年代或譜系上的細微差異。顯然，玉蟲廚子在風格樣式上，具有新舊樣式疊加混雜的特色，以法隆寺金堂為參照，玉蟲廚子的基本樣式做法與金堂相近，但也同時并存了早于金堂或較金堂晚出的樣式形式。因而日本學者有認為玉蟲廚子的年代早于法隆寺金堂，約在7世紀前半（淺野清，渡邊義雄. 法隆寺西院伽藍. 東京：巖波書店，1974.）；也有學者根據(jù)廚子細部樣式，尤其是昂頭微翹這一樣式特征，認為玉蟲廚子的年代應推后至8世紀初[6]。昂頭微翹是日本奈良時代建筑的樣式特征之一，8世紀后期的唐招提寺金堂（約770年），是遺構中昂頭微翹的最早之例。相比較而言，玉蟲廚子年代的8世紀初之說，較為有利。此外，普拍方這一因素也是不能忽視放過的，如果再考慮普拍方因素，玉蟲廚子的年代或可能要推后更多，似應遲至8世紀中期，吻合于日本天平十九年（747年）《法隆寺伽藍緣起并流記資財帳》的記載。從樣式分析而言，可以認定玉蟲廚子的年代應晚于法隆寺建筑。玉蟲廚子或可看作是一個樣式擬古的小木作殿堂模型。玉蟲廚子的年代分析，必然涉及法隆寺建筑的年代，一般認為法隆寺建筑再建于7世紀末至8世紀初。然近年法隆寺五重塔心柱年輪年代測定結果（594年），又使得關于年代的討論，出現(xiàn)新的變數(shù)。然筆者還是認為：相對新出諸說而言，再建于7世紀末至8世紀初之舊說，仍是目前關于法隆寺建筑年代的較合理的一個推斷。日本飛鳥時代，是中國佛教文化初傳時期，所謂飛鳥樣式，正是通過朝鮮半島三國而間接反映中國南北朝的佛教建筑樣式。日本飛鳥樣式的源流有北朝說與南朝說，然飛鳥時代的影響因素甚為復雜，交雜積淀說或更為妥當。將飛鳥樣式簡單地與南朝建筑相聯(lián)系，可能亦有問題。從玉蟲廚子的樣式風格上，也能看到多源混雜這一特色。以往日本學者多認為法隆寺建筑及玉蟲廚子是南朝風格的表現(xiàn)，然通過樣式分析比較，雖南朝風格濃郁，然一些樣式做法未必不是北朝風格。玉蟲廚子樣式做法上，交融有南北要素與特色。如玉蟲廚子陡竣的兩段式歇山形式等，應是偏南系風格的形式。而廚子的替木加撩風槫做法以及普拍方做法等，則是較典型的北式特色，顯著區(qū)別于法隆寺金堂不施普拍方以及南式撩檐方做法。又，玉蟲廚子近似雙抄單昂的六鋪作形式，應是偏北系的做法，區(qū)別于南系單抄雙昂的六鋪作形式。相對而言，法隆寺金堂樣式做法上的南方因素，較玉蟲廚子更多一些，而玉蟲廚子構成上，北系色彩則濃重一些。至于其中的具體影響關系和路線，則復雜而難以梳理，因為即使是作為祖型的中原地區(qū)南朝與北朝之間，亦存在著交融與影響關系。玉蟲廚子是東亞樣式史研究的重要早期實例，關于玉蟲廚子早期建筑樣式的分析，其意義一方面在于對飛鳥樣式的再認識。進而在東亞建筑的大背景下，對玉蟲廚子的年代時段和性質特色作一個大致的推測和定位。另一方面，則是以玉蟲廚子為線索，認識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早期建筑的性質與特點。首先關于玉蟲廚子的年代，如果我們認定日本天平十九年（747年）《法隆寺伽藍緣起并流記資財帳》中所記載的“宮殿像”即指的是玉蟲廚子的話，那么玉蟲廚子實物年代的下限是應在八世紀中期。再結合上述的樣式比較分析，尤其是其昂頭微翹與普拍方構件這兩個特征，推定玉蟲廚子的實物年代應晚于法隆寺建筑，并大致在八世紀中期，相當于日本的天平時期和中唐時期。玉蟲廚子充分表現(xiàn)了飛鳥式建筑共同的基本性質和特色，概括為兩點，即：新舊樣式的疊加與多源樣式的混雜。玉蟲廚子所表現(xiàn)的飛鳥樣式，實際上是東亞背景下日本建筑早期樣象和特色的寫照。[1] （日）久野健,鈴木嘉吉. 原色日本の美術·法隆寺[M]. 東京：小學館，1981. [2] （日）淺野清. 法隆寺建筑の研究[M]. 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69. [3] 劉曉路. 日本美術史綱[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4] 劉敦楨. 法隆寺與漢、六朝建筑式樣之關系并補注//劉敦楨全集（第一卷）[M]. 北京：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07. [5] 劉敦楨. 玉蟲廚子之建筑價值并補注//劉敦楨全集（第一卷）[M]. 北京：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07. [6] （日）村田治郎. 玉蟲廚子の諸考察[J]. 佛教藝術（63、67、69號），1966-1968. [7] （日）大野敏. 飛鳥、奈良時代の廚子[J]. 建筑史學(第29號)，1997.9. [8] （日）秋山光和. 法隆寺玉蟲廚子と橘夫人廚子[M]. 東京：巖波書店，1975. [9] 傅熹年. 中國古代建筑史（第二卷）[M]. 北京：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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