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在《金華日報》《金華晚報》及本地其他媒體屢屢出現(xiàn)申時行庵堂認母的話題。

此話題大意為申貴升去虎丘游玩，偶遇法華庵尼姑志貞，二人一見鐘情，于是申就留住庵中不思歸家，最后不幸病死庵中。此時志貞已身懷六甲，最后產(chǎn)下一子，取名申時行。志貞因畏人言，在申時行襁褓中裹上血書及申貴升遺物玉蜻蜓扇墜，讓庵里干雜活的婆婆深夜送子歸還申府。但婆婆在路上受驚，竟將孩子棄于橋頭。豆腐店店主朱小溪恰好路過，便將其抱回撫養(yǎng)。不久豆腐店毀于大火，朱小溪生活陷于困頓，無奈之下，將孩子賣給蘇州離任知府東陽人徐上珍。徐無子，將孩子視為己出，并將其改名為徐時行，后又按徐氏排行取名為元宰。
　　徐時行生性聰慧，在徐上珍的精心培養(yǎng)下，才華橫溢，遠近聞名。16年后，徐時行得中解元。不久，徐時行將從東陽赴京殿試，此時徐上珍將血書和玉蜻蜓扇墜交給徐時行，并告訴其身世。徐時行在血書中知悉親生母親為法華庵尼姑志貞，遂在赴京途中轉(zhuǎn)道法華庵，憑玉蜻蜓扇墜與親生母親相認。這就是婺劇中非常有名的取材于彈詞《玉蜻蜓》的折子戲《庵堂認母》。

東陽人據(jù)此認為本縣出了半個文狀元，婺城區(qū)蘇孟附近的一個小村莊認為該村就是尼姑庵所在，永康芝英人認為是該村在刑部任職的應(yīng)延育將申時行藏入自己轎子送入考場。上述說法似乎都言之鑿鑿。那么，歷史上的申時行庵堂認母是否確有其事呢？

上海師大歷史教授吳仁安在其所著的《明清江南望族與社會經(jīng)濟文化》一書中，專辟一章論述此事，題為《明代“狀元宰相”申時行其人其事與彈詞〈玉蜻蜓〉禁演的前前后后》。洋洋7000言，將申時行與徐氏的關(guān)系及《玉蜻蜓》的產(chǎn)生原因論述得一清二楚。

吳教授綜合《明史》《列朝詩集小傳》《弇山堂別集》《罪惟錄》《嘉靖以來首輔傳》《召對錄》《眉公見聞錄》、崇禎《吳縣志》卷40《申時行傳》及《申氏世譜》等資料，理出申時行的身世歷史如下：

申時行（1535~1614），字汝默，號瑤泉，蘇州府長洲縣人，明嘉靖十四年乙未（公元1535年）出生于蘇州平江路混堂弄徐家。祖父徐乾原姓申，因幼年過繼舅家才改姓為徐。父親徐士章，字俊民，號古愚，系蘇州府長洲縣庠生，生于明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享年43。徐時行生母在他12歲時去世，繼母為黃氏。徐時行20歲入庠，24歲時其父去世，26歲中狀元，28歲因祖父徐乾病故回鄉(xiāng)守制。30歲起復(fù)，即要求恢復(fù)本姓，萬歷十三年（1585）獲準(zhǔn)“復(fù)姓歸宗”。此事轟動蘇州城鄉(xiāng)，街頭巷尾傳為美談。

對于彈詞《玉蜻蜓》的產(chǎn)生，吳教授認為是申時行為官多年，宦囊頗豐，蘇州邸宅就有八大處，后裔也赫赫揚揚，成為蘇州望族，不免引人嫉恨。于是采用“擒賊先擒王”、“砍樹先挖根”的方法，以影射附會的手段抹黑申氏祖宗，達到動搖申氏望族地位以宣泄不滿的目的。

由此可見，所謂的申時行庵堂認母是子虛烏有之事，所謂的東陽出過半個文狀元只是人們的良好愿望，或是某些人的牽強附會自作多情而已。至于婺城區(qū)的那個小村莊，自然也不存在認母的庵堂及申時行發(fā)跡后建造的五鳳樓，甚至和南京兵部尚書東陽人許宏綱也扯不上關(guān)系。而芝英人應(yīng)延育的做法更是離譜，明代科舉考試資格審查甚嚴，并非混入試場就可以涉險過關(guān)，而且無關(guān)人員——即使是高官——也不可能進入試場。另外，將“三吳”理解為狀元、榜眼、探花更是可笑。

我們并不反對文學(xué)藝術(shù)的想象、虛構(gòu)、加工，《玉蜻蜓》及《庵堂認母》自有其獨特的審美價值和演播的權(quán)利。但千萬別將想象虛構(gòu)的東西當(dāng)成真實的存在。對于民間傳說，也當(dāng)披沙揀金，選取其合理的內(nèi)核，揚棄其中的糟粕及添油加醋以訛傳訛的成分。

                           吳立梅于2008.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