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9年，西方藝術人類學研究涌現(xiàn)出大量成果。主要集中于如下幾個方面：第一，當代藝術與人類學的融合，人類學界對當代藝術表現(xiàn)出高度關注，相關成果頗多；第二，田野個案方面，對原住民傳統(tǒng)手工藝以及手工藝人的研究是一大熱點，諸多著作涉及傳統(tǒng)手工藝在族群認同中的重要作用；第三，中國藝術人類學研究受到西方學界關注，有相關著作出版；第四，對于西方藝術人類學史的追蹤研究是本年度的一個熱點，有多項研究涉及這一問題。第五，時尚、感覺、記憶等話題仍是其跨學科研究的熱點。

　　關鍵詞：藝術人類學；當代藝術；藝術民族志；時尚

　　作者簡介：李修建，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導師。

　　基金項目:本文為中國藝術研究院“2019中國藝術人類學學科發(fā)展研究報告”成果之一。

　　近年來，藝術人類學在西方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每年都會出版大量的學術成果，2019年度亦是如此。藝術人類學是一個關涉多門學科的研究領域，本年度的研究同樣體現(xiàn)出了這一學科特色。本文以西方學界出版的藝術人類學英文學術著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對其年度熱點話題做一次概覽。

　　一、當代藝術與人類學的融合

　　傳統(tǒng)的藝術人類學研究主要關注所謂的“原始藝術”，即無文字的小型社會中的藝術。近些年來，人類學家對當代藝術表現(xiàn)出了濃厚的興趣。有些人類學家不僅強調(diào)人類學與當代藝術之間的交流，提倡人類學家和藝術家之間的相通性，而且與藝術家展開合作，參與到藝術創(chuàng)作之中。本年度，至少有4部著作涉及這一主題。

　　《實踐中的藝術和人類學：跨學科之旅》（Practicing Art and Anthropology: A Transdisciplinary Journey）。作者是瑞典人類學家安娜·萊恩（Anna Laine）。她有數(shù)十年藝術創(chuàng)作經(jīng)驗，這一學科背景使她對藝術和人類學的跨學科融合進行了深入探討，該書即是她的重要成果。在書中，她運用自己與印度和英國的泰米爾人合作的豐富案例，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探討了藝術和人類學之間的可能聯(lián)系。這超越了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拓展了研究的視野。

　　《藝術、人類學和爭論的遺產(chǎn)：“遺跡”民族志》（Art, Anthropology, and Contested Heritage: Ethnographies of TRACES）。持續(xù)主編藝術人類學文集的挪威學者阿納德·施耐德（Arnd Schneider），堪稱西方藝術人類學界最活躍的學者之一。在方法論上，他是安娜·萊恩的同道，力主人類學家和藝術家之間的交融。今年，他又主編了該書?！斑z跡”（TRACES）是歐盟地平線2020計劃（EUs Horizon 2020 program）支持的一個項目，涉及一些有爭議的文化遺產(chǎn)，如關于殖民主義的藝術展覽、死亡面具、大屠殺紀念館、頭骨收藏等，參與者來自藝術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多個學科。本書中的個案研究，批判性地評定了藝術和美學方法以及創(chuàng)新性的日常實踐如何在文化上和經(jīng)濟上強化群體認同，意在提出一種新的方式傳播有爭議的文化遺產(chǎn)，并為重構歐洲人身份認同提供理論基礎。

　　葡萄牙學者利吉婭·費羅（Lígia Ferro）和大衛(wèi)·波韋達（David Poveda）主編的《當代世界中的藝術和民族志：從學習到社會參與》（Arts and ethnography in a contemporary world: From learning to social participation）。該書在方法論上亦與上面兩部著作形成呼應。作者指出，藝術的學習、教育與社會參與成為民族志研究的一大主題，藝術家和藝術研究者也時常以民族志為創(chuàng)作或研究方法。藝術研究為跨學科對話提供了一個平臺，本書以民族志為主要方法論，結(jié)合與藝術創(chuàng)作相關的社會實踐和話語研究，探討歐洲和拉丁美洲藝術語境和藝術實踐的多樣性，加深了我們對相關問題的理解。本書對方法論的討論尤其值得我們關注。

　　印度學者薩散卡·佩雷拉（Sasanka Perera）和德夫·納特·帕塔克（Dev Nath Pathak）主編的《南亞的當代藝術、人類學和藝術史的交叉：解碼視覺世界》（Intersections of Contemporary Art, Anthropology and Art History in South Asia: Decoding Visual Worlds）。本書作者平等地參與人類學和視覺藝術的案例研究，考察了印度、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尼泊爾的藝術品和藝術創(chuàng)作，強調(diào)了藝術實踐的社會與政治復雜性。書中廣泛涉及人類學、社會學、傳記、記憶、藝術史和視覺藝術的當代實踐等多個領域，展示了視覺作為一種理解社會的方式可能具有的價值。本書既表明了藝術批評和藝術史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方法和理論的必要性，同時又挑戰(zhàn)了社會科學的“圖像恐懼癥”。

　　二、中國藝術人類學的國外傳播

　　嚴格來說，中國藝術人類學興起于最近十余年。在此之前，雖有一些成果，但缺乏體系，不成規(guī)模。近十余年來，隨著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的成立以及系列活動的有效開展，匯聚起一大批中青年研究者，出版了大量理論和田野研究論著，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國藝術人類學的學科特色和研究風格。

　　相比西方藝術人類學的研究，中國藝術人類學有著鮮明的特點。早在80多年前，英國人類學界的領軍人物馬林諾夫斯基就對費孝通的中國鄉(xiāng)村研究推崇備至，是因為他認識到中國社會的歷史性和復雜性，與西方早期人類學慣常研究的“原始社會”大異其趣，而他的功能主義，能用于分析如此復雜的“文明社會”，讓他感到異常欣喜。中國藝術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既涉及文獻資料豐富的民族民間藝術，亦包含無文字的少數(shù)民族藝術，還有新興的都市藝術；既涵蓋西方藝術人類學主要研究的視覺藝術，還將音樂、舞蹈、戲劇等藝術門類包羅在內(nèi)。

　　英國人類學家羅伯特·萊頓（Robert Layton）早在1981年就出版了代表作《藝術人類學》，近年來，他與中國藝術人類學界多有接觸，多次參加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的活動，并與中國學者共同開展田野調(diào)查和學術研究。本年度，由他和中國學者羅易扉主編的《中國當代藝術人類學》（Contemporary Anthropologies of the Arts in China）出版。本書收錄方李莉、何明、洛秦、色音、楊民康、王杰、周星、項陽、王建民等學者的9篇代表作，內(nèi)容涉及中國藝術人類學的理論建構、音樂民族志、儀式舞蹈、漢服運動等。本書向西方學界展現(xiàn)了中國藝術人類學的理論視野和研究取向，很好地推動了中國藝術人類學的國際化。

　　三、藝術人類學史的追蹤研究

　　在殖民時代，西方傳教士、探險家、殖民地官員等從當?shù)貛Щ卮罅俊八囆g品”，其相當多的一部分成了博物館的收藏品。他們的活動同樣極大地影響了當?shù)厝说乃囆g創(chuàng)作。早期的藝術人類學研究就是基于這些藏品和作品展開的。本年度，至少有3部著作對早期藝術人類學史上的個案展開了追蹤研究。

　　第一部是由埃琳娜·戈沃爾（Elena Govor）和尼古拉斯·托馬斯（Nicholas Thomas）主編的《提基：馬克薩斯藝術和克魯斯滕探險隊》（Tiki: Marquesan Art and the Krusenstern Expedition）。埃琳娜·戈沃爾出生于俄羅斯，現(xiàn)居澳大利亞，她主要研究俄羅斯和太平洋與澳大利亞民族之間的跨文化交流。尼古拉斯·托馬斯師從英國藝術人類學的領軍人物之一安東尼·福格，主要研究太平洋地區(qū)的跨文化交流與藝術史，對馬克薩斯藝術有深入研究，目前擔任劍橋考古學和人類學博物館館長。馬克薩斯群島是波利尼西亞東部的一個偏遠群島，橫跨六個島嶼，有著世界上最具特色的藝術傳統(tǒng)。盡管世界各大博物館都展出馬克薩斯藝術，人們卻對它知之甚少，對這些藝術品的收藏史也基本上未經(jīng)研究。本書記錄并探討了該群島最廣泛的早期收藏。1804年5月，首次俄羅斯環(huán)球航行的參與者克魯斯滕探險隊，在努庫希瓦島上度過了12天。受到詹姆斯·庫克船長航?；顒拥膯l(fā)，水手們向島民收集了大量人工制品。雖然此后這些人工制品散布各處，本研究經(jīng)過努力，已經(jīng)確定了大約200件當時收集的文物，現(xiàn)在陳列于俄羅斯、愛沙尼亞、德國、瑞士和荷蘭的博物館中。本書中的系列文章將這些歷史上的人工制品置于馬克薩斯群島的生活和環(huán)境之中，做了語境化的研究。

　　第二部是美國學者約翰·沃恩·門羅的《大都會戀物癖：非洲雕塑和法蘭西帝國對原始藝術的發(fā)明》（Metropolitan Fetish: African Sculpture and the Imperial French Invention of Primitive Art）。法國人接受非洲藝術的歷史很久遠，從1880年到1940年，海外歸來的法國殖民地官員、商人和士兵，從非洲帶回大量木制面具和雕像，“原始藝術”這一美學范疇在此間得以出現(xiàn)。這些“原始藝術”就像一個命運多舛的旅人，四處流浪。它們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到巴黎美術館，從時尚雜志的封面，經(jīng)過盧浮宮的大門，再到世界博覽會和國際拍賣行，進入先鋒派評論家和詩人的住所；有的最后再回到殖民地博物館和學校。本書揭示了非洲物質(zhì)文化在西方的復雜旅行軌跡，追溯了文化和帝國力量的相互作用。書中指出，通過建立復雜的商業(yè)、殖民和知識網(wǎng)絡，重塑了非洲藝術的價值。

　　第三部是對德國人類學家朱立葉斯·利普斯（Julius Lips）于流亡期間寫出的《野蠻人的反擊》（The Savage Hits Back）（1937）這部名著的追蹤研究。利普斯收集了大量殖民地人民所創(chuàng)作的歐洲人的圖像，認為這些作品反映出對歐洲殖民者的反抗。利普斯在書中明確反對原始主義人類學和打撈人類學（Salvage Anthropology）的美學和敘事，對“殖民地的凝視”和殖民權力是一大顛覆。美國學者?？恕へ悅惖拢℉eike Behrend）等人所著的《重訪《〈野蠻人的反擊〉：殖民遭遇中的藝術和異己性》（The Savage Hits Back Revisited: Art and Alterity in the Colonial Encounter），提供了一部利普斯的新傳記，書中從戰(zhàn)前民族學、藝術史和博物館實踐等角度，追蹤了全球藝術中的反向凝視，探索了書寫對稱性的人類學和藝術史的可能性。

　　上述研究，深化了我們對西方藝術人類學的學術史認知。

　　四、傳統(tǒng)手工藝研究

　　百余年來，西方藝術人類學的研究對象集中于非洲、北美原住民、大洋洲等區(qū)域的族群藝術。2019年的田野個案研究同樣體現(xiàn)出這一傳統(tǒng)。手工藝一直是西方藝術人類學關注的一個重心，本年度有多部著作涉及這一領域。

　　澳大利亞土著藝術受到眾多人類學家的關注。其中最知名的研究成果，當屬澳大利亞人類學家霍華德·墨菲（Howard Morphy）的《澳大利亞土著藝術》（Aboriginal Art）、《祖先的聯(lián)結(jié)：藝術和土著知識體系》（Ancestral Connections: Art and an Aboriginal System of Knowledge）（1992）等，以及美國人類學家弗雷德·邁爾斯（Fred R. Myers）的《繪制文化：制作土著高級藝術》（Painting Culture: The Making of an Aboriginal High Art）（2002）。此外還有眾多相關論著。本年度，美國學者亨利·弗克里特（Henry Skerritt）主編了《內(nèi)部世界：當代澳大利亞土著紀念柱》（The Inside World: Contemporary Aboriginal Australian Memorial Poles）一書。弗克里特是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克魯格-盧赫澳大利亞土著藝術收藏館的館長（Kluge-Ruhe Aboriginal Art Collection），出版有多部相關著作。本書關注的是當代澳大利亞土著藝術中最獨特的一種形式，即在傳統(tǒng)葬禮中使用的紀念柱。紀念柱由四葉桉樹的樹干制成，由白蟻將其自然掏空。當死者的骨骸被放置其中那一刻，便意味著死者的靈魂返歸家園，他們離開了“外部”世界，進入并成為祖先掌控的“內(nèi)部”世界的一部分。如今，這些紀念柱變成了藝術品，象征著土著藝術在全球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該書精選澳大利亞最負盛名的當代藝術家的紀念柱作品，并收錄包括霍華德·墨菲在內(nèi)的多位學者的相關論文。

　　美國學者阿德里安娜·格雷西·格林（Adriana Greci Green）和特里西婭·洛芙琳·布魯姆（Tricia Laughlin Bloom）常年在博物館擔任策展人工作，二人合著的《北美土著藝術家》（Native Artists of North America），圖文并茂地呈現(xiàn)了紐瓦克博物館（Newark Museum）收藏的眾多北美原住民部落的日用品、工藝品和藝術品。紐瓦克博物館的負責人拒絕博物館的藝術等級制度，強調(diào)藝術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認為一切皆可成為藝術，藝術無處不在，藝術服務于每個人。書中的作品突出了美洲原住民堅強的生命力，以及知識和技能代代傳承的韌性。通過這些作品，可以看到美洲原住民藝術家及其社區(qū)的歷史和現(xiàn)狀，看到他們每個人的藝術傳統(tǒng)、獨特的創(chuàng)造力以及人文關懷。

　　美國學者迪安娜·蒂德韋爾·布勞頓（Deanna Tidwell Broughton）的《獸皮、木頭、柳樹：大平原印第安人的搖籃》（Hide, Wood, and Willow: Cradles of the Great Plains Indians）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民族志。作者是一位土著學者，俄克拉荷馬的切羅基族人，也是一位微型搖籃的雕塑家。作者進行了大量田野調(diào)查，結(jié)合原住民口述史以及當?shù)厮囆g家的訪談，對大平原地區(qū)32個部落所使用的嬰兒搖籃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千百年來，北美土著民一直使用搖籃保護嬰兒的安全。搖籃不僅是一種溫暖、安全、便攜的嬰兒用具，也是他們觀察世界并與外界互動的平臺。每個部落的搖籃，都具有特殊的顏色、材料和裝飾，被賦予神圣的意義。書中各章，提供了相關部落的背景、所用搖籃類型、出生習俗以及裝飾符號傳達出的信息。作者指出，盡管數(shù)十年來平原部落的政治和社會發(fā)生了動蕩，但搖籃的意義依然存在。

　　英國人類學家阿蘭娜·康特（Alanna Cant）的《美學的價值：全球文化經(jīng)濟中的瓦哈坎木雕家》（The Value of Aesthetics: Oaxacan Woodcarvers in Global Economies of Culture），研究的是墨西哥瓦哈卡州的木雕，這種手工藝品的歷史不長，起源于20世紀下半葉，主要用于市場銷售。作者關注的是一個村莊的家庭作坊，相比鄰近使用同樣材料和技藝的作坊，這家作坊的地位最為重要，經(jīng)濟運營非常成功。在作者看來，這一家庭的成功之處，在于生產(chǎn)出了新美學，吸引了三種主要的“文化經(jīng)濟”：用作紀念品的旅游市場，針對墨西哥傳統(tǒng)手工藝的國內(nèi)市場，以及作為土著藝術的國際市場。本書提供了一種新的分析模型，人類學家借此可以進入視覺美學，并將藝術品的力量概念化為社會活動體。本書展示了審美實踐如何生產(chǎn)并重新定義社會和政治關系，探討了美學與生產(chǎn)、作者、所有權和身份認同等問題之間的關聯(lián)，作者認為，審美變化是一個最終將日常生活重新包裝成商品化物品的過程。本書出版之后受到好評，有學者認為該書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取向，并可拓展到其他物質(zhì)文化領域。

　　印度人類學家錢達·博塞（Chandan Bose）的《特倫甘納邦手工藝人的工作、家庭和認同：以工藝為中心的對話》（Perspectives on Work, Home, and Identity From Artisans in Telangana: Conversations Around Craft），對印度南部特倫甘納邦的一家手工藝人的日常生活進行了民族志記錄。他們從事的手工藝活動涉及壁畫、敘事性卷軸畫、儀式面具和雕像等。本書將手藝人的敘述作為研究焦點，將其與手工藝的實踐史同陳并置，通過這種方式，手工藝人關于工作、家庭和身份的故事多角度地組合在了一起。書中涉及的內(nèi)容有：手工藝人敘述他們對材料、物質(zhì)性以及制作過程的體驗所用的語言；從業(yè)者共有的集體記憶，他們通過這些記憶描述了手工藝的傳承譜系；家庭的日常生活及其親屬關系，這限定了工作室和家庭空間的整合；從業(yè)者和國家之間關于贊助問題的談判；手工藝人遵守以及影響新自由市場的能力。本書的問題意識對于國內(nèi)手工藝研究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實際上，傳統(tǒng)手工藝同樣是中國藝術人類學研究的重要對象，相關成果非常之多。中西方在問題意識上多有對話之處。方李莉：《2018年中國藝術人類學學術討論的焦點與熱點》，《民族藝術研究》2019年第2期。

　　五、表演藝術研究

　　在傳統(tǒng)社會，音樂、舞蹈、戲劇等表演藝術大多與儀式有關，這對于建構身份認同具有重要意義，自然受到人類學家的關注。

　　由澳大利亞學者瑪格麗特·J.卡托米（Margaret J.Kartomi）主編的《印度尼西亞的藝術表演：廖內(nèi)群島的音樂、舞蹈和戲劇中馬來人的身份和政治》（Performing the Arts of Indonesia: Malay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the Music, Dance and Theatre of the Riau Islands），是一部關于表演藝術的民族志。印度尼西亞的廖內(nèi)群島，遍布2000余座島嶼，是古代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一部分。本書以廣泛的田野調(diào)查為基礎，不僅探討了馬來群島的音樂、詩歌、舞蹈、武術、吟游詩人藝術、戲劇和儀式等標志性藝術，還分析了空間和地點、地方身份和大眾記憶等問題。

　　20世紀以來，隨著電影等大眾文化的興起，中國功夫為西方觀眾所熟悉和喜愛，不過亦充滿了誤解。美國學者岡薩雷斯（R.F. Gonzalez）的《中國功夫：以身體為中心的理解》（Chinese Gong Fu: Toward a Body-Centered Understanding）對中國功夫做了系統(tǒng)的解讀。作者練習中國功夫數(shù)十年，結(jié)合認知科學、中國思想、田野調(diào)查和個人實踐，運用公眾熟悉的日?；顒印㈦娪?、文物和藝術，將功夫與中國文化、哲學、神話、薩滿和儀式關聯(lián)起來，探討了身心、認知、行為、哲學、環(huán)境之間的互動關系。本書對于西方世界深入理解中國功夫提供了重要參考。

　　六、交叉學科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來，身體、時尚、感覺等話題成為西方學界的研究熱點，這些研究即與藝術人類學密切相關。

　　時尚研究是人類學領域一個充滿活力的學術熱點。早期的人類學家就開始研究不同人群如何穿著打扮。美國學者布倫特·盧瓦斯（Brent Luvaas）和喬安妮·艾徹（Joanne B. Eicher）主編的《服裝與時尚人類學讀本》（The Anthropology of Dress and Fashion:A Reader），是人類學家對服裝與時尚研究的第一部權威文集。本書精選相關論文40余篇，從經(jīng)典的服裝民族志，到對當今服飾的全球流通的最前沿研究，展示了這一領域不斷變化的學術話題、理論創(chuàng)新以及傳統(tǒng)的和實驗的方法論，對學界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英國學者亞歷山德拉·洛佩茲·羅約（Alessandra Lopezy Royo）的《當代印度尼西亞時尚》（Contemporary Indonesian Fashion: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屬“服飾與時尚研究叢書”之一，有意思的是，作者本人就是一位時尚達人，是一名時裝模特。

　　美國學者大衛(wèi)·豪斯（David Howes）主編的“感覺研究叢書”（Sensory Studies Series），自2015年以來，已出版了近10部。參見李修建：《2017年西方藝術人類學研究熱點舉隅》，《藝術探索》2018年第2期。本年度，又出版了德國學者杜安·杰思羅（Duane Jethro）的《后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遺產(chǎn)形成與感覺：權力的美學》（Heritage Formation and the Senses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Aesthetics of Power）。本書選取南非的5個案例，分別涉及觸、視、嗅、聽、味五種感覺，基于人類學、藝術史、物質(zhì)文化和記憶研究，將揮之不去的種族隔離陰影與當代民族主義、流行文化、市場以及公眾的參與交織在一起。本書為理解感官在遺產(chǎn)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創(chuàng)建了一個框架，對感官研究進行了有價值的探索。

　　人類學與博物館有著密切的關系，許多人類學家都擔任過博物館館長，這在早期人類學的歷史中表現(xiàn)尤甚。西班牙人類學家羅杰·桑西（Roger Sansi）主編的《作為館長的人類學家》（The Anthropologist as Curator），通過美國、加拿大、德國、巴西、墨西哥、印度和日本的案例研究，思索了如下問題：為什么當代藝術策展人把他們的作品定義為民族志？策展如何闡釋當代人類學的實踐？人類學作為策展模式下的一門特定學科，是否有可能消失？本書匯集了在人類學和當代藝術這一交叉領域進行工作的國際學者的研究成果。書中的文章挑戰(zhàn)了民族志工作的意義，以及人類學面對館長模式的定義。

　　整體來看，2019年的西方藝術人類學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幾個方面：第一，當代藝術與人類學的融合，人類學界對當代藝術表現(xiàn)出高度關注，相關成果頗多；第二，中國藝術人類學研究受到西方學界關注，有相關著作出版；第三，對于西方藝術人類學史的追蹤研究是本年度的一個熱點，有多項研究涉及這一問題；第四，田野個案方面，對原住民傳統(tǒng)手工藝以及手工藝人的研究是一大熱點，諸多著作涉及傳統(tǒng)手工藝對于族群認同的重要作用；第五，時尚、感覺等話題仍是跨學科研究的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