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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6.《停滯的帝國》 來自東方極致 00:00 23:39 阿蘭·佩雷菲特是法國著名學者、政治家、媒體人，一生著述20 多本，有些書暢銷數(shù)百萬冊。他先后當選為法蘭西學院的文學院和道德及政治科學院院士，法蘭西學院是法國學術(shù)界地位崇高的殿堂，當選院士便意味著成為公認的學術(shù)權(quán)威。而他一人榮獲兩個院士頭銜，可見其成就之高。他還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曾在三任法國總統(tǒng)的內(nèi)閣中擔任過八任部長，同時也是法國國民議會議員。此外，他是法國最大的報紙 《 費加羅報 》 的編輯委員會主席。為了寫就這本《停滯的帝國》，佩雷菲特曾六次來華。他參觀了馬戛爾尼使團走過的許多地方，搜集了包括清朝皇家文獻在內(nèi)的1 . 2 萬頁原始資料。在英法美等國，他也搜集整理了大量官方檔案和私人筆記。這些扎實的史料在佩雷菲特的筆下變成了生動鮮活的故事，同時又保留最大程度的真實和深刻，因此本書既暢銷不衰，又被學術(shù)界所推崇。法國輿論界把它和佩雷菲特的其他幾本著作稱是“未來幾代人了解中國的寶貴指南”。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失敗，表面問題是磕頭不磕頭的禮儀之爭，而深層問題則是雙方完全不同的國際秩序和思想文化。此次出訪的失敗，讓中國失去了一個學習西方、追趕西方的大好機會，更讓英國和其他歐洲列強產(chǎn)生了武力打開中國國門的想法。絕對的君主專制制度，僵化封閉的儒家思想，使得中華文明陷入了長久的停滯，導致了近代以來的百年國恥。馬戛爾尼使團的出訪是在1793 年，此時距離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已經(jīng)過去了三百年。在這三百年里，歐洲國家爭先恐后地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而當時最為強大的殖民帝國，非英國莫屬。在政治上，英國率先進行了資產(chǎn)階級革命，建立了較為先進的君主立憲制度，英國政府奉行重商主義政策，用國家力量推動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在經(jīng)濟上，英國也是第一個進行工業(yè)革命的國家，實現(xiàn)了從手工生產(chǎn)到機器生產(chǎn)的巨大飛躍，工業(yè)實力飛速發(fā)展。英國人此時迫切需要開拓原料產(chǎn)地和商品市場，他們把目光投向了遙遠的東方。而此時的中國，正處于“康乾盛世”的晚期，達到了古代社會發(fā)展的最高峰?？傮w上看，整個國家社會穩(wěn)定，國庫充盈，人口龐大，疆域遼闊，是一片安寧祥和的景象。但在盛世的表面下，也存在著許多問題。經(jīng)濟上，中國只有技術(shù)水平低下的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政治上，君主絕對專制，官員腐敗嚴重；文化上，朝廷大興文字獄，扼殺新思想，維護儒家禮教；對外政策上，清朝閉關(guān)鎖國，對外貿(mào)易僅限于廣州一個港口，規(guī)模也十分有限。但是在當時沒有中國人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并且認為中國是天下唯一一個文明國家，是‘，天朝上國”。在馬戛爾尼出發(fā)之前，英國政府就已經(jīng)派人向廣州的清朝地方大員呈遞了書面文件。翻開清朝留下的皇家檔案，我們還能看到當時的廣東巡撫向皇帝匯報的奏折。奏折中的大意是英吉利國的夷人為了給皇上祝壽，特意派遣了使臣馬戛爾尼前來進貢。乾隆皇帝得知此事，龍顏大悅。一個從未聽說的國家派人前來朝貢，這表明在他的治下，大清朝的強大和繁榮使得遠在天邊的蠻夷都仰慕不已。他下旨各地官員優(yōu)待使團，并派欽差大臣帶領(lǐng)馬戛爾尼等人前往熱河?；实蹖⒃跓岷拥男袑m中舉行慶典，接受來自蒙古王公、各國貢使的朝貢。馬戛爾尼一行人登上中國的領(lǐng)土后就發(fā)現(xiàn)，中國官員把自己稱作“貢使”，禮物也叫做“貢物”，甚至要求他們在面見皇帝時要行“三拜九叩”的大禮。此前做過充足功課的馬戛爾尼等人知道，自己平等的出訪被當成低人一等的朝貢了。他們向欽差提出抗議，指出中英是兩個平等的主權(quán)國家，自己代表英國國王，只能對中國皇帝行平等的禮儀。這可把官員們急壞了，從沒有人要求跟中國皇帝平起平坐，即使是提出這種說法都是大逆不道的。乾隆聞訊，勃然大怒，下令降低接待規(guī)格，減少食物供給，懲罰這些不識禮數(shù)的蠻夷。馬戛爾尼也不甘示弱，堅決不肯下跪。從天津到北京，再到熱河，雙方討價還價好幾輪，連乾隆的寵臣和砷都出動了，也沒能談妥。由于英吉利前來朝貢之事已經(jīng)眾所周知，為了清朝的臉面，朝廷最后只好做出讓步，允許馬戛爾尼對中國皇帝單膝下跪，就像對自己的國王一樣。這次禮儀之爭，以馬戛爾尼取得勝利而告終，但是佩雷菲特發(fā)現(xiàn)，在清朝的官方記錄中，都確鑿地寫道，貢使馬戛爾尼對皇帝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禮。就這樣，朝廷不動聲色地掩蓋了事實，維護了自己的禮法和尊嚴。勤見完成后，馬戛爾尼請求與中國政府談判建交與通商的事宜，結(jié)果被毫不客氣地拒絕了。極度失望的馬戛爾尼，只好帶著他的使團離開京城，回到了英國。這次史無前例的出訪，就此宣告失敗。這次出訪的失敗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這種必然性在于，兩個國家代表著新舊世界，他們在國際秩序和思想文化上存在根本差異。首先，東西方世界中的國際秩序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邏輯。由于歷史的原因，歐洲一直都是一片破碎的大陸。各個國家共處了成百上干年，互相之間的交流和爭斗綿延不斷。在國家尊嚴平等的前提下，它們根據(jù)利害關(guān)系和實力強弱，互相締結(jié)各種條約。這樣的國際秩序被人們稱為“條約體系”。而在世界的東方，一直以來都是中華文明一家獨大。在有歷史記錄的數(shù)干年里，從來都沒有哪一個文明能夠?qū)χ袊鴺?gòu)成持續(xù)的挑戰(zhàn)。中國周圍的小國，往往仰慕中原帝國，積極引進中國的制度、文化和技術(shù)。到了明清兩朝，在華夷觀念的指導下，朝廷更是建立起了“朝貢制度”，形成了以中華為核心，周圍小國拱衛(wèi)的‘，朝貢體系”。所以，當馬戛爾尼使團到來的時候，清朝君臣便不假思索地認定了他們是來朝貢的蠻夷。那么，假設(shè)馬戛爾尼接受清朝禮法的要求，向皇帝磕頭，是不是就可以換得朝廷的慷慨，進而打開中國的國門呢？答案依然是，不可能。荷蘭使節(jié)后來的經(jīng)歷表明，中國的專制王朝只會用對待藩國的態(tài)度來對待西方國家，而不會意識到，世界正在發(fā)生著劇烈的變化。東西方文明在思想文化上存在著南轅北轍的差異，這也使得出訪必然失敗。西方國家衡量文明的標準是科學和技術(shù)，而在中國古代王朝的眼中，文明的體現(xiàn)在于道德和倫理。通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歐洲人從教會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開始用理性來指導現(xiàn)實生活。人們投身于科學和技術(shù)的探索，追求更高的效率。機器生產(chǎn)取代了手工生產(chǎn)，新的發(fā)明迅速投入使用。西方國家你追我趕，在科技、工業(yè)、殖民地等等方面展開持續(xù)競爭，發(fā)展日新月異。馬戛爾尼相信，使團帶來的先進器物一定可以讓聰慧的中國人感到新奇不已，從而產(chǎn)生跟英國建交通商的愿望。但是讓他意想不到的是，中國的大臣們對這些儀器設(shè)備毫無興趣，也不想看什么炮兵操練。這是因為，古代中國雖然為世界貢獻了無數(shù)重要的發(fā)明，但它們大多是在生產(chǎn)生活中發(fā)現(xiàn)的經(jīng)驗成果。古代中國并沒有建立起完整的科學體系，掌握國家權(quán)力的精英飽讀圣賢書，致力于維護儒家文化中的秩序，但對于科學技術(shù)毫無興趣。他們把西方科技當成是“奇巧淫技”，在大一統(tǒng)的帝國中，只要人人守好君臣、父子的倫理本分，就不用擔心會出什么亂子。馬戛爾尼訪華失敗的最直接影響，是為近代中國的百年屈辱埋下了伏筆。使團觀察到了中國盛世景象下的貧窮和落后，并將消息傳回了歐洲，中國在歐洲的形象開始一落干丈，從學習的對象變成了鄙夷的對象。通過和平手段無法打開中國的大門，武力逼迫中國開放的想法開始成形，并在半個世紀后付諸實踐。在中國的土地上，馬戛爾尼一行人看到的景象，與自己的想象大相徑庭。朝廷官員愚昧無知，貪腐嚴重；絕大部分國民都目不識丁，其中大多掙扎在貧困線上。清朝的軍隊也已腐朽不堪，士兵們衣衫不整，用的還是刀槍劍戟之類的冷兵器，偶爾見到的火器也十分落后。科技上，清朝更是落后了西方將近兩個世紀。隨著使團成員的回憶錄陸續(xù)出版，歐洲人對于中國富庶強大的印象被打破了，積貧積弱的中國，成為他們開拓殖民地的一個選項。在敲門做客人的努力失敗之后，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列強發(fā)現(xiàn)，直接瑞門闖進來也是一個未嘗不可的選擇。佩雷菲特尖銳地指出，是絕對的君主專制制度，和單一的儒家思想，使得整個國家陷入了封閉與停滯，最終導致了近代中國的落后與挨打?？梢哉f，一部中國古代史，就是一部君主專制不斷加強的歷史，尤其是在清朝，皇帝的權(quán)力達到了頂峰。偌大一個國家里，大政方針都要出自皇帝之手；官員的賞罰升降，也要取決于皇帝的好惡。因此，官員無論是上奏還是做事，最重要的不是實事求是，而是要揣摩圣意。這就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后果：龐大的文官系統(tǒng)的效率十分低下，連基本的上傳下達都成問題。整個帝國的行政系統(tǒng)仿佛在上演一出“皇帝的新裝”，即使越來越多的人明白皇帝沒穿衣服，也沒有誰敢做那個大聲說出來的小孩。與專制皇權(quán)相配套的，是單一而嚴密的儒家思想體系。從漢武帝‘罷默百家，獨尊儒術(shù)”開始，儒家思想就是中國歷朝歷代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儒家思想的統(tǒng)治地位如此穩(wěn)固，其原因在于，在生產(chǎn)力低下的古代社會，儒家思想追求道德，而輕視甚至否定利益，重視倫理綱常，而無視競爭和效率，因此也最有利于維護社會穩(wěn)定，事實上，其邏輯就是犧牲進步以換取穩(wěn)定。在這種指導思想下，技術(shù)的進步、生產(chǎn)的發(fā)展都成了多余的事情。于是，中國這個曾經(jīng)一枝獨秀的先進文明，慢慢停下了前進的腳步，被歐洲的后來者們趕超。甚至在后者將先進科技成果拱手送來的時候，中國專制王朝的統(tǒng)治者們依然固執(zhí)地選擇了拒絕。古人引以為傲的制度與文化，在近代已成了先進生產(chǎn)力的阻礙，讓這個曾經(jīng)領(lǐng)先世界的文明陷入了沉睡。1 ．這次出訪的失敗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這種必然性在于，兩個國家代表著新｝日世界，他們在國際秩序和思想文化上存在根本差異。2 ．西方國家衡量文明的標準是科學和技術(shù)，而在中國古代王朝的眼中，文明的體現(xiàn)在于道德和倫理。3 ．儒家思想追求道德，而輕視甚至否定利益，重視倫理綱常，而無視競爭和效率，因此也最有利于維護社會穩(wěn)定，事實上，其邏輯就是犧牲進步以換取穩(wěn)定。4 ．古人引以為傲的制度與文化，在近代已成了先進生產(chǎn)力的阻礙，讓這個曾經(jīng)領(lǐng)先世界的文明陷入了沉睡。5 ．絕對的君主專制制度，和單一的儒家思想，使得整個國家陷入了封閉與停滯，最終導致了近代中國的落后與挨打。 001.《爆款》 阿蘭·佩雷菲特 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是當代法國一個非凡的人物。他曾經(jīng)先后畢業(yè)于法國著名的高等師范學院和國家行政管理學院，曾8次出任政府部長，先后當過新聞、政府改革與計劃、文化與環(huán)境、司法等部長，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部長。他從1969年起連續(xù)當選為法國的國民議會議員，后來又當選為參議院議員，是個深得選民信任的政治家。佩雷菲特先生不僅是個成功的政治家，也是個成功的學者。 中文名 阿蘭·佩雷菲特 外文名 Alain Peyrefitte 出生日期 1925 逝世日期 1999 阿蘭·佩雷菲特 他在從政的同時一直在學術(shù)上孜孜不倦地耕耘，他一生共寫了二十多部著作，其中《法蘭西之病》和《當中國覺醒時》剛一出版就引起轟動，之后不斷再版，印數(shù)高達幾百萬冊。由于他突出的學術(shù)貢獻，他先后當選為法蘭西文學院院士和道德及政治科學院院士。在法國，得到一個院士的頭銜已經(jīng)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學術(shù)權(quán)威”，佩雷菲特先生一人獨占兩個頭銜，其學術(shù)地位可見一斑。然而，他仍不滿足。步入晚年之后，他又開始研究經(jīng)濟學。他研究了大量古典經(jīng)濟學的著作，認為他們都忽視了一個重要因素——“信心”。于是，他著手研究這一問題，寫出了一部500多頁的經(jīng)濟學著作《信任社會》，闡述了信心這一非物質(zhì)因素在經(jīng)濟增長中的作用。為了檢驗他的觀點，他把這本書當作國家博士論文來答辯，讓法國最著名的那些經(jīng)濟學家當評委來評判他的研究成果。那些經(jīng)濟學界的權(quán)威們認為，他的這本著作是對經(jīng)濟學界的重大貢獻，因為他在“傳統(tǒng)的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給人創(chuàng)造了一個重要的地位”。 佩雷菲特先生被法國新聞界喻為一生有兩大癖好：戴高樂將軍與中國。他從政后一直跟隨在戴高爾將軍左右，后來又成為法國“戴派政黨”的領(lǐng)導人之一。晚年，他寫了許多有關(guān)戴高樂將軍的回憶錄。另外，從70年代初第一次訪問中國起，他一直對中國情有獨鐘，多次訪問中國，先后寫了4本有關(guān)中國的書，其中《當中國覺醒之時》和《中國已經(jīng)覺醒》都屬于法國最暢銷的書。佩雷菲特在談論中國時，一方面非常重視歷史史料，另一方面非常重視中國人自己的看法。他的可貴之處是從不人云亦云，不像許多西方輿論界的評論家那樣用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事，而是設(shè)身處地地替中國人想。在中國最困難時，他始終能堅持自己的看法，對中國的前途持非常樂觀的態(tài)度。 佩雷菲特去世后，法國政壇左右翼領(lǐng)導人都對他表示哀悼，連他的政敵也都對他的人格深表敬意。希拉克總統(tǒng)在悼詞中盛贊這位“偉大的記者、教育家、天才的作家、杰出的部長、嚴格的政治家”，稱贊他為國家、思想、當代歷史與歷史的反思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佩雷菲特為促進法中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法國輿論界評論這些著作“永遠是未來幾代人了解中國的寶貴指南”。 為了紀念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提議為他塑像，得到了佩雷菲特家屬的支持。法國女雕刻家安娜·瑪麗·吉尼翁－莫雷蒂應邀塑造了身著法蘭西學院院士服的佩雷菲特半身銅像。2002年10月，佩雷菲特半身銅像正式豎立在中國的武漢大學校園內(nèi)。 最杰出的中國通 見證中法建交時刻 戴高樂執(zhí)政時期的年輕部長、作家佩雷菲特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發(fā)表的專著《當中國覺醒時……世界將為之顫抖》曾引起巨大反響，被視為“先知”之作，法國歷史學家布里賽中法建交50周年之際回顧了這位有遠見的思想家的生平及其作品。 沒有人比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更好地見證了1964年1月戴高樂將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個過程。 1996年阿蘭·佩雷菲特與楊詠桔 他的預言式作品《當中國覺醒時……世界將為之顫抖》（第一版于1973年在法亞爾出版社出版）銷量超過了兩百萬冊。這一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成功使得法國人（及所有西方人）的注意力被引向中國。一種興趣乃至一股風潮由此興起，不僅至今沒有衰退，甚至呈現(xiàn)方興未艾之勢。 自1949年以來，有很多作家和旅行家曾試圖描寫過毛澤東時期的中國，例如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韋爾科（Vercors）、艾田蒲（René Etiemble）等等。他們都在中國居住過一段時間，有的幾個星期，有的稍短，然而他們的書或報道文章的影響力都比不過阿蘭·佩雷菲特的作品。他的書出得正是時候，正是人們的思想剛好成熟到了能夠?qū)χ袊a(chǎn)生興趣的程度。 阿蘭·佩雷菲特于1999年去世，現(xiàn)在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他的生平。阿蘭·佩雷菲特非常杰出，他畢業(yè)于高等師范學院和國家行政學院，受的是人類學訓練，但從事了外交官職業(yè)。他既作研究，也在政界為國家效力。36歲時他成為戴高樂將軍手下的部長，曾擔任信息部和國民教育部部長，直至1968年。 1971年夏季，阿蘭·佩雷菲特帶領(lǐng)了一個研究小組去中國，那是中國開展文化大革命之后，北京接待的第一個西方官方代表團。他還訪問了上海，參觀了中國6個省份，包括西安、武漢、杭州、南京和廣州等城市。他還有機會與周恩來總理舉行了多次會談。為此，這次旅行后寫就的《有關(guān)中國狀況的調(diào)查報告》長達500多頁。 隨后的多年時間里，佩雷菲特發(fā)表了一系列有關(guān)中國的著作，既有政治角度的，也有社會角度的，其中包括著名的《不動的帝國，抑或世界的震驚》（1989年），之后是兩部厚厚的附錄《中國看法》和《英國視線》，遺憾的是第三部《傳教士之眼》卻再也不可能出版了。這些作品寫的是1793年在乾隆皇帝時期由馬戛爾尼（Macartney）領(lǐng)導的英國大使館。之后他的著作有《中國悲劇》（1990年），然后就是《中國覺醒了》（1996年），這是他有關(guān)中國的最后一本書，描寫了一個重獲活力的國家。就這樣，他的作品終于首尾相連了……。 阿蘭·佩雷菲特不會講中文，對此他毫不隱諱。有人也曾對他身邊環(huán)繞著很多“槍手”提出過非議，因為是這些外圍的合作者幫他完成了那些書的寫作。有關(guān)這一點，佩雷菲特從未聲稱過作品都是他一個人完成的。他總是求助于最了解情況的行家、優(yōu)秀的翻譯和著名的漢學家，而這些人也都非常樂于向他提供他們的知識、建議和意見。 毫無疑問的是，這些專家所提供的寶貴信息，包括有關(guān)筆記、評論和文件資料等，佩雷菲特都是經(jīng)過了認真的消化、重組而后又重新寫作的。因而讀者可以欣賞到他簡潔而又尖銳的清晰文筆，以及他對龐雜的歷史文化強大的綜合能力。 還有一種針對佩雷菲特的指責是說，他把毛治下的中國描繪成了一幅美好的畫卷，并把毛說成是個善人。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主任研究員、法蘭西學院院士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e-Brugière）駁斥了這種她認為出自惡意的說法。她表示，如果認真讀了佩雷菲特的書，就會很容易地發(fā)現(xiàn)他“并沒有為完美制度唱贊歌”，事實上阿蘭·佩雷菲特在學術(shù)上是誠實的，他只是試圖“道破這個民族和這場革命的主要推動力”。這和伏爾泰在他那個時代的所作所為一樣，他的意圖并不是要散播“中國政治力量的宗教”，佩雷菲特并不認可所有發(fā)生在中國事。 學界那些自以為壟斷了中國研究的漢學家們對此有何反響？他們不會認為阿蘭·佩雷菲特輕率地踐踏了他們的花園并侵占了他們的領(lǐng)地嗎？關(guān)于這一點我們來看一下1977年10月13日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的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是怎么說的：“這一通過數(shù)字表現(xiàn)出來的巨大成功（指書的發(fā)行量）遮蓋了另一個成功，而您對這第二個成功更應該感到驕傲。”“您寫作的對象不是自己的專業(yè)領(lǐng)域，而且這個領(lǐng)域的專家們由于觀點和所采納方法的不同常?；ゲ幌嗳?，但您看到了他們對您的書沒有絲毫異議，甚至那些整日為維護自己的學術(shù)領(lǐng)地而高度警惕的專業(yè)人士也或者帶有好感或者滿懷贊賞地接納了它。” 阿蘭·佩雷菲特對中國很著迷，在1971至1999年間，他總共去了中國18次，此外他還多次會見了到訪巴黎的中國要人。他通過書、講座、訪談和刊登在《費加羅報》和《費加羅雜志》上的多篇文章表達了對中國的激情。他與我們分享了他的見聞、分析和判斷，對此，也許法國和中國應當以友誼的名義向他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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