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天然稟有著一種世界主義的情懷，即所謂“四海一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每一位漢文化傳統(tǒng)的堅守者的普遍性的信念。然而，中國人又不是歐洲基督教意義上的世界主義。歐洲基督教曾經同時擁有自己的世界性和對于各民族的民族性的適當肯定，但在二戰(zhàn)以后，它們拋棄了民族性，而走向了單極的世界性，這導致了他們守護世界主義文明的堅實地基被摧毀。于是，沒有了民族或族群的基礎，歐洲民族，就不再是民族，而放任野蠻的力量侵蝕它的文明肌體。他們每個人都似乎信仰耶穌一樣的慈悲的救世主，而忘記了人力的有限。

歐洲人人近代征服世界，及其哺育出的美國文明，讓他們都有一種情結，那就是將語言混而為一以以建構通天塔，這難免顯出一種過度的自信。他們希望聚集在一起，建構一座通向天空之城的通天塔，英語成為他們要謀求統(tǒng)一的語言，歐盟和北約成為他們統(tǒng)一的組織形式，他們各級的機構設置是通天塔的一層一層地上升。他們忘記了人類的使命，不只是要建構一座通天塔，忘記了每個人可以離開通天塔，去筑居他們的小屋，或去在山林的小路上漫游，或在河邊靜看流水。那座世界主義的通天塔，強迫著每個人在觀念上的認同，其絕對主義的價值理念，不容許任何抗議。

如果說，一戰(zhàn)后，歐洲的民族主義達其頂點，也卻是衰退的開始，這種民族主義是災難性的，那就是同質化，不允許有與自己文化和理念不相同的族群，于是，就開始了民族互換。比如，正如有朋友所指出的，20世紀伊斯坦布爾的穆斯林人口才勉強達到5成，其他是猶太人基督徒等，這也體現(xiàn)了土耳其文化的包容性。但一戰(zhàn)結束，人口互換之后，土耳其的基督徒去了歐洲（包括突厥族的基督徒），歐洲的穆斯林也到了土耳其，民族的同質化被動強化，這種同質化的共同體認為，又因為德國借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地區(qū)的德裔制造了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慘烈的二戰(zhàn)，讓民族互換和同質化進程既徹底實現(xiàn)，但卻也讓歐洲各民族看到了不同民族混居的危險，看到了民族過于同質化的災難，他們又開始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完全的世界主義。

世界的災難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那種過于同質化的歷史進程，這也是由古希臘-羅馬導源的形而上學理性化思維開出的花朵，是猶太-基督教的普遍主義和世界主義結出的果實。中國文化的“中庸”或許可以成為這種形而上學的同質化文化的解毒劑，“中庸”不是和稀泥，而是在堅持仁道原則下的“和而不同”，這種“和而不同”的文化不強調那種完全同化其他民族或征服其他民族的同質化沖動，也不走向無原則的求同而犧牲差異性。歐洲文化確實有近于“同而不和”的文化，我們雖然不能將斥之為小人的文化，但他們的求同，以前是在求民族的同質化，二戰(zhàn)后，卻又在追求世界的同質化。但這個所謂的同質化卻是空的，即他只有一個“世界主義”的空殼，而沒有那種真正“同”的內容，很稀奇的是，它們只要求自己歐洲內部的同質化，而對于激烈沖擊和侵犯其文明的極端宗教，又無原則無條件的容忍，這又失去了“仁道”，因此，歐洲文明，就成為了一種典型的“鄉(xiāng)愿文明”，所謂的“以德報怨”，他們廢除死刑，是出于鄉(xiāng)愿的文明，他們可以對一切惡只是口頭遣責，或甚至出于政治正確的原因，而不敢遣責，這都是“鄉(xiāng)愿”文化的體現(xiàn)。

歐洲近些年來，有大規(guī)模的難民和黑人涌入，這原本也是其殖民全球之后產生的惡果，即一種奴役全世界而產生的懺悔心理和贖罪心理。這也不同于漢文明，漢文明因為農耕文明和儒家文化的陶養(yǎng)，而其基因天然地拒絕去奴役和虐傷其他文明。歐洲文明因著它對世界所犯罪行而在心理上有一種卑微的贖罪和懺悔，他們容忍了那種所謂的被傷害文明的一切惡。

在這種歐洲文明的發(fā)達和被虐傷文明的落后之間，有一個過渡性的文明，那就是土耳其文明。土耳其文明在世界近代化過程中，其所受到的傷害遠比中國深，特別是俄國人對于土耳其的鯨吞蠶食，與其對中國的相比，也大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因為地緣政治和歷史原因，奧斯曼帝國站在了德奧一邊。土耳其文明承繼于奧斯曼帝國而來，奧斯曼在占領希臘等歐洲領土時，沒有進行同化，有很多原因，主要是自己才剛接受伊斯蘭文明，并非伊斯蘭文明的最高代表，土耳其在伊斯蘭化之前，本身缺少文明力量，它比自己征服的阿拉伯文明還處于弱勢。

這樣，奧斯曼化于伊斯蘭，就有些像滿清化于漢文明。在1453年之前，奧斯曼的最初族群基礎還主要是中亞遷過去的游牧部落。這種游牧民族本身沒法形成文明，只能在與農耕文明的沖突中形成次級文明，奧斯曼形成文明的基礎太短了些，除了伊斯蘭教之外，缺乏獨特的文明基礎。當然，作為曾經的游牧民族，土耳其已經遠較蒙古人的命運好得太多。土耳其在民族、宗教和文化政策上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是因為它未來得及完全采取歐洲的同化戰(zhàn)略，但這不是它不想同化，而是它對于比它更高的如希臘文明沒有能力同化。而在對付如南斯拉夫的科索沃等，在早期就逐漸推進了同化戰(zhàn)略。

因其地理、民族和宗教原因，土耳其在與歐洲的沖突中難于維持文明的優(yōu)勢，在伊斯蘭教世界，它也不是最高文明的代表，這就如滿族進入漢文明內部，卻逐漸化入了漢文明，滿族建立的滿清文明對漢文明的最大影響，就是閉關鎖國政策的無窮禍害。漢文明基本上未曾對周邊族群采用過武力同化政策，而漢文明的進程也基本上是少數族群主動吸收漢文明。漢文明周邊，其他的實際都不算異質文明，而是文明形態(tài)未形成，維吾爾族的伊斯蘭化也是后起的，是后于漢文明對于西域的影響的。佛教影響在西域也是后于漢文明的。漢文明在西域的治理，從來未曾強行推進儒家文化，而是因其形勢而治理。漢文明以儒家文化為主的思想傳統(tǒng)強調“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在我看來，強制推行一種文化，而非自愿融合，那么，成本會高到不可想象。作為剛剛伊斯蘭化的土爾其來說，宗教還未完全成為其內在的精神素質，因此，宗教更多的是為其領土征服運動服務，它也遠沒沙特阿拉伯那么強的宗教征服沖動。這種多元吸納也讓土爾其成為歐洲民族、東亞日本民族之外最早現(xiàn)代化的族群，他們遭到的傷害與其他殖民地族群相同，但因其地緣因素，又較早現(xiàn)代化，這使其又與歐洲接近，也使其成為它嫁接中東宗教族群與歐洲基督教世界的橋梁。

但土耳其的因境也在于，因為它本源的文化并非伊斯蘭教，而是突厥文化，于是，土耳其就有了在伊斯蘭教之外重新發(fā)掘和形成自己的突厥文明傳統(tǒng)的努力，并采取了和歐洲文明融合或互補形式。土耳其的身份危機，實際就是從歷史傳統(tǒng)而來，既無法完全認同以阿拉伯為首的伊斯蘭教文明，也無法完全認同歐洲的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還無法讓土耳其贏得完全自豪，畢竟是幾百年前才接受的，在西方文明方面，土耳其也是學習者和接受者，土耳其的出路，從其歷史和地緣來說，成為東西方文化的樞紐，保持對多文明形態(tài)的學習和再創(chuàng)造，就是其對世界做出的重要貢獻。宗教對于土耳其來說，應當讓它成為一種更超越的存在形式，也可以成為一種個人和群體自主形態(tài)，但必須防止一種極端主義的泛濫。

因此，在我看來，最近新冠病毒流行，曾傳聞川普中招，我對其非常擔心的原因就在于川普中招將對美國造成極大影響，將會導致美國民主黨化，共和黨扛起的旗幟，那為自己的選民、民族和國家服務的精神就消失了。那種民主黨大包大攬，好心辦壞事，總是以一國之力無限接受難民和移民的思維和策略就會占上方。當美國繼歐洲再淪陷以后，世界就將進入黑暗時代。歐洲的民主制度雖好，卻注定了不是洶涌而入的非洲黑人和中東宗教難民的對手，力量的平衡必然會被打破，兩三代人之間，洶涌而入的黑人和宗教難民根本來不及被同化，一種鄉(xiāng)愿式的表面世界主義內里卻是鄉(xiāng)愿主義的所謂多元主義思維也禁止歐洲文明去融合和同化難民和移民，而讓其竭力去保護所謂的文化多樣性，這實際是保護了歐洲文明的被侵略，這導致了歐洲無法阻止文明的衰敗。

相對于土耳其而言，華夏漢文明的現(xiàn)代之路卻更為坎坷，雖然保有了領土的較大程度的完整，但儒家文化在鄉(xiāng)村已經被驅逐得非常干凈，道家/道教、佛教文化也完全被邊緣化，這導致了基本倫理的崩潰。中國儒家現(xiàn)在要做的就是如何進入民間締造鄉(xiāng)村倫理和民族倫理。儒家沒有伊斯蘭教那樣強大的宗教力量，而完全采用的是軟性的思想道德力量，這既是其長處，也是其不足，但我覺得它適合未來文明的方向。

這樣，華夏的漢文明，如能重續(xù)儒家或儒、道、釋的古老文化傳統(tǒng)，又充分學習西方，既要免于被其他宗教所同化和侵入，又要避免和西方或伊斯蘭教世界的對抗，從而方能使其更為壯大，華夏文明從來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力量，它不僅僅是像土耳其那樣成為嫁接中東與歐洲的橋梁，而是肩負著一種世界性的使命和未來的責任。

華夏民族必須以“和而不同”的原則，來推動現(xiàn)代和未來文明，避免世界主義的同質化，也避免民族主義的同質化，堅持仁道本位原則，注重通權達變，否定鄉(xiāng)愿主義，它方才能為14億中國人帶來福祉。但目前很多人輕看了民族和文明的伴生性，不能理解如果沒有自然和文明雙重選擇下的族群對于文明的擔當，那么，依靠那些未曾有自然和文明雙重選擇的它種族群，是終將會讓世界陷入黑暗時代的。我們看到，歐洲在鄉(xiāng)愿主義盛行下已經失去了言說的能力，而一種肩負著神圣使命的漢文明就需要我們自己來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