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當我站在安徽宣城揚子鱷繁殖研究中心的塘壩上時，的確一時難以將眼前“鱷頭攢動”的景象，和這種動物極度瀕危的處境聯(lián)系起來。

那是一次受邀訪問，主辦方希望通過這種形式，將近年來的揚子鱷保護成就予以宣傳——在今天，至少有1.7萬頭揚子鱷生活在安徽、浙江的兩個保護區(qū)以及南京的一家繁殖場中。而在安徽和上海，揚子鱷的再引入計劃也已經實施了十幾年。

僅從人工繁育這個角度看，這確實稱得上一項成就。 

戲劇的是，宣傳在不久后戛然而止：在這一年的10月，中央電視臺曝光了宣城某開發(fā)區(qū)對揚子鱷保護區(qū)雙坑片區(qū)核心區(qū)的違規(guī)占用。本就狹小的核心區(qū)內擠進了200多家企業(yè)項目，保護區(qū)管理部門甚至修改了核心區(qū)的規(guī)劃，最適合揚子鱷生存的河流和濕地，盡數被工業(yè)園區(qū)覆蓋，留給揚子鱷的“新核心區(qū)”，幾乎完全由完全不適合揚子鱷生存的山地構成。

報道一出，舉國震驚。 

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歷史上大多數時候，揚子鱷都不曾享受過這樣的萬般矚目。

在漢代許慎所著作的《說文解字》中，揚子鱷的形象和今天迥然不同——它只是一種“似蜥蜴，長一丈”的“水蟲”。與南國水域中可以噬人的鱷相比，古人更愿將吻部粗短、僅能捕食魚以及螺、蚌的揚子鱷單列為一類——鼉（tuó）。 

順著這個已經被逐漸淡忘的古名尋去，不難發(fā)現，揚子鱷在古代文獻中頻繁出現。

唐代詩人皇甫松的《大隱賦》中有“鼉鳴雨天”，許渾的《閑居孟夏即事》中有“鼉鳴江雨來”，二者都描述了揚子鱷在下雨前吼叫的物候現象。樂府詩《白鼉鳴》中寫到“六月人家井無水，夜聞鼉聲人盡起”——聽到揚子鱷吼叫，值得祈盼雨水的人們慶賀。

揚子鱷在降雨前吼叫的自然習性，被農業(yè)文明賦予了吉祥的寓意。

但這種寓意并沒有把揚子鱷推上“神獸”的寶座?！对娊洝ご笱拧分杏小?strong>鼉鼓逢逢”的說法，其中“鼉鼓”就是用揚子鱷皮制作的鼓。文獻記載，以揚子鱷皮制作的鼓寓意吉祥，聲響巨大，歷來是戰(zhàn)場上鼓舞士氣的不二之選。 

不管是以揚子鱷的叫聲預測天氣，還是取其皮制作戰(zhàn)鼓祈福，都側面反映了古人對揚子鱷的頻繁利用。這種利用甚至并不局限于揚子江沿岸——實際上，揚子鱷和長江的綁定僅僅是最近一二百年的事。

山東兗州的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了數量頗豐的揚子鱷骨，上面有明顯的燒灼和切割痕跡，這足以證明被端上餐盤的揚子鱷，只是附近溪流中的尋常食材而已。而在內蒙、甘肅甚至新疆準噶爾盆地的古老池沼里，都曾留下?lián)P子鱷的足跡。

在文明進入有文字記載的近幾千年里，揚子鱷更是被各地的人們忠實地記錄著：在戰(zhàn)國時期，揚子鱷還常常出現在西安附近；到南北朝時期，淮河流域也較常見到揚子鱷；及至唐宋時，西到江陵，東至太湖，北到隍崗、淮河以南，南到常德、紹興，均有揚子鱷分布；而直到明清時期，揚子鱷才為長江流域獨有。

但當1879年，法國博物學家阿爾伯特·奧古斯特·福威勒（Albert-Auguste Fauvel）首次對揚子鱷進行科學描述并命名時，曾遍布華夏、廣為人知的揚子鱷，已經成為偏居長江中游一隅的區(qū)域物種。

揚子鱷并非唯一一種在中國逐漸退卻的物種。幾乎在同一歷史尺度下，亞洲象、犀牛和南方沿海的灣鱷也一同隕落。

的確，我們不能排除氣候變化的因素——先秦乃至上古時期的溫潤氣候，為這些物種拓展到中原以北提供了條件；而之后氣候逐漸干冷，也自然會造成它們棲息地的萎縮。

但值得玩味的是，和總體緩慢而穩(wěn)定的氣候變化不同，動物的消退似乎是個加速的過程；而這一加速過程，和農業(yè)文明的發(fā)展有著驚人的吻合。

農業(yè)對土地的需求，或許是這種消退背后更重要的推手。當興盛的農業(yè)文明滋養(yǎng)了龐大的人口，人和野生動物之間的土地之爭，自然愈發(fā)激烈。而揚子鱷對濕地環(huán)境的苛刻需求，讓它們在這樣的沖突中變得十分脆弱。

人口增加后的填沼造田，將揚子鱷的部分棲息地徹底消滅；而農田對灌溉的需求，又使溪流徑流減少。萎縮后的濕地承載力降低，不僅無法為揚子鱷提供充足的食物，也呈現出碎片化的趨勢。

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于人口的急劇膨脹和人類活動的影響，特別是農藥和化肥的大量使用以及工業(yè)廢水的排放，揚子鱷的自然生境受到嚴重破壞。1981年，中美專家聯(lián)合調查預估，野生揚子鱷種群只剩300~500頭左右了。

盡管我國在隨后出臺了一系列對揚子鱷的保護政策，但到2005年，我國最重要的揚子鱷棲息地——安徽省南部的揚子鱷保護區(qū)內，只剩分布在至少 19 個相互隔離的生境中的120頭揚子鱷了。

在安徽揚子鱷保護區(qū)中，我們能見到這樣的奇景——國家級的自然保護區(qū)被分割為13處保護點。幾年前，保護區(qū)根據土地實際被占用情況進行了規(guī)劃調整，調整后的揚子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范圍由原來的4.33萬公頃銳減至1.86萬公頃。而在2018年央視曝光之前，保護區(qū)管理局甚至都沒有這些片區(qū)土地的使用權。

就地保護未能立刻扭轉揚子鱷的頹勢，人工養(yǎng)殖計劃隨即被寄以厚望。但當孵化和繁育難關被相繼攻克時，人工繁育卻無法避免遺傳多樣性缺失的難題。

在安徽繁育的一萬多頭揚子鱷，都是76頭野生祖先的后代；而臨近的浙江長興保護區(qū)內的人工種群，則是3頭野生個體的后代。更棘手的是，已經繁育的人工種群面臨無處野放的困境——如果連保護區(qū)核心區(qū)都不能避免被開發(fā)的命運，不被保護的其他濕地自然更難有適合揚子鱷的生境。 

在央視記者暗訪時，正在保護區(qū)核心建設的某度假村工作人員坦然對答：“一般有國家珍稀保護動物的才叫保護區(qū)，這里沒有，怎么會有保護區(qū)呢？”

很不幸，這句話頗為刺耳，卻也是事實。 

曝光與問責并非毫無作用。在2019年，我們又等到了安徽揚子鱷保護區(qū)的規(guī)劃調整，新調整后的保護區(qū)面積減少了300公頃——已經被開發(fā)成工業(yè)園的部分，當然已經無法復原。好消息是，遲緩多年的土地流轉終于開展，核心區(qū)內的人類活動也有了明確的轉移計劃。

這或許又是一個成就。希望這次的成就，能夠真的成就揚子鱷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