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彭山江口明末戰(zhàn)場遺址2019-2020年度考古發(fā)掘成果通報會上，一件來自蜀王府的“蜀世子寶”金印吸引了許多人的目光。這次考古發(fā)掘的豐碩成果，也讓張獻忠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關于張獻忠的討論也再次成為了軍事歷史愛好者的熱門話題。

就在前陣子，咱們寫文章談了鄭成功集團在明清戰(zhàn)爭時期，在基本戰(zhàn)略與作戰(zhàn)策略上的一些爭議性做法。文章發(fā)出來之后，有些讀者對鄭成功部隊在福建、廣東一帶作戰(zhàn)時實施的屠殺、屠城行為表示了極大的不理解，乃至在文章底下回復“謊言，都是清帝國制造的謊言”。還有些讀者則順帶提到了更著名的、爭議更大的“張獻忠屠蜀”事件，認為同樣也是清帝國制造出來的、為清軍入川屠殺遮遮掩掩的謊言。那么，“張獻忠入川屠蜀”、“湖廣填四川”真的是清帝國所為、爾后栽贓給張獻忠的嗎？張獻忠在四川內真的是“只殺地主，不傷百姓”的嗎？今天我們就來開坑專門談談這一問題。

記載張獻忠屠川事件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之一——《圣教入川記》

其實，要大伊萬來說的話，認為“張獻忠在四川屠完了四川人”，和認為“張獻忠屠川是清帝國制造出來的謊言”，這兩種言論很大程度上都走了極端：先說前者，張獻忠所部自明崇禎十七年開始大舉入川，到清順治三年開始敗逃出川，大西政權真正實現長期控制的也就是以成都為中心的川北、川西一小片地盤，其余部分不是被南明軍隊余部繼續(xù)掌握，就是大西軍隊因實力不足無力掌控，處于權力真空狀態(tài)。在這種情況下，張獻忠想“殺光四川人”，也沒地方殺去；再說后者，根據目前學界已經發(fā)現的、于明清易代之際寫成的四川史料，其中記載有張獻忠屠殺事件的正史、野史、地方史、個人筆記等起碼有四百五十多種，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南明遺民”所作，雖然明史大拿顧誠先生在《明末農民戰(zhàn)爭史》中，曾經對這些代表著明帝國地主階級利益的文人立場提出過質疑，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認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行為相當嚴重。至于把一切帽子都扣給“清帝國栽贓嫁禍”，難道清帝國會花大力氣編造出幾百種史料、甚至還編造出一堆禁書來嫁禍？更不用說，當時還有幾個羅馬教廷的傳教士在張獻忠軍中經歷了全程，他們根據這段經歷撰寫的《圣教入川記》一直到1918年才在國內出版，這時候連清帝國都滅亡七年了，難道這本書也是清帝國的遺老遺少們組織起來潑臟水？未免過于荒誕。

反映“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的浮雕，“湖廣填四川”是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毀滅的直接結果

那么，張獻忠所部在四川省到底干了些什么、其人是否真的如一些歷史民科所言，在四川“只殺地主，不殺百姓”呢？咱們還是先從張獻忠所部入川開始說起好了。明崇禎十七年、大順永昌元年正月，正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作戰(zhàn)的張獻忠部隊得悉李自成在西安建元稱帝的消息，為避免與已經控制了陜西、河南廣大地區(qū)的大順軍發(fā)生沖突，張獻忠決定率部西進，向四川發(fā)展。大西軍沿著長江向川渝進攻，連克夔州（今奉節(jié)）、涪州（今涪陵），六月進占重慶，隨后主力向成都繼續(xù)進攻，并于八月初九占領成都，大西軍占領成都后，張獻忠分兵四進，開始攻略成都平原的土地。到1644年年底，李定國率兵攻克保寧（今閬中）、孫可望率兵攻克茂州（今茂縣）、艾能奇率兵攻克雅州（今雅安），張獻忠自己則于十一月在成都建元稱帝，國號大西，年號則用了一個略顯不倫不類的“大順”。就這樣，張獻忠領銜的大西政權在四川初步建立了統(tǒng)治秩序。

大西政權所鑄的“大順通寶”銅錢，“大順”是張獻忠的年號

應該說，張獻忠在大西政權建立之初，還是頗想以四川為基本盤做一番事業(yè)的，先宣布對西南各省百姓“蠲免邊境三年租賦”，而后又嚴格約束入川的大西軍人，宣布各將“嚴禁擅自招兵”、“禁娶本土民女”等等，這些政策頗受當地百姓歡迎。雖然也時不時針對當地反抗的地主武裝與明朝宗室展開屠殺，但在整體上還是相對克制的，《綏寇紀略》就評價說這一時期的張獻忠“志在帝蜀，雖好殺，時有所縱舍”，張獻忠還在成都頒布新歷、開科取士、任命地方官吏，一時成都平原等地還是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1645年夏天的局勢，大西政權已經被處于南明勢力和清朝的包圍中

但是，好景不長，張獻忠在四川“有所作為”的日子沒持續(xù)幾個月就迅速結束了：一方面，是因為大西政權始終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稅收與財政收支體系，也沒有拿出切實可行的恢復生產、發(fā)展農商的措施，政權運行的費用、軍隊的給養(yǎng)保持著濃厚的“流寇”本色，銀子靠抄掠本地富戶或明朝宗室，軍糧沒了就派兵四出“打糧”，這種殺雞取卵式的做法不僅得不到彼時作為社會中堅的地主、文人的支持，還把本地百姓都迅速推到對立面去了，紛紛“逃散殆盡”、“聚眾入山，結寨自保”；另一方面，大西軍自進入成都之后，僅僅不到一年時間，北面的大順政權就在清軍的打擊下崩潰，來自清方的軍事壓力陡增，而南面、東面等則密布著南明政權、地主團練、少數民族的多支武裝力量，作戰(zhàn)形勢又一直非常緊張。二者結合起來，也迫使大西政權不得不迅速采取非常手段維持川內統(tǒng)治的安全。

成都青羊宮內景，這里曾是張獻忠屠殺四川讀書人的地方，原有的銅制青羊塑像也被張獻忠毀掉拿去鑄錢

從1645年春大西軍丟重慶開始，張獻忠與四川百姓的關系陡然惡化，乃至認為，只有殺光反抗者才能保證政權安全，只有殺光反抗者才能獲取大西軍作戰(zhàn)急需的銀兩、糧草。因此從1645年夏季開始，大西軍開始在統(tǒng)治范圍內大肆屠殺“逆民”，各種酷刑盡出，其手段之殘忍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但是大西軍殺得越狠，反而迫使四川的百姓反抗越劇烈，以至于大西政權派往各地的地方官，當不了兩三天就被當地百姓殺掉。這使得張獻忠的神經更加緊張，殺人也更加頻繁，而在大西政權內當官的外來官員左丞相汪兆麟等人，為避免四川本土文員威脅到自己的地位，還在拼命唆使張獻忠屠殺當地官員和讀書人，宣稱四川老百姓造反，是本地讀書人煽惑的結果。為此，1645年的冬天，張獻忠借口“開恩科取士”，把川北、川西各縣的讀書人全部強制帶到成都“應考”，然后統(tǒng)統(tǒng)殺光，根據歐陽直所撰寫的《蜀警錄》的記載，當時“二教官在前，士子各領仆從、行李在后，魚貫而行至城門口。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牽至南門橋上，斬入水中……河水盡赤，尸積流阻十余日，方漂流而去”，一次性就斬殺了五千多蜀中的讀書人，而殺了一次張獻忠還不滿足，張獻忠后來又組織了兩次“開恩科”，前前后后足足殺掉兩萬多蜀中學子。

2002年，成都新南門立交橋工地發(fā)掘出“萬人坑”，經專家鑒定為明末清初的尸骨坑，位置和各種史料所記載的張獻忠屠殺城中百姓的位置基本對應

此時，張獻忠殺人已經殺到了有點病態(tài)的程度，不僅大肆屠殺有煽動嫌疑的讀書人，還認為成都的市民也有“通敵”嫌疑，也必須統(tǒng)統(tǒng)殺光。于是當年年底，張獻忠親自部署了對成都的“洗城”行動，這次行動萬幸被當時在成都傳教、與大西政權關系密切的兩名羅馬教廷傳教士安文思、利類思親眼目睹，在《圣教入川記》中詳實地記載了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張獻忠的部隊先控制住成都各門，只留南門口，隨后在城內挨家挨戶驅趕百姓從南門出城，聚集在開闊地帶，四面遍布大西軍騎兵，百姓們紛紛對張獻忠求饒：“我等都是大王百姓，并未曾犯國法，何故被殺？乞大王饒命！”但此時張獻忠已經到了狂躁狀態(tài)，居然縱馬跳入人群瘋狂踐踏百姓，并招呼士兵立即動手殺人，一時間成都南門口變成了屠場。成都百姓幾乎被殺盡后，張獻忠又下令把成都城郊的百姓遷入城內居住，此次殘暴的屠城行動連張獻忠的義子孫可望都看不下去了，對部下哭道：“哀哉無辜小民，殺戮爾等者，已絕吾等之望矣。吾儕數年辛苦，是為百姓受之，今付東流，豈不惜哉！”

江口沉銀考古現場發(fā)現的裝有銀錠的木匣，和史料中記載的張獻忠裝金銀的方式完全一致

到清順治三年，伴隨著清軍、南明軍事壓力的逐漸增大，張獻忠對川內局勢已經日漸絕望，流寇做派又故態(tài)復萌了，他開始準備放棄四川，尋找其它地方落腳。由于大西軍在成都經營了接近兩年，搜刮的財物也的確不少，走陸路難以運輸，因此張獻忠一開始準備走水路沿江東下，回到長江中下游去另覓發(fā)展。1646年夏，大西軍出動戰(zhàn)船千艘，連檣而下，準備順岷江過眉山、樂山，從宜賓進入長江，但是船剛出成都沒多久，就在彭山（今眉山市彭山區(qū)）江口鎮(zhèn)遭到了南明將領楊展的水師攔截，一場大戰(zhàn)后，大西軍慘敗，大量金銀財寶全部沉入了岷江之中，帶來了流傳數百年的“江口沉銀”的傳說。而2016到2017年夏季由國家文物局與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聯(lián)合組織的考察隊，果然在彭山區(qū)江口鎮(zhèn)發(fā)現了大量沉入岷江中的、由木料封閉的明代白銀，還有大西金冊、蜀王金印等珍貴文物，從側面印證了如《蜀難紀實》等文獻記載的大西軍屠蜀的真實性。

位于成都寬窄巷子景區(qū)的“成都古城墻遺址”中關于張獻忠將成都變?yōu)閺U墟的內容

大西軍在江口慘敗后退回成都，只得改走陸路，由于南面已經被南明都督楊展擋住了去路，東面重鎮(zhèn)重慶早已丟失，大西軍只得迎難而上，迎戰(zhàn)已經占據漢中、準備南下入川的清帝國肅親王豪格。在第二次離開成都之前，張獻忠不知出于何種考慮，竟然再度下令，對不久前遷入城中的成都百姓再度進行屠殺，大西軍先挖好了多個十幾丈寬的大坑，然后大肆搜掠城內百姓，十個捆成一組，讓大西軍士兵一個個全部砍死。實在來不及砍的就推到坑里活埋，隨后又把成都給付之一炬。在大西軍離開成都后，千百年來錦繡繁華的錦官城，“街衢雜木成拱，野行百里，不見行人”。甚至到了清順治四年清將李國英打進成都后，成都的情況還是“成都空，殘民無主，強者為盜，聚眾掠男女屠為脯。繼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為害，渡水登樓。州縣皆虎，凡五、六年乃定”，經過兵災、大疫，隨后又是歷史上聞所未聞的虎患，張獻忠部對川西、川北部分區(qū)域歷時不長的統(tǒng)治，終于把四川的一部分區(qū)域給折騰成了一座野生動物園。

位于四川省西充縣鳳凰山的“張獻忠殉難處”石碑，現已淹沒在荒草中

但是，到這個時候，張獻忠的屠殺還沒有結束。在離開成都之前，似乎預感到自己此去九死一生，張獻忠“盡殺其妻妾”，僅有的一個小兒子年齡尚小，“亦撲殺之”，并宣布其戰(zhàn)死后位置由孫可望繼承。大西軍北上不久，由于帶著老營行軍，家眷太多，行動極其遲緩，張獻忠又下令把隨軍家屬全部殺死，一時間“婦女尸身堆集如山”。隨后由于軍隊軍糧供應不上，且感覺軍內四川士兵軍心不穩(wěn)，張獻忠甚至開始用其它省的士兵屠殺軍內的四川兵！等到殺光了四川兵，張獻忠依然嫌人太多，又開始使用自己陜西的“老本”兵屠殺其他省的士兵，最后甚至開始屠殺大西政權的文職官員。大西政權和大西軍經過幾次劫難后，士卒都被內部屠殺數萬，官員甚至被屠殺到只剩下二十五人，在同清軍豪格部接戰(zhàn)時，軍心嚴重渙散，張獻忠本人也已經到了眾叛親離的程度，并未做出高烈度的抵抗就被清軍擊敗，張獻忠本人也被豪格、鰲拜等人射死，其余大西軍則開始分路南下，一代梟雄張獻忠與其建立的大西政權就此煙消云散。

位于四川省梓潼市七曲山大廟中重塑的張獻忠像，形象參照了原有清代塑像的特點

因此，說了這么多，咱們可以做出如下結論：一，張獻忠在四川的大屠殺行為是確鑿無疑存在的；二，這種屠殺并不是貫穿于整個大西政權的始終，而是階段性存在的，尤其是大西政權走向敗亡之際，屠殺最為慘烈；三，張獻忠的屠殺在前期主要針對明朝宗室和反抗的士紳，但后期已經完全不分良莠，屠殺了大量無辜百姓，甚至還屠殺了大量自己的士兵及士兵家眷；四，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大毀滅，張獻忠的屠殺是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雖然可能是其中一項相對重要的因素。但無論如何，這段慘烈的歷史已經遠去數百年，大伊萬也真切地希望，這類歷史永遠不要重演！

位于四川省廣漢市房湖公園內的“張獻忠圣諭碑”，和所謂的“七殺碑”并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