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4年，石濤作有《奇山突兀圖》，上自題有“我自用我法”；石濤在去京津前，曾治有“我法”一印，每作畫喜鈐之。我法可能是石濤中年前后最喜歡使用的兩個字。1691年，石濤至北京，客居法源寺，作山水冊，其中有長篇題跋，這與其關(guān)于法的思想關(guān)系密切，其云：“我昔日見‘我用我法’四字，心甚喜之……夫茫茫大蓋之中，只有一法，得此一法，則無往而非法，而必拘拘然名之曰為我法，又何法耶？”，他感嘆道：“后之論者，指為吾法可也，指示為古人之法可也，即指為天下之法亦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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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石濤法的主張看，他之所以提出“我用我法”，就是要超越一切成法（包括古法和一切具體的法則），克服理障和物障，進入到一片自由的創(chuàng)造境界中。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我法立而他法死，我法即是一法，一法即是無法。理解石濤我法與一法的關(guān)鍵在一個“我”字，石濤的“我”的天地是不能有任何法可以規(guī)范的主體，他真正掙脫了法的束縛，所以有“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的說法。此臣法也即無法，無所拘束自由涌現(xiàn)之法也。所以，1691年，他在著名的《搜遍奇峰打草稿》中，有“不立一法，是吾宗也；不舍一法，是吾旨也”的著名表述?！安涣⒁环ā睆娬{(diào)，我石濤的“我用我法”，其實是不立一法，沒有任何法，即無法?！安簧嵋环ā钡摹耙环ā本褪撬闹练ǎ耙划嬛ā?，這是“吾旨”——我的畫學(xué)思想的最高準則（這兩句話中的“一法”意思并不一樣，“不立一法”的一法是一個準則，“不舍一法”的一法是一畫之法）。這里更加清晰地顯現(xiàn)了石濤關(guān)于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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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濤注意到，他所用之“我”也易引起理解混亂。作為一法的我法，統(tǒng)攝眾法，但我自為畫，自有我在，對于那些不能領(lǐng)會石濤自由創(chuàng)造精神的人來說，又極易產(chǎn)生一個新的障礙——我障。執(zhí)著于我法，雖然超越了外在的障礙，卻溺于內(nèi)在的困頓中。我用我法，一旦變成一種定則，一種不可超越的法則，一種對個性化的自戀，那么我法又極易墮入我障中。對于一個真正的藝術(shù)家來說，超越內(nèi)在的障礙比超越外在的障礙更難，破我執(zhí)甚于破物執(zhí)，我執(zhí)之障能使創(chuàng)造精神變成一腔幽暗的沖動。所以石濤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一方面，他強調(diào)“我自有我，自有我在，發(fā)我之肺腑，出我之肝腸”，宣暢自己的天賦法權(quán)；另一方面，他又說：“至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為至法”。一法立即我法立，我法即無法，晚年他在揚州，曾在山水冊中題道：“是法非法，即成我法?！笨梢姡瘽且晕曳ㄆ扑?，又以無法破那種可能趨于定相的“我法”。作為定相之我法，已非一法，它是對創(chuàng)造精神的遮蔽。依石濤畫學(xué)的邏輯，他的無法論強調(diào)，每一次創(chuàng)作都是一次發(fā)現(xiàn)，一次創(chuàng)造，一次對此前的超越，石濤將佛教法無定法的思想如鹽溶水地匯入自己的畫學(xué)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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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3年，他在題畫跋中赫然標出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石濤提出一畫說，是要申發(fā)他強調(diào)個體創(chuàng)造力的思想?！兑划嬚隆吩疲骸耙划嬛?，乃自我立?！?《遠塵章》云：“畫乃人之所有，一畫人所未有?！边@兩處常常被解說者釋為：一畫別人沒有提出過，是我石濤第一次提出的。將石濤這兩段話理解為著作權(quán)的問題。有論者進而指責石濤：一畫并不是石濤第一次提出。用石濤的話說，這真是“冤哉”！這里的“我”不是石濤，而是自我(self)，一畫之法，是我心中之法，而不是他法，立一畫之法，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這一畫之法，“見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它是太樸贈我的一粒生命的種子，它是宇宙賦予我的天賦法權(quán)，它神妙莫測，就藏在我的生命的深處?！洞蟀隳鶚劷?jīng)》卷十九《德王品》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法眾僧，無有差別，三寶性相常樂我凈?！泵恳粋€人都有自己的根性，都有自己的靈明，所以我石濤提出一畫之法，就是要人把內(nèi)心里的這個靈明顯露出來。不必仰他人之鼻息，不必拾他人之殘羹。我之有我，自有我在，別人作畫，有別人之創(chuàng)造，我作畫也有我的創(chuàng)造。何必以他人之意堵自己之路，我之作畫，是我心中的一畫，我心中的靈明，是他人斷斷沒有的。

    在萬法之中，石濤為何要樹立一畫之法？因為一畫之法，是我的法，由我而立，是我深衷的感受。萬法萬學(xué)，雖然也有可觀處，可學(xué)處，但總是他法。雖能資我心，激我意，但也可囿我心，困我意。我意不展，成為他人之奴仆，成為成法之工具，何來創(chuàng)造！何來新意！以這樣的心意作畫，雖曰作畫，不如說刻畫；雖曰己畫，不如說是他人之畫。在石濤看來，無一畫，即無魂靈，這樣也就達不到石濤所說的“出人頭地”。

    人不能做他人他法的奴仆，也不能做萬物的奴仆。他說：“人能受天之任而任，非山之任而任人也。”天地賦予人以生命，人生命的展開過程，就是天賦生生精神的鋪展過程，人以及天地中的一切都源于創(chuàng)化，人和萬物有同樣的根源，也有同樣的權(quán)利，所以他說：“非山之任而任人也”。但人和山川的共通，是源頭上的共通，所以人不能為山川的形式所束縛，人應(yīng)該在山川之“質(zhì)”上和天地實現(xiàn)共通，從而成為山川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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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濤沒有停留在歌頌人這種權(quán)力上，而是將這種權(quán)力看作是對人的挑戰(zhàn)，石濤提出“天之授于人，因其可授而授之?！保ā都孀终隆罚┱顸S山谷所說的“天下清景，不擇賢愚而與之，然吾特疑端為我輩設(shè)”，真正的藝術(shù)家是那些能夠感通天地的人，這樣的藝術(shù)家才能得到創(chuàng)化的賜予。如心緒雜亂，汨于塵氛，心無主見，意有他騖，即非可授之人，天則不會授之。

    正是這種挑戰(zhàn)，使得石濤以激昂的筆調(diào)，呼喚人的創(chuàng)造力，呼喚“見用于神，藏用于人”的一畫精神。他引入儒家的“德配天地”的思想強化他的觀點。他的《尊受章》實際上就是談這個問題，他說：“然貴乎人能尊。得其受而不尊，自棄也。得其畫而不化，自縛也。夫受，畫者必尊而守之，強而用之，無間于外，無息于內(nèi)?！兑住吩唬骸煨薪?，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乃所以尊受之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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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濤認為，天行健，天的精神就是創(chuàng)造精神，所謂萬物資始，大明以成，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而人作為三才之一，必須自強不息，剛健不息，飲太和之氣，不停地創(chuàng)造，這樣才能配得上獨立天地之間，鼎然成三，才能配得上做天地的兒子，這就叫“德配天地”。所以《周易·文言》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這樣的“大人”精神，就是石濤這里提出的一畫精神。

    正是基于此，石濤認為一畫的精神是回到天蒙，回到素樸，回到鴻濛，但這并不表示你就可以大有作為，成為可授之人，回到天蒙等只是一個起點，“透過鴻蒙之理”，是要“堪留百代之奇”。在這個起點上的創(chuàng)造才是藝術(shù)家最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