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1037—1101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是中國文化史上罕見的通才、全才。無論詩詞文賦，還是書法繪畫，蘇軾都造詣極高。他一生留下了兩百多萬字著述，其中包括兩千七百多首詩，三百多首詞，還有一大批散文和書畫作品。他的成就與他勤于讀書、善于讀書有很大關(guān)系，他強調(diào)“其學必始于觀書”，積累了豐富的治學思想。他所倡導的“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fā)”“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的理念，對于今天讀書治學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fā)

有感于當時士大夫中滋長的急功近利和淺薄輕率的風氣，蘇軾在《稼說送張琥》中巧用莊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的道理來闡述治學之道，“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fā)”，即在博覽群書時要汲取書中的要領(lǐng)和精髓，從大量的知識或材料積累中提煉出精華部分再著書立說。

所謂“厚積”“博觀”，是指廣博地獲取知識，豐厚地積累學養(yǎng)。所謂“約取”，就是慎取、精取，是在博觀的基礎(chǔ)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所謂“薄發(fā)”，是在“厚積”的基礎(chǔ)上，進行嚴謹闡釋?！氨　辈皇菃伪?，而是凝練、精要、準確、深刻，做到“發(fā)”則中的，“發(fā)”則中肯。

蘇軾認為，要想做到從容“約取”與“薄發(fā)”，必須以“博觀”與“厚積”為基礎(chǔ)。在《與張嘉父七首》其七中，蘇軾以富人之筑大第須儲材充足為喻，對“博觀而約取”進行詳細闡釋，指出只有廣博地積累學養(yǎng)，才能著成“不容有所悔”的“一家之言”。

蘇軾一生都在踐行“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fā)”的治學理念。如他強調(diào)讀書乃治學之根本，“自孔子圣人，其學必始于觀書”；強調(diào)“讀書萬卷始通神”，“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jīng)書。一二年間，欲了卻《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卻《春秋》《詩》”。在此思想指導下，他廣泛涉獵諸子百家、經(jīng)史子集，在20歲的時候就已經(jīng)博通經(jīng)史，積累了相當深厚的學養(yǎng)，“比冠，博通經(jīng)史，屬文日數(shù)千言”。這使他在治學方面取得了極高的造詣，寫出了《東坡易傳》《東坡書傳》《論語說》，對于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

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蘇軾主張在治學過程中要熟讀深思，對事理或?qū)W習對象進行研究式學習，即“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他一生治學遵循此法，具體做法可以概括為三點，即“一生日課”“一書數(shù)過”以及“一意求之”。

“一生日課”是指每日必定完成抄書這項必修課，以每天抄書為讀書治學筑牢根基。宋人陳鵠講過蘇軾抄《漢書》時采用不同的方式，連抄三遍，直至全部背誦，無一字差錯。作者由此感嘆道：“東坡尚如此，中人之性，豈可不勤讀書邪！”蘇軾直到晚年，仍樂于此法，用以教子。跟隨蘇軾貶謫儋州的蘇過以父為師，將一部《唐書》抄完，而且接著又抄《漢書》。蘇軾視之為“窮兒暴富”，認為兒子通過抄書必將迅速地增長學識、深厚地積淀學養(yǎng)。

“一書數(shù)過”是指讀書要堅持反復閱讀和揣摩，不能淺嘗輒止。在治學實踐中，蘇軾也是這樣做的。《漢書》他就讀過很多遍，而且樂于將這種方法與人分享，“但卑意欲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shù)過盡之”，“吾讀《漢書》，蓋數(shù)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shù)過，而事事精核矣”。

蘇軾對于《周易》也是反復研讀，長期認真反復咀嚼，最終寫就《東坡易傳》。他還向一位朋友提到自己研讀《周易》的情形，“借示《易解》，略讀數(shù)篇，已深嘆服……此書常患不能盡通，得此全編，為賜甚重，且乞暫借，反復詳味，庶幾有所自入”。

“一意求之”是指治學要有針對性，讀書貴在專與精。蘇軾認為，治學時要針對一個主題作研究性閱讀，學懂弄通之后再換另一個主題進行研讀，這樣讀書可以做到既博又精，是夯實治學基本功的重要方法。

蘇軾曾在給王癢的信中分享了這一方法，“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圣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這種治學理念目的明確，效果顯著，能從各方面吸收營養(yǎng)，對后世影響很大。

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

蘇軾治學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針對性，表現(xiàn)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蘇轍對他曾有“（蘇軾）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的追述。蘇軾服膺儒家經(jīng)世濟民的治學理想，認為“古之為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弦誦也?！袑W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強調(diào)要把治學和社會現(xiàn)實聯(lián)系起來，以著書立說為武器針砭時弊、奉獻社稷，主張治學要有益于世，反對脫離實際的空談。

蘇軾的詩文著述鮮明地體現(xiàn)了這一特點。他的詩詞中有對民間疾苦的同情，有對新政流弊的針砭，有對國家安危的關(guān)注，還有自己深切的愛國熱忱。如蘇軾初任鳳翔府判官，為改衙前弊政，給宰相韓琦寫《鳳翔到任謝執(zhí)政啟》，后又作《鳳鳴驛記》，建議改善官驛投宿問題?！秴侵刑飲D嘆》則如實反映了新政的流弊，表達了對農(nóng)民的同情和對新政的不滿。

蘇軾留有大量的政論和史論，大都“以體用為本”，反映現(xiàn)實，切中時弊，反映出他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在《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中提出：“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把“仁政”作為施政理想；在《奏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中表達了自己對變法的看法，主張變法要循序漸進，不能操之過急、急功近利；《策略》闡釋天下形勢、政策弊端并提出方針對策；《策別》從課百官、安萬民、厚財貨、訓軍旅四方面提出具體措施；《策斷》提出安邊御敵之策，其中見解非常有價值。

另外，蘇軾本人最為看重的三部學術(shù)著作《東坡易傳》《東坡書傳》《論語說》更是他抱著傳承圣人大道的目的而寫就。蘇軾貶謫黃州后，承其父蘇洵之說，撰成《東坡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并開始撰寫《東坡書傳》。后來除對前二書不斷進行修訂之外，又撰成《東坡書傳》二十卷。蘇軾曾說明自己寫三部學術(shù)著作的初衷：圣人所傳之大道早已被一些俗子們肢解得支離破碎，自己若不把圣人之道揭示出來，后人就更難識別道之大全和真?zhèn)瘟恕ＬK軾對于這三部著作十分自信，“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于世，瞑目無憾”，認為這三部著作能夠擔負起傳承文化命脈的重任。

◎本文原載于《學習時報》（作者趙紀萍），圖源網(wǎng)絡(luò)，圖文版權(quán)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