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錢鐘書對清代詩學的論述是20世紀清代詩學研究的重要成果，《談藝錄》中有關(guān)清代詩學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后來的清代詩學研究。錢鐘書憑借他過人的學識和特殊的學術(shù)淵源，不僅揭示了清詩史的若干重要環(huán)節(jié)，為一些著名詩人的評價劃出標準，還闡明了清代詩學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尤其是涉及宋詩派、桐城詩學、晚清詩壇的論述以及對王士禛、錢載、袁枚、江湜、黃遵憲等一些重要作家的認識，直接主導了新時期清代詩歌和詩學研究的走向?；仡?0世紀的清代詩歌和詩學研究，有必要對錢鐘書的學術(shù)成就作一番總結(jié)，同時對他論述中的一些偏頗不確之說加以反思和辨正，從而給錢鐘書的清代詩學研究一個恰如其分的定位。

在20世紀現(xiàn)代學術(shù)形態(tài)的古典詩歌研究中，清詩起初是被忽略的，當代學術(shù)史對清詩研究的回顧通常從80年代講起。但實際上1947年出版的錢鐘書《談藝錄》已包含大量清代詩學研究的成果，并且對新時期的清詩研究產(chǎn)生很重要的影響?，F(xiàn)在看來，這部著作的一些論述已奠定了當代清詩認識的基礎(chǔ)，可無論是錢鐘書研究還是清詩研究史，都忽略了這一點。事實上，錢鐘書憑借他過人的學識和特殊的學術(shù)淵源，不僅揭示了清詩史的若干重要環(huán)節(jié)，為一些著名詩人的評價劃出標準，而且還闡明了清代詩學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當然，他的教養(yǎng)背景和詩學淵源所陶冶的詩歌趣味，也導致對某些人物和詩學問題的判斷失之偏頗。這在當今的清代詩學研究中都還缺乏應(yīng)有的估量和反思。為此，本文嘗試以自己研究清代詩學、參考《談藝錄》的體會，對錢鐘書的清代詩學論述略作評述，以就正于學界同道。

談?wù)撳X鐘書的詩學，不能不涉及他的家學。他的父親錢基博（1887—1957）是近代學術(shù)轉(zhuǎn)型中的一個重要人物，“自謂集部之學，海內(nèi)罕對”。自1905年在《國粹學報》上發(fā)表《說文》起，圍繞“集部之學”撰寫了大量論著、論文，又編著《中國文學史》《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等專書，為傳統(tǒng)的集部之學向文學學科轉(zhuǎn)化、建構(gòu)本土化的文學知識譜系做出了重要貢獻。錢基博對子女的教育非常嚴格，從小就讓他們打好傳統(tǒng)學問的基礎(chǔ)，長大后再出國深造，以求博通古今，融貫中西。詩學本是錢鐘書最鐘情的學問，《槐聚詩存序》自述學詩經(jīng)歷，曾說：“余童時從先伯父與先君讀書，經(jīng)、史、‘古文’而外，有《唐詩三百首》，心焉好之。獨索冥行，漸解聲律對偶，又發(fā)家藏清代名家詩集泛覽焉。”這是中學前的幼學經(jīng)歷，后來他反省這段時間的學習，覺得其實膚淺無足道。他認為自己真正對詩歌風格流派有所悟入，乃是在國外留學期間：

余十六歲與從弟鐘韓自蘇州一美國教會中學返家度暑假，先君適自北京歸，命同為文課，乃得知《古文辭類纂》、《駢體文鈔》、《十八家詩鈔》等書。絕尠解會，而喬作娛賞；追思自笑，殆如牛浦郎之念唐詩。及入大學，專習西方語文。尚多暇日，許敦宿好。妄企親炙古人，不由師授。擇總別集有名家箋釋者討索之，天社兩注，亦與其列。以注對質(zhì)本文，若聽訟之兩造然；時復檢閱所引書，驗其是非。欲從而體察屬詞比事之慘淡經(jīng)營，資吾操觚自運之助。漸悟宗派判分，體裁別異，甚且言語懸殊，封疆阻絕，而詩眼文心，往往莫逆闇契。至于作者之身世交游，相形抑末，余力旁及而已。 

了解錢鐘書自少年時代受家學熏陶而形成的清詩觀非常重要，因為這些觀念決定了日后漫長的年代里他對清詩的基本看法。一般來說，學者在后出著作里或修訂舊著時都會對早年不成熟的看法加以訂正，但我們在錢鐘書的著作中很少看到這種情形。盡管他日復一日地訂補《談藝錄》，卻都是補充資料、引證更多的文獻來充實早年的說法，而很少提出新的論斷，或推翻早年的假說。這意味著早年的論說已鑄就他的一貫看法，日后很少更新。這一事實，除了顯示他學問的早熟之外，也決定了他日后不太反思過去的思考和論斷，很多認識都停留在20世紀40年代的水平。

基于這一理由，我們有必要對他與陳衍一番對談的記錄——《石語》給予充分注意。這次對談的時間是在1932年陰歷除夕，根據(jù)錢鐘書的記錄，該日談到晚近一些著名詩人如黃節(jié)、林琴南、王闿運、鄭孝胥、唐蔚芝、陳柱等，陳衍一概沒什么好評。當時錢鐘書對近代詩家已略有涉獵，曾征詢陳衍對王闿運門下陳銳、宋育仁的看法：“抱碧齋之精潔，問琴閣之風華，所謂智過其師、青出于藍者耶？”如此提問與其說是請教，還不如是表明自己的見解。當時，他顯然已將陳衍的著述讀得很熟，陳氏講到哪里，他都能隨口舉出陳衍的說法；陳衍記不清的詩作，他也能隨口提示?？吹贸?，在兩人的對談中，錢鐘書雖為后輩，但論學已隱然能分庭抗禮，而且他對陳衍的說法也不盲目接受，有時還能發(fā)覺其主觀蒙蔽之處。比如，陳衍推許趙熙，在錢鐘書看來就是“過相標榜”，他覺得“堯生詩甚粗率”?？傊@篇對談筆記再次告訴我們，錢鐘書就像舊時許多詩歌愛好者一樣，雖然潛心鉆研前代詩歌，但對晚近流行的名家集子也頗加瀏覽，并有自己的評價，只不過終因無甚好評，在《談藝錄》里遂很少論及，而主要著墨于唐宋大家，下迄乾嘉間名家而止。這樣一種對待晚清同光體的態(tài)度，使他論詩的出發(fā)點和價值觀都有別于同時代的學者，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詩學立場。不明白這一點，就無法理解《談藝錄》的內(nèi)容及其構(gòu)成。

《談藝錄》起稿于1939年夏，是在冒效魯?shù)墓膭酉麻_始寫作的。作為與近刊論文相表里的外篇，雖然錢鐘書自稱“興會之來，輒寫數(shù)則自遣，不復詮次”(第1頁)，但實際上是有宗旨貫穿其中的，整體上也顯示出作者的閱讀興趣集中在中晚唐到宋詩大家，包括韓愈、李賀、李商隱、蘇東坡、黃庭堅、陸游、楊萬里、元好問。然后就是清代名家，主要是乾、嘉間的詩人，而之所以涉及這些清代詩家，也往往緣于他們對宋詩的評論。比如第59~87則評覈袁枚《隨園詩話》，就全是討論關(guān)于宋代詩說的條目。顯然，在錢鐘書看來，清人對宋詩和宋代詩論的認識存在很大問題，宋詩的歷史意義始終未得到正確的估價?！端卧娺x注》自序肯定“宋詩的成就在元詩、明詩之上，也超過了清詩”，也清楚地說明了他在個人趣味之外關(guān)注宋詩的重要理由。出于對晚清同光體宋詩風的不滿，錢鐘書試圖以自己閱讀、鉆研宋詩的體會更深入地揭示宋詩的真本領(lǐng)和特殊價值，由此重構(gòu)古典詩歌的美學傳統(tǒng)和古典詩學的理論價值，以實現(xiàn)對古典詩歌藝術(shù)及其理論的重新詮釋和再認識。而《談藝錄》涉及的典籍主要集中在兩宋別集、筆記、詩話，更讓英文系教授錢鐘書給人留下精熟宋詩的印象，以至于后來文學所所長鄭振鐸要將他借調(diào)到古代文學研究室，指定他編撰《宋詩選注》。明暸這一淵源，就知道理解錢鐘書的清詩觀，必須從他對宋詩的看法入手。

《談藝錄》對宋詩的看法，開卷第一則“論詩分唐宋”就作了集中表達，它也可以說是全書的綱領(lǐng)性導論。針對前人慣以世道盛衰來劃分詩歌史階段的做法，錢鐘書提出：“余竊謂就詩論詩，正當本體裁以劃時期，不必盡與朝政國事之治亂盛衰吻合”（第1頁），“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第3頁）。照這種說法，唐宋就與王朝時代脫離而成為兩種詩歌范型的代表，以后的詩人非此即彼，要不出于兩者的范圍之外。“夫人稟性，各有偏至。發(fā)為聲詩，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來，歷元、明、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第3頁）。今人每將這一論斷尊為錢鐘書的創(chuàng)見，其實從書中所引葉燮《原詩》、袁枚《與施蘭垞書》及《隨園詩話》卷十六引徐朗齋之說來看，他很早就受到葉燮以降消弭唐宋詩之爭的融合思潮的影響。只不過他沒有走到袁枚“詩有工拙，而無古今”（《答沈大宗伯論詩書》）這一步，而是從家學淵源出發(fā)，沿著個人趣味，走向了由宋入唐的方向。

錢鐘書之用功于宋詩，在《談藝錄》里留有明顯的痕跡，包括第2則用很大的篇幅補注黃庭堅詩，第19則因方回《瀛奎律髓》對李壁《半山詩注》的批評而訂補其書，以及對陸游、楊萬里詩的反復論說，等等。其中既有一部分學術(shù)興趣，也有一部分藝術(shù)趣味。像補注山谷詩，他自陳只是“出乎一時技癢，初不篤嗜黃詩也”（第80頁），這便是出于學術(shù)的興趣。那么他的藝術(shù)趣味又是怎樣的呢？這就要考察他的清詩評論了，因為他學詩的經(jīng)歷和清詩一直有著很大的交集。

錢鐘書論學一向是在同前人學說的辯駁中展開的。他對清詩的論斷也多集中于一些有爭議的作家，而他的個人趣味往往于此更明顯地流露出來。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乾隆三大家。他對三家集子，看得出下過一番工夫。對蔣士銓詩大體無甚好評，說“心余雖樹風骨，而所作心思詞藻，皆平直粗獷，不耐咀詠”；又針對譚獻《日記》稱“心余沉雄，仲則俊逸”，表示“竊未見其沉雄，祇睹其獷鈍耳”（第418~419頁）。姑不論這一評價是否貼切，錢鐘書的過人之處在于不只是表達一個印象式的判斷，而是能細致梳理文獻，指出“其丙子以前詩，無以拔乎時調(diào)，丙子以后，自卷五起，摹仿黃詩之跡顯然，尤以七律拗調(diào)為甚”，以及“甲申，心余出都南歸，始與隨園相遇于金陵，所謂‘六代江山兩寓公’者是。自卷十二以下，其詩漸萌故態(tài)，雖仍帶宋調(diào)，而于山谷不復如章子厚之臨蘭亭矣”（第420頁）。他敏銳地注意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蔣士銓與袁枚往還對其創(chuàng)作帶來的影響，這是很有見地的，正可與我對蔣士銓詩學觀念轉(zhuǎn)變的考察相印證。

通觀《談藝錄》所說所評，論前代詩人以李賀最有發(fā)明，論清代詩家則以錢載最中肯綮，書中對錢載與秀水詩派的關(guān)系也梳理得頗為細致。瀏覽時人的記載和評論，錢載詩每予人學黃庭堅的印象，但錢鐘書卻辨明：“顧山谷氣骨嶄岸，詞藻嚴密，與萚石之樸實儒緩大異，故影響終不深?！保ǖ?40頁）他認為錢載固然有學孟郊、陸游之處，“然所心摹手追，實在昌黎之妥貼排奡，不僅以古文章法為詩，且以古文句調(diào)入詩。清代之以文為詩，莫先于是，莫大于是，而亦莫濫于是”，以至于落得一個雖欲“力革詩弊，而所作幾不類詩，僅稍愈于梅宛陵爾”的結(jié)局。即便如此，他也沒有一筆抹殺錢載的長處，仍舊肯定“至其盡洗鉛華，求歸質(zhì)厚，不囿時習，自辟別蹊；舉世為蕩子詩，輕唇利吻，獨甘作鄉(xiāng)愿體，古貌法言。即此一端，亦豪杰之士”（第540頁）。他甚至還看到錢載一個獨特的詩史意義：“夫以萚石之學，為學人則不足，而以為學人之詩，則綽有余裕。此中關(guān)捩，煞耐尋味?！保ǖ?41頁）抉出此一關(guān)捩，就為晚清學人詩風找到了一個源頭，進一步考察錢載對翁方綱的影響，錢載與同光體的淵源關(guān)系就更加清楚了。近年學界對此已有所探討，茲不贅及。

錢鐘書對錢載的評價既如此透徹，則對同光體學人詩風的評價也便不言而喻。同光體歷來被視為清代后期詩歌的保守派，與之相對立的則是被目為“詩界革命”的革新派，以主張“我手寫我口”的黃遵憲為代表人物。錢鐘書對同光體的學人詩評價不高，那么是否就垂青于革新派呢？也沒那么簡單。梁啟超推夏曾佑、蔣智由、黃遵憲為清季“詩界三杰”，而錢鐘書卻認為夏、蔣兩家詩“似尚不成章”（第83頁），唯有黃遵憲可與江湜并列為晚清兩大家：

余于晚清詩家，推江弢叔與公度如使君與操。弢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無妨二人之為霸才健筆。（第82頁）

話雖這么說，但在詩史上兩人卻因取徑之異而導致地位的落差。在錢鐘書看來，“乾嘉以后，隨園、甌北、仲則、船山、頻伽、鐵云之體，匯合成風；流利輕巧，不矜格調(diào)，用書卷而勿事僻澀，寫性靈而無忌纖佻”（第82頁），于是同光體學人詩風的作者或多或少都有一點矯枉的傾向。文學史上的矯枉通常具有革弊的意義，從而獲得某種正面價值，可錢鐘書在此卻指出一個耐人玩味的結(jié)果：相比力矯其弊的江湜、王闿運、鄧輔綸等人及同光體作者，黃遵憲“獨不絕俗違時而竟超群出類，斯又難能罕覯矣”。他認為這一意外的結(jié)果源于兩者藝術(shù)觀念的不同，這固然不錯，但他的取舍已明顯流露出不喜歡以宋詩為底色的學人詩風的趣味。

當然，要說錢鐘書絕不喜歡宋詩，那也是不對的。他不喜歡的只是江西派的宋詩，即我稱之為硬宋詩的蘇、黃詩風，而深得唐人神髓的南宋陸游、楊萬里那種軟宋詩他還是頗予好評的。尤其是楊萬里詩的風趣、詼諧、機智和靈動，與錢鐘書本人的品性、才智、趣味太接近了，他簡直本能地懷有強烈的親近感。第33則論及乾嘉以來對楊萬里詩歌的接受，列舉從趙翼到陳衍的評論，不由得感嘆楊萬里于今知音之少：“至作詩學誠齋，幾乎出藍亂真者，七百年來，唯有江弢叔；張南湖雖見佛，不如弢叔至如是我聞也。世人謂《伏敔堂集》出于昌黎、東坡、山谷、后山，蓋過信彭文敬、李小湖輩序識耳?！保ǖ?69頁）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他獨推江湜與黃遵憲并稱雙雄——一個學誠齋幾乎出藍亂真的詩人是絕不會趨從于學人詩風的。江湜被拔頭籌，明顯與錢鐘書的個人趣味大有關(guān)系?？梢钥隙ǖ卣f，《談藝錄》對古近代詩人的評價，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個人趣味的。這也是錢鐘書詩學呈現(xiàn)古典色彩的一個標志性特征。

個人趣味不可避免地決定了詩歌批評的傾向性。一個杰出的批評家，固然要擁有高尚的藝術(shù)趣味；而一個杰出的文學史家，又必定具有超越個人趣味的歷史眼光。僅指出錢鐘書論詩的個人趣味是不夠的，絕不足以顯示他的才學和識力。他的成就更多地取決于超越個人趣味的洞察力和判斷力。

跟著趣味走的批評家，對自己喜歡的對象往往漠視其缺陷和弱點，但杰出的批評家在欣賞他喜歡的對象時仍保持著冷靜的洞察力和判斷力。錢鐘書正是這樣的批評家。最典型的例子是，他雖將黃遵憲與江湜并推為清季詩壇翹楚，但絲毫未忽略黃詩的缺陷。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稱“近世詩人能熔鑄新理想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幾乎成為詩家定論，但錢鐘書卻不太認可他的說法：

近人論詩界維新，必推黃公度?！度司硰]詩》奇才大句，自為作手。五古議論縱橫，近隨園、甌北；歌行鋪比翻騰處似舒鐵云；七絕則龔定庵。取徑實不甚高，語工而格卑；傖氣尚存，每成俗艷。尹師魯論王勝之文曰：“贍而不流”；公度其不免于流者乎？大膽為文處，亦無以過其鄉(xiāng)宋芷灣。差能說西洋制度名物，掎摭聲光電化諸學，以為點綴，而于西人風雅之妙、性理之微，實少解會。故其詩有新事物，而無新理致。（中略）凡新學而稍知存古，與夫舊學而強欲趨時者，皆好公度。蓋若輩之言詩界維新，僅指驅(qū)使西故，亦猶參軍蠻語作詩，仍是用佛典梵語之結(jié)習而已。（第81頁）

為此他拿王國維來作比較，反而覺得“老輩唯王靜安，少作時時流露西學義諦，庶幾水中之鹽味，而非眼里之金屑。其《觀堂丙午以前詩》一小冊，甚有詩情作意，惜筆弱詞靡，不免王仲宣‘文秀質(zhì)羸’之譏。古詩不足觀；七律多二字標題，比興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勝義，是治西洋哲學人本色語”（第84頁）。黃遵憲詩給人印象最強烈的就是舊瓶裝新酒，詩里采用許多外國新事物和新名詞。這種情形其實歷代都有，只不過未及收納工業(yè)革命的技術(shù)成果而已。因此錢鐘書不認為黃詩“差能說西洋制度名物”就是新，而將王國維詩中流露的西學義諦視為新意。此論既出，吳宓、錢仲聯(lián)都不贊同。錢鐘書后來作訂補，提到：“余稱王靜庵以西方義理入詩，公度無是，非謂靜庵優(yōu)于公度，三峽水固不與九溪十八澗爭幽蒨清泠也?！保ǖ?3頁）這是解釋，當時的比較意在說明兩人的不同，而不是作高下定論。確實，我們讀一讀黃遵憲的《登巴黎鐵塔》，看看其中雜然紛陳的新名詞和舊式士大夫的迂闊議論，就會同意說錢鐘書的看法的確很有見地。

王漁洋的詩風雖不為錢鐘書所喜，但漁洋詩學直承嚴羽，而嚴羽詩論又是錢先生自負獨發(fā)其覆的，就學理而言他對王漁洋應(yīng)該抱有好感。但事實并非如此，他評論王漁洋殊多誅心之論。第27則舉張九征《與王漁洋書》及袁枚《隨園詩話》之說，一稱王以天分勝，一謂王以人工勝，錢鐘書雖承認“藏拙即巧，用短即長；有可施人工之資，知善施人工之法，亦即天分”，但終究斷言：

漁洋天賦不厚，才力頗薄，乃遁而言神韻妙悟，以自掩飾。一呑半吐，撮摩虛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點頭微笑，閉目猛省，出口無從，會心不遠之態(tài)。故余嘗謂漁洋詩病在誤解滄浪，而所以誤解滄浪，亦正為文飾才薄。將意在言外，認為言中不必有意；將弦外余音，認為弦上無音；將有話不說，認作無話可說。（第276頁）

這一段批評將王漁洋詩的病根豁然掘出，容已無一語好評，不料他進一步具體分析其得失，又說：“觀其辭藻之鉤新摘雋，非依傍故事成句不能下筆，與酣放淋漓，揮毫落紙，作風雨而起云煙者，固自異撰。然讀者只愛其清雅，而不甚覺其饾饤，此漁洋之本領(lǐng)也。”（第277頁）這一論斷既揭示了王漁洋才薄的本質(zhì)，又肯定了其詩清雅入人、能夠贏得讀者的魅力所在，可以說褒貶中肯，有很強的說服力。

因為有著良好的洞察力和判斷力坐鎮(zhèn)，帶有濃厚個人趣味的《談藝錄》仍不失為一部見識過人的詩歌批評著作。作者對有清一代詩歌史現(xiàn)象的揭示，至今仍給予研究者很大的啟發(fā)。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第42則首倡桐城詩派之說：

桐城亦有詩派，其端自姚南菁發(fā)范之?！对囂霉P記》卷四十稱山谷以“驚創(chuàng)為奇，其神兀傲，其氣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蓋備極贊嘆，而亦不如汪豐玉之棄明七子若糞土。（中略）惜抱淵源家學，可以征信。惜抱以后，桐城古文家能為詩者，莫不欲口喝江西。姚石甫、方植之、梅伯言、毛岳生以至近日之吳摯父、姚叔節(jié)皆然。且專法山谷之硬，不屑后山之幽。又欲以古文義法，入之聲律，實推廣以文為詩風氣。（中略）后來曾滌生定惜抱七律為有清第一家，張濂卿本此意，選《國朝三家詩鈔》，其一即惜抱七律。濂卿弟子范肯堂固亦同光體一作家，集中《讀外舅一年所為詩因論外間詩派》有云：“泥蛙鼓吹喧家弄，蠟鳳聲聲滿帝城。太息風塵姚惜抱，駟虬乘鹥獨孤征?！鄙蛞意帧逗Ｈ諛侨簳}跋》《惜抱軒集》一條亦甚稱惜抱詩，并謂“張文襄不喜惜抱文，而服其詩，此深于詩理者”云云。是則曾氏之稱惜抱詩，非出偶然，曾詩學亦本桐城，正如其古文耳。（第437~438頁）

錢鐘書不僅勾勒出桐城詩派的源流，還試圖在宋詩承傳的脈絡(luò)上與浙派加以溝通，由此揭示清詩發(fā)展的一個脈絡(luò)。于是在列述桐城派的詩學承傳后，他接著梳理浙派與宋詩的關(guān)系，指出兩派異源同流、而最終由桐城占據(jù)晚清詩學主流的因由：

清初浙中如梨洲、晚村、孟舉，頗具詩識而才力不副。晚村較健放，仍是小家薄相，如雞肋刀豆，槎枒寡味，學誠齋、石湖，劣得短處，尚不及同時汪鈍翁之清折妥溜。至陳宋齋出南雷之門，選《宋十五家詩》，有南豐、欒城、梅溪、徽國、秋崖、文山，而不及后山、簡齋，則并詩識亦不高矣。查初白出入蘇陸，沿蹊折徑，已非南雷家法；《初白庵詩評》卷下評《瀛奎律髓》趙章泉《早立寺門作》至云：“此吾所以不喜江西派也?！鼻r秀水諸賢，則錢萚石氣魄有余，才思殊鈍，抗志希為大家而并不足為名家。萬柘坡、王谷原頗清雋而邊幅甚狹，谷原中年且厭薄西江。汪豐玉早死，未能有成。萚石子慈伯作詩，已不遵庭訓。桐城則薑塢、海峰皆尚是作手，惜抱尤粹美。承學者見賢思齊，向風成會。蓋學識高深，祇可明義，才情照耀，庶能開宗。坐言而不堪起行者，其緒論亦每失墜而無人掇拾耳。（第439頁）

這里強調(diào)“才情照耀”比“學識高深”更具有影響力，即只有創(chuàng)作實績的輻射力才足以開宗立派，揭示了文學流派形成的一個重要原理，同時也有力地闡明了桐城派之所以能主導清代中葉以后詩歌發(fā)展的理由。近代以來，論桐城派一向只談其古文，很少涉及詩學，錢鐘書這一番發(fā)掘，使“桐城亦有詩派”成為桐城派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后續(xù)研究成果不斷涌現(xiàn)。經(jīng)歷半個多世紀，我們重新審視桐城派的詩學，仍不能不佩服錢鐘書見識之超前、之獨到。

錢鐘書將桐城派與宋詩風聯(lián)系起來，補充了清初宋詩風到晚清同光體之間的詩學脈絡(luò)，使浸透整個清詩史的宋詩底色愈益呈現(xiàn)出來。錢鐘書的清詩批評，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做這一工作，即勾勒宋詩風的源流——不僅論桐城詩學時通過姚鼐詩學黃庭堅的由來說明桐城詩派與清季宋詩風的關(guān)系，舉凡論清初三老“亭林詩乃唐體之佳者，船山詩乃唐體之下劣者，梨洲詩則宋體之下劣者”，辨析王昶論金德瑛學山谷詩之皮相等等，都是清詩史上與宋詩風相關(guān)的重要問題。即便是某些修辭細節(jié)的討論，如虛字的使用問題，也不脫與宋詩風的干系：

蓋理學家用虛字，見其真率容易，故冗而腐；竟陵派用虛字，出于矯揉造作，故險而酸。一則文理通而不似詩，一則苦作詩而文理不通。兼酸與腐，極以文為詩之丑態(tài)者，為清高宗之六集。萚石齋、復初齋二家集中惡詩，差足佐輔，亦虞廷賡歌之變相也。（第217頁）

這里列舉自宋代理學家到乾隆君臣詩中好用虛字的習氣，應(yīng)該說是揭開了學人詩風的一股暗流。以錢載、翁方綱為樞紐，又將清季學人詩風與宋代理學家詩風勾連起來，呈現(xiàn)出學人詩風與宋詩的多重關(guān)系。這是極為精到的詩史發(fā)覆之論。

當然，強調(diào)錢鐘書對清代宋詩風的關(guān)注，并不意味著否定他對文學史的廣泛涉獵和深入思考?！墩勊囦洝芬粫S處可見他留意于文學史基本問題和重要現(xiàn)象的細致用心。比如第四則討論“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命題，歷舉古人之說，提到“乃有作《詩史》者，于宋元以來，只列詞曲，引靜安語為解，惜其不知《歸潛志》、《雕菰集》已先發(fā)此說也”（第100頁）。這應(yīng)該是針對馮沅君、陸侃如《中國詩史》而發(fā)，意在對此命題的合理性加以反思，不只限于從學術(shù)史的角度補充一兩條資料而已。又如“補訂”論及“《集注》而外無學問”，摘引許多明清兩代排斥學問研究和詩文寫作的資料，以見當時“制藝而外無詩文”（第101~109頁）的社會風氣，也啟示我們重新審視明清兩代科舉與文學的關(guān)系。遺憾的是我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忽略了他早就提出的論斷，特在此追加說明。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錢鐘書以學問淵博和識見精深贏得海內(nèi)外學界的衷心景仰，《談藝錄》《七綴集》《宋詩選》及《管錐編》涉及詩學的內(nèi)容都成為經(jīng)典論述，在學界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今天談?wù)撉宕妼W，已離不開錢鐘書這些著作，不能不受其學說影響，這就帶來一個如何對待錢鐘書詩學遺產(chǎn)的問題。錢鐘書的清詩觀基本上形成于半個多世紀以前，此后學界的成果積累以及對錢鐘書研究的日益深入，都使他的論著逐漸顯露出一些缺陷和錯誤。這就提醒我們在閱讀錢鐘書著作時要持一種審慎的態(tài)度，批判地吸收他的論斷，以免為其主觀片面之說所誤導。但這說起來簡單，要做到卻也不容易，這里僅就個人學習所得，提出一些需要掂量的問題。

首先應(yīng)該肯定，錢鐘書的詩學研究，核心是修辭學。他對詩史問題的考察常駐足于現(xiàn)象層面，不去深究其歷史過程。這是他論學忽略歷史背景，擱置史傳文獻，“至于作者之身世交游，相形抑末，余力旁及而已”的學術(shù)興趣所決定的。這種態(tài)度有時會導致其論述因缺乏周密的史實考證而流于浮泛，不得要領(lǐng)。比如，對于明清之際的詩壇格局，他曾引述若干詩文資料，提出這樣一個假說：

后世論明詩，每以公安、竟陵與前后七子為鼎立驂靳；余瀏覽明清之交詩家，則竟陵派與七子體兩大爭雄。（第298頁）

公安家言尚不足擬于鄭之小國處兩大間，直曹鄶之陋不成邦而已。（第303頁）

這么說當然是不錯的，本來也是很明顯的現(xiàn)象。但問題的核心其實是當時公安諸家已然作古，而公安之學又為錢謙益所繼承，也就是說公安派實際上已被江南詩派所取代。賀貽孫雖肯定袁中郎“亦近代詩中豪杰”，但同時又說徐渭、鐘惺、譚元春、錢謙益、湯顯祖、陳子龍等“昭代翹楚，吾所服膺，有在公安上者”，這也表明公安派較諸人為前輩，在當時已被錢謙益所取代。而竟陵派呢，現(xiàn)實中除了王夫之提到的沈雨若、張草臣、朱隗、周伯孔，朱東潤指出的閩中蔡復一、吳門張澤、華淑，以及錢鐘書提到的張岱、林古度、徐波與傅山外，公開表示服膺鐘、譚并發(fā)揮其詩學的，我只見到賀貽孫一個，其他勇于自稱或被人目為竟陵派的詩論家，實在罕見。較為近似的可能是常熟朱鶴齡、寧都曾燦、潭州王岱一輩，即便是這些詩人，表面上也站在中間立場作調(diào)停之論。職是之故，現(xiàn)在看到的格調(diào)、竟陵兩派交爭，基本上只見格調(diào)派的單方面火力。錢鐘書說竟陵派與七子體兩大爭雄，也未必符合詩壇現(xiàn)實。

其次，出于趣味與觀念之爭，錢鐘書評論清代詩學，有時不太顧及時人使用概念的個性色彩，而用近代的理論思維去觀照古人，以致持論時有不夠圓通之處。比如論王漁洋的神韻說，舉嚴羽“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唯李杜得之”一段話，說“可見神韻非詩品中之一品，而為各品之恰到好處，至善盡美”，然則“滄浪獨以神韻許李杜，漁洋號為師法滄浪，乃僅知有王韋；撰《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蓋盡失滄浪之意矣”（第129頁）。第28則論“悟”又說“滄浪繼言：‘詩之有神韻者，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象，透澈玲瓏，不可湊泊。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云云，幾同無字天書。以詩擬禪，意過于通，宜招鈍吟之糾繆，起漁洋之誤解”（第281頁）。其實《滄浪詩話》通篇未出現(xiàn)“神韻”二字，王漁洋所謂神韻也絕不同于嚴羽的“入神”，錢先生多少有點誤解嚴羽。嚴羽的原話是這樣的：

夫詩有別材，非關(guān)書也；詩有別趣，非關(guān)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錢鐘書先入為主地給嚴羽戴上“神韻”的帽子，繼而說王漁洋誤解了嚴羽之意，又說“鐘譚論詩皆主‘靈’字，實與滄浪、漁洋之主張貌異心同”，且其“以‘厚’為詩學，以‘靈’為詩心，賢于漁洋之徒言妙悟，以空為靈矣”（第310頁）。這一系列判斷都有強人就我之嫌。只要仔細讀一讀漁洋詩論，就知道它是成立于格調(diào)基礎(chǔ)之上的，取境主渾淪不切，與鐘、譚之主幽細截然兩途。王漁洋能欣賞鐘、譚，不過體現(xiàn)了神韻詩學的包容性，而錢先生竟不能理解。類似的例子是論劉辰翁，因其《評李長吉詩》言“樊川反復稱道，形容非不極至，獨惜理不及騷。不知賀所長，正在理外”，評柳宗元《晨起詣超師院讀經(jīng)》言“妙處有不可言”，錢鐘書遂視之為“滄浪無跡可求、盡得風流之緒余”，并將他歸結(jié)為嚴羽到鐘、譚一線上的人物。應(yīng)該說，劉辰翁評李賀是抓住要害的，姜夔論詩固有“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的一種“自然高妙”，它與被錢鐘書歸為一類的司空圖、嚴羽、王士禛所講的妙悟并不是一碼事。要之，錢鐘書論詩學，似乎讀前人評論比讀詩集多，經(jīng)常是參酌前人見解而作定讞；尤其是當前人的評價合乎己見時，一概引以為論據(jù)，而并不細究各家詩說的本旨。以致判斷時或失之隔膜，或失之輕率。如論顧炎武詩承七子，舉《濟南》“絕代詩題傳子美，近朝文士數(shù)于鱗”一聯(lián)作為不薄七子的證據(jù)，即失之輕率。其實這兩句不過切題述古而已，說濟南有杜甫“海內(nèi)此亭古，濟南名士多”的題詩，近代著名文人有李攀龍，并不涉及七子的評價問題。類似這種議論，大有他譏哂蘇曼殊的只于賣花擔頭看桃李的味道。他看到時流將阮大鋮劃入竟陵派，就批評陳三立、章太炎、胡先骕等前輩題《詠懷堂集》，許其“以王孟意趣，而兼謝客之精煉”、“具體儲韋、追蹤陶謝”，是“要未了然于詩史之源流正變，遂作海行言語”（第305頁）。其實，只要他熟悉六朝詩，再細讀一下阮大鋮的集子，就會知道幾位前輩的論斷是觸及《鈐山堂集》藝術(shù)淵源的，不能只用竟陵派來限定。

復次，錢鐘書詩學既以修辭為旨歸，所長在于能以豐富的詩例發(fā)抉前人詩心之同異，所短則不免過于專注細節(jié)，有時能識細而不能識大。比如論趙翼詩學，提到：“《甌北詩話》論香山，亦有道著語，然書末雜鈔宋元以來絕句，引‘蟭螟殺賊蚊眉上’等二絕，謂為元僧溥光所作，則于香山集，何生疏乃爾？”（第402頁）《甌北詩話》乃是清詩話中最有學術(shù)價值的幾種之一，趙翼對白居易、陸游詩用功之深，要遠過于《談藝錄》。錢鐘書無視這一點，而聊舉一則文獻失誤相譏諷，就顯得不識大體了。這絕不是僅有的例子，第33則又說：“《甌北詩話》摘放翁佳聯(lián)，分為‘使事’、‘寫懷’、‘寫景’三類，以《西村醉歸》之‘酒寧剩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碎仇’屬‘寫懷’類。竊謂‘酒債尋常行處有’，出語本杜甫，人所共知；若對語實取劉叉《姚秀才愛余小劍因贈》短古中語，所謂：‘臨行解贈君，勿報細碎仇’，放翁自注：‘見東野詩’，蓋記憶之誤。此一聯(lián)亦正以組織成語見長?！保ǖ?62頁）又舉陸詩中《題庵壁》“身并猿鶴為三口，家讬煙波作四鄰”、《小筑》“生來不啜猩猩酒，老去那營燕燕巢”本自白居易，《開東園路》“鶴雛養(yǎng)得沖霄漢，松樹看成任棟梁”、《山房》“老鶴初來未丹頂，稚松親種已虬枝”、《書齋壁》“買雛養(yǎng)得沖霄鶴，拾子栽成偃蓋松”三聯(lián)本自賈島的例子，斷言“此等以及前所舉十數(shù)聯(lián)，貌若寫景寫懷，實為運古。甌北尚未能細辨也”（第363頁）。這一長段考論，除了指出幾聯(lián)詩句之所本，足以顯示記誦之功外，實在沒說明任何問題。這類襲用前人語的“運古”（即用語）原不同于“使事”（即用典），為什么就不能欣賞其寫景寫懷之工，根據(jù)內(nèi)容區(qū)別為寫懷、寫景佳句，而只能從使事的角度去欣賞與評價？這種地方最顯出錢鐘書論詩有時流于饾饤而不顧大體的致命缺陷。

因為存在這樣一些問題，錢鐘書詩論給我的印象，經(jīng)常是很少深入文本去研究詩理，只是習慣于羅列前人意見以商榷一二細節(jié)問題；同時耳食之言也相當多，涉及具體作品的評價，偶爾甚至很失水準。比如第827頁論及宋征輿《古意》：“碧玉堂西紅粉樓，樓中思婦憶涼州。咸陽橋上三年夢，回樂峰前萬里愁。秦地煙花明月夜，胡天沙草白云秋。離魂不識金微路，愿逐交河水北流。”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卷二選此詩，稱“酷似楊升庵《塞垣鷓鴣詞》”。楊詩選入《明詩別裁集》卷六：“秦時明月玉弓懸，漢塞黃河錦帶連。都護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甘泉。鶯閨燕閣年三五，馬邑龍堆路十千。誰起東山安石臥，為君談笑靖烽煙?！卞X鐘書認為“兩詩皆佳，與沈佺期‘盧家少婦郁金香’一篇風格相似，而楊用地名、朝代名、人名共八，宋用地名七，愛好遂貪多矣”。這一評價是很讓人驚訝的！首先，“愛好遂貪多矣”本自趙執(zhí)信《談龍錄》“朱貪多，王愛好”一說，愛好原指王漁洋詩的唯美傾向，錢鐘書將愛好二字連讀，遂與貪多意思不貫。這是他愛玩弄文字機巧而致牽強不通的一個例子。再看這兩首詩，宋“咸陽橋上三年夢”句，無論寫思婦夢的內(nèi)容還是做夢地點，都不太貼切；從章法來看，頷聯(lián)應(yīng)與頸聯(lián)對調(diào)才和順，現(xiàn)在的寫法明顯捍格不通。楊詩姑不論其謀篇立意，即生呑活剝古人一點已不堪入目。錢先生指出“鶯閨”一聯(lián)脫胎于皇甫冉《春思》“鶯歌燕語報新年，馬邑龍堆路幾千”，卻不顧頷聯(lián)全襲高適《燕歌行》“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尾聯(lián)又照抄李白《永王東巡歌》其二“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凈胡沙”，就連起首“秦時明月”四字也本自王昌齡，升庵自己只寫了幾個字啊？這樣的通篇剿襲之作也能與沈佺期《獨不見》相提并論，真讓人無法理解。

綜上所述，錢鐘書留下的詩學遺產(chǎn)是非常豐富的，他對清代詩學的闡述有許多精彩的見解，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繼承，但落實到具體論斷，也不能盲目崇拜，一概視為定論，還需要審慎取舍。歸根結(jié)底，錢鐘書的學問是屬于古典學術(shù)范式的?！墩勊囦洝冯m然引用了不少外國文論，卻看不到對當代學者論著的參考。談到具體問題，基本上都是一家之見，而未汲取同時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像馮班《鈍吟雜錄》的“嚴氏糾繆”，臺灣學者杜松柏在《禪學與唐宋詩學》 杜松柏：《禪學與唐宋詩學》中已有辯駁，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圖書館也有此書，而錢先生仍沿馮說之誤。我們當然不能要求年事已高的錢先生對學界新成果都要掌握，卻也應(yīng)該理解他的學術(shù)范式是非常古典的，而非現(xiàn)代的。就像他自己所說，他研讀古人詩集，只是從其中“體察屬詞比事之慘淡經(jīng)營，資吾操觚自運之助”。雖然“漸悟宗派判分，體裁別異”，“而詩眼文心，往往莫逆闇契”，但這種研討終究帶有很大的興趣成分，既不關(guān)注前人創(chuàng)作或理論的歷史語境，也不追求學術(shù)的整體性。他談?wù)摰膯栴}和引用的資料都呈碎片化的狀態(tài)，不太顧及許多資料的言說語境和意義指向，有時因連類而及，話題不斷轉(zhuǎn)換，最后歸結(jié)處與起首討論的問題甚至已相隔很遠?！豆茏印醒浴酚性疲骸叭酥允б?，以其所長者也?！卞X鐘書很喜歡這句話，更引而申之說：“詩文之累學者，不由于其劣處，而由于其佳處?！保ǖ?27頁）這也可以用來評價他本人的著述：其所長在淵博，但為此也付出了枝蔓的代價——凡文字涉及的所有材料和問題都要附錄進來，一個比喻的因襲要羅列出來，一個典故要詳舉其用例，一個修辭要商榷評核，一個命題或表達方式要列舉古今中外的許多相似之例；又多為摘其片言只語，不顧及原文的語境及其針對性。這樣，一個個隨處插入的細節(jié)，就難免損害行文的條理和深度，使他的論說多流連于細節(jié)的辨析，而缺乏整體性的思考和大判斷，有時遇到真正重要的問題反而不能理解古人所說。以至于今天我們使用這些資料和引用他的論斷，都不能不持審慎的態(tài)度，返回原始出處去作一番查驗。不過，這絕不是什么足以否定錢鐘書詩學根本價值的缺陷。任何一個學者的學問和見識都是有限的，文學批評更有著極大的主觀性。以上所舉的缺陷不足為錢先生病，只不過鑒于他的學問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神化，他的著述也被談藝家奉為圭臬，這就使我們有必要注意其論斷中一些帶有傾向性的問題，以免輕信其說而以訛傳訛。無論如何，錢鐘書是中國古典詩學的巨人，作為后輩學者的我們應(yīng)該站立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是匍匐在他的腳下。

On Qian Zhongshu's Poetics in the Qing Dynasty

Jiang Y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Qian Zhongshu's exposition on Qing poetics wa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Qing poetics research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evaluation of Qing poetics in Tanyilu has largely influenced later Qing poetry study. With his outstanding knowledge and special academic origins, Qian Zhongshu not only revealed several important links in the history of Qing poetry, set standards for the evaluation of some famous poets, but also clarified some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s of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In particular, the discussions related to the Song poetry school, Tongcheng poetics, and poet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some important writers such as Wang Shizhen, Qian Zai, Yuan Mei, Jiang Yan, Huang Zunxian, etc., directly led the trend of Qing Dynasty poetry and poetics research. Looking back to Qing Dynasty poetry and poetics research in the 20th century, it is necessary to summarize Qian Zhongshu'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reflect on and correct some of the biases in his dissertation, so as to give Qian Zhongshu's Modern poetics studies a proper position.

Keywords: Qian Zhongshu; poetics of the Qing Dynasty; criticism

［責任編輯  羅劍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