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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轟烈烈的北方

山西“黃河詩派”歷史回顧

“黃河詩派”，持續(xù)時間較短，從1985年前后出現，到1986年冬天，也即三位代表詩人潞潞、張銳鋒、陳建祖參加1986年詩刊社在山西舉辦的“青春詩會”后，大體不到三年時間，基本上已告結束。而深思“詩派”解體的主要原因，根本還在于，當年廣泛效仿之文學尋根，并不能滿足我們這些青年詩人多社會思想認知、多藝術表達方式的自我追求與思考，如：創(chuàng)作更應當是他們個人的事業(yè)，隨后如潞潞等人的詩風大變，在這點上體現得最突出。然則，“黃河詩派”，不僅就“新時期”山西文學而言，放置于更久長的山西現代詩歌史歷史長廊加以考察，也是我們這塊黃土地上一次自覺的、有著鮮明本土特色、波及至國中并與當年風起云涌的全國性詩歌運動互相滲透的重要詩歌存在，影響之深遠，一直綿延至今天。顯然，也最值得我們進行歷史性回憶鉤沉，從中探尋當代山西詩歌發(fā)展的方向。

柴然「太山紅葉篇」

“詩派”起事，以郭志勇發(fā)表在1985年8月15日《太原日報》“雙塔副刊”上的《略論“黃河詩派”及其美學追求》、張銳鋒發(fā)表在《山西文學》上的《山西詩之現狀與“黃河詩派”的雛形》兩文為標記，前期代表詩人有潞潞，張銳鋒，陳建祖，郭志勇；隨后壯大，秦嶺、周所同等加盟；重點作品：潞潞，自是享譽全國的《肩的雕塑》《青銅之子》《城市與勇敢野牛之血》；詩派成立，又專門寫了兩首長詩《黃土地》和《跛腳上校的女兒》；張銳鋒，以《鄉(xiāng)村的孩子》命名的系列組詩和長詩《大地情歌》影響最大；陳建祖，代表作品有闡發(fā)歷史幽思的長詩《云岡石窟》和表現歷史與現實交融碰撞的《農民，啤酒的歡樂》；郭志勇，代表作品有《秋天的情歌》和《道路的季節(jié)》兩首長詩，頗具聶魯達風格，情感飽滿，熱情放達，還充滿哲學沉思；秦嶺，抒情詩《我不是詩人》和《詩刊》年度獲獎作品《燃燒的愛》，詩人因在大同礦務局工作，山西的煤自也成了他的抒情客體，詩寫得十分真摯，赤子之心，躍然紙上；周所同，則為《黃河系列組詩》，約40余首，狀寫晉西北黃土魂，晉西北兒女黃土情，有著濃郁的晉西北民歌抒情調子。這些出自“黃河詩派”代表詩人的作品，同樣也為當年山西詩壇的重要收獲。

他們幾位，當初除選擇省內外文學雜志發(fā)表作品外，為及時與大家見面，又會經常出現在《太原日報》“雙塔副刊”上。像潞潞惠特曼式的《中國正在筑路》、格調清新的《中國，早晨好》，以及稍后寫的精粹短詩《古道》《川西小景》《三棵大槐樹》《山崖的下面》等，如我等都是這樣看到的。

柴然「太山紅葉篇」

“黃河詩派”成事的客觀條件，一為潞潞、張銳鋒、陳建祖、郭志勇、周所同、秦嶺等創(chuàng)作上已具備了一定的突破實力，如潞潞、周所同、張銳鋒、秦嶺，當時已在全國成名；二為幾位詩人分別掌管有一定的話語權，如作家張石山任《山西文學》主編，擔任詩歌組長的潞潞每年爭取一個詩專號，如海子的《抱著白虎走向海洋》、張銳鋒的組詩《鄉(xiāng)村的孩子》、陳建祖的長詩《云岡石窟》、于建軍（非默）的長詩《人》、郭志勇的長詩《秋天的情歌》等，都發(fā)自潞潞編輯的詩專號上；作家成一主編《黃河》，郭志勇借調，后張銳鋒調入，前后雙雙負責詩歌欄目，如江河的《太陽和它的反光》、潞潞的兩首長詩《黃土地》和《跛腳上校的女兒》、于建軍的組詩《遙遠的風景》、雪野的組詩《生命的舞蹈》、金汝平的處女作《春天》等，在此面世，形成影響；陳建祖，任《太原日報》“雙塔”副刊編輯，“雙塔”為全國報界頗具影響力的文學園地，文學評論和詩歌更加引人注目；還有，秦嶺后調入大同市文聯任《云岡》詩歌編輯，周所同在忻州任《五臺山》詩歌編輯，他們二人先后都辦過頗具影響力的詩專號；三為潞潞在山西大學期間與李杜一同辦《北國》暨“北國詩社”，已積累了一定的組織與編輯經驗，特別是外省約稿，眼光準，規(guī)格高；四為有陳建祖這樣的活動家、演說家、鼓動家，他的熱誠，就是一種凝聚力；五為張銳鋒、陳建祖、郭志勇詩創(chuàng)作外全不懼寫評論，皆為筆桿子，能扛鼎理論旗幟；六為良性循環(huán)的外部環(huán)境：舉國再度西風東漸；北島、江河、舒婷等新一代詩人成為更多文學青年的榜樣和關注焦點，滅“朦朧詩”變成螳螂擋車；“傷痕文學”、“改革文學”正被多種寫作浪潮所取代；“晉軍崛起”引起關注；“尋根文學”醞釀成熟，形成氣候。

就這一時期，我省文學評論家李國濤先生，還在《詩刊》上特別著文《論后起的山西詩界》，介紹評價了這一代新人，并把重點放在了潞潞和另一位并不曾加入“黃河詩派”的詩人周同馨身上。周同馨的寫作更多定位于小城和小城青年，輕盈，優(yōu)美，充滿浪漫的時代氣息，和“黃河詩派”倡導的更具歷史文化厚度的寫作形成一定反差，是行走在“詩派”之外頗具個性化特色的創(chuàng)作例子。

另外，他們的老師，“新時期”山西詩歌的傳薪者文武斌之死，似也構成了一個山西新興詩歌力量聚攏的歷史契機。

柴然「太山紅葉篇」

有人說，文武斌生性孤僻，與一些同行難合群，為詩壇怪人。這話無非講了個表面。文武斌生前有話，詩歌是愚人的事業(yè)。讓他不能容忍的，實為殘留在他周遭、貌似固若金湯的“文革”口號式分行寫作，他這一代人受傷害太深，他本人就寫過一本《大寨戰(zhàn)歌》——當年山西寫有大寨長詩的，不下十位，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還有幾位仍在修膳報廢了的手稿，夢想著有朝一日大寨紅旗再度飄紅中國農業(yè)戰(zhàn)線，亦為他們揚名立萬。文武斌熱愛詩歌事業(yè)，并且十分關愛青年詩人。他最不希望昨天甚至今天仍在戕害著他那一代人的東西嚴重影響到青年詩人的成長上，所以他在心底下爭斗的，決不是哪一同事，而是一種舊有的、頑固的、肯定不情愿退出歷史舞臺的和詩人心靈世界完全無涉、在詩壇仍處于喧賓奪主地位的虛假詩歌勢力。他自己的《突圍之歌》是怎么寫出來的？他發(fā)表于建軍的《我歌唱希望和夢想》中有這樣的句子:“冬有冬的繁榮，春有春的荒涼”，會受到政治高帽的侵擾；他發(fā)表雪野一首短詩《橡皮》，大意橡皮搞設計是個好東西，詩里還舉出高爾基小時候畫樓房，神甫問他樓房為什么是歪的，高爾基回答讓風吹的，這么一首令人玩味的小作，也曾被指“朦朧詩”，為君子所不齒。

文武斌是上世紀60年代初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高才生，他早年愛上詩歌，很有可能是因為讀普希金、讀萊蒙托夫、讀馬雅柯夫斯基、以及讀寫《大堰河，我的保姆》時期的艾青，而非鼓動全民砸鍋賣鐵的錯行韻文或者其他；文武斌是《汾水》（《山西文學》前身）的詩歌編輯，《汾水》是整個山西文學界最重要的文學陣地，因此他也認為自己有責任——甚至肩負有某種神圣莊嚴的歷史使命——把感同身受與有限的現代詩歌認知傳達給下一代如潞潞、秦嶺、周所同、張銳鋒、陳建祖、于建軍這樣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詩人；這種傳承在山西還包含有某種與現實痛苦割裂的東西，而這也就意味著，他更多是從早年寫《戰(zhàn)斗與歌唱》的岡夫和寫《城》和《憂郁》時期的馬作楫手中接過來的火炬。

1983年盛夏，文武斌身染胃癌赴京醫(yī)治，因出不起陪侍傭金，他的好友和弟子們輪流赴京，豐昌隆，潞潞，周所同，秦嶺，于建軍，郭志勇……他們?yōu)椴≈械脑娙硕耸旱鼓颍惋埼顾?，伴其左右；然而久治不愈，遂返并于該?span style="font-size: 16px; font-family: Calibri;">8月22日仙逝；這后來，我們所見到的，就是大家為悼念詩人所寫的詩篇，以及一年多之后“黃河詩派”的命名——這位傳薪者之死，也成了山西這個主要詩歌流派的《出埃及記》。

“黃河詩派”的命名與崛起，體現的是當年山西新一代已經成長起來的詩人沖破種種意識形態(tài)樊籬桎梏的一種堅定的自抉。今天看，必須說還帶有一種強烈的社會政治文化屬性，青年詩人們藝術上的搏擊，亦能劃歸入“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歷史的大架構，如此，也更能探明現代詩歌在山西不斷向前發(fā)展的動力及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