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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 韓愈在貞元七年（公元七九一年）寫《爭臣論》譏刺當時的右諫議大夫陽城，其云：
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
作此文時，韓愈只有二十四歲，年輕氣盛，閱歷還不夠。陽城，何許人也？其為定州北平人，字亢宗?！缎绿茣ぷ啃小酚嘘柍莻?，稱其世為官族，天資好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去中條山隱居。李泌為宰相時，把他推薦給唐德宗，于是召拜為右諫議大夫。唐高宗時，在中書省設右散騎常侍，中唐時改稱右諫議大夫，為諫院之長，掌規(guī)諫諷諭。召拜的時間應在德宗貞元二年（公元七八六年）。其本傳稱：
初，城未起，縉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浸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
當時陽城并沒有把韓愈的譏刺之言當一回事，其本傳稱：
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辭，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得關言。……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
陽城為什么如此堵人之口，韓愈那篇文章的批評也夠尖刻了，但陽城仍然我行我素。這是因為說話要看對象，要講效果，如比干那樣當諫官而死職，并不能有益于世。故諫諍也得看對象和講究時機。唐德宗是什么樣的君主呢？《新唐書》的贊語稱：
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于正論，而忘受欺于奸諛。
對于如唐德宗這樣的君主，苛細之事的諫諍很難打動他的意志，諫官的諫議往往是碰壁受斥，不要說諫官，即使是太子李誦，在有一些問題上，也很難有什么發(fā)言權。他在東宮侍讀太子時，《舊唐書·王叔文傳》云：
太子嘗與侍讀論政道，因言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當極言之?！敝T生稱贊其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向論宮市，君獨無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視膳問安之外，不合輒預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情，則安能自解？”太子謝之曰：“茍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從王叔文對太子所言，可見即使如太子那樣的地位，也對剛愎自用的唐德宗無可奈何。韓愈自己在監(jiān)察御史任上，就宮市問題是上過諫書的，他同樣碰了個釘子?！杜f唐書·韓愈傳》稱：
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shù)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為連州山陽令，量移江陵府掾曹。
韓愈在監(jiān)察御史任上，所論之事，不完全是因?qū)m市的問題，還涉及到災荒和救災的問題。韓愈的《爭臣論》是從諫官的職責上論事，不是從諫諍的實際效果上思考，韓愈不如在位的陽城能夠考慮更深層次的問題，而這一點也是陽城不能明言的，所以他只能醉酒以堵人之口。那個時代為臣者，還不能明言為君者品格上的問題，故作為右諫議大夫的陽城，只能沉著應對，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極諫。至于苛細之事，言而無功，徒增諫諍對象即君主的反感，所以他在平時只能保持沉默，在關鍵的時刻，才能拼死一爭。比較而言，韓愈在《爭臣論》中對陽城的指責有一點短視了，他只是從諫官職責的概念出發(fā)，只圖一時之痛快，缺少從當時實際情況出發(fā)，未能權衡當時諫諍之得與失。陽城不是貪戀祿位之人，以后的事實也說明韓愈的批評有失公正。那時韓愈年輕氣盛，如此論人論事也難怪，要自己嘗到苦果以后，才能體味其中甘苦。陽城到了關鍵時刻，以其性格還是能挺身而出拼死相爭?！缎绿茣ぷ啃小り柍莻鳌贩Q其事云：
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蹦思s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钡鄄幌嘌育g，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yè)。
陽城為有諫議大夫八年，無所言，亦不受韓愈《諍臣論》批評的影響，最終能在論裴延齡的問題上拼死相爭。他冒德宗大怒之險，能如此執(zhí)著，可見他不是一般的人物。當年李泌推薦他，也是慧眼相識，由此亦可見韓愈之論人比較淺近了。
關于陸贄與裴延齡之間的爭執(zhí)，理在陸贄一邊。陸贄是今浙江嘉興人，年十八登進士，代宗時為監(jiān)察御史，有賢名。德宗在東宮時，召為翰林學士。德宗建中四年（公元七八三年）朱泚作亂，德宗倉皇逃到奉天?！杜f唐書·陸贄傳》稱：
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征發(fā)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nèi)，詔書數(shù)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jīng)思慮，既成之后，莫不曲盡事情，中于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
他還曾經(jīng)勸德宗要“痛自引過，以感人心”，要“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詔書無忌”，在最困難的情況下，德宗都接受了?！肮史钐焖聲t，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故在奉天，陸贄為扭轉(zhuǎn)危局，是有功于德宗的。陸贄是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年）拜相的，那年四月，他接替竇參為中書侍郎、門下同平章事。
裴延齡是與陸贄同年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是分管財政的官員。德宗貪財，裴延齡為此討好德宗，變著法子為德宗斂財，滿足德宗宮廷消費的需求。比如德宗造神龍寺，需要木材，《舊唐書·裴延齡傳》稱：
延齡奏曰：“臣近于同州檢得一谷木，可數(shù)千條，皆長八十尺?！鄙显唬骸叭搜蚤_元、天寶中側(cè)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須于嵐、勝州采市，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圣君即出見。今此木生關輔，蓋為圣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
這完全是拍馬屁騙人的鬼話，德宗竟信其有。裴延齡還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余，供御所須，永無匱乏?！笔聦嵣吓嵫育g應允德宗所需之供辦，皆自搜刮百姓而來，陸贄在奏疏中描述了他的惡劣行為：
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工。以敕索為名，而不酬其值；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于幽囚。聚詛連郡，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訐而言之，翻謂黨邪丑直。（《舊唐書·裴延齡傳》）
面對這種對百姓的強取豪奪，陸贄身居相位，當然要據(jù)理力爭，他在奏疏中斥責裴延齡為聚斂之臣，他強調(diào)：
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薄坝械卤赜腥?，有人必有士，有士必有財?！薄鞍傩兆?，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睙o令侵削兆人，為天子取怨于下也。（《舊唐書·裴延齡傳》）
陸贄這樣直接批評裴延齡，實際上不僅是批評裴延齡，而且直指德宗的貪財好斂，德宗當然不高興。另一方面，裴延齡亦在德宗面前“日加譖毀”，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德宗罷陸贄執(zhí)政事，左遷為太子賓客。當時鹽鐵轉(zhuǎn)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nóng)卿李銛，以事相關，皆證裴延齡所言之事虛妄，故他們也一并罷職左遷。
次年，裴延齡上疏稱：“陸贄、李充等失權，心懷怨望，今專大言于眾曰：‘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支多欠闕諸軍糧草?！约づ呵??！庇谑窍略t斥逐陸贄、李充、張滂、李銛?shù)?，而且有意以裴延齡為相。當陸贄被貶斥時，中外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右諫議大夫的陽城挺身而出?！顿Y治通鑒》唐紀五十一，載其事云：
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zhí)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于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
這樣一鬧，裴延齡亦不得為相，次年即病死。秋七月，陽城亦因坐言裴延齡故，改為國子司業(yè)，這件訟事也就告一段落。這時候，我們卻沒有看到韓愈。韓愈是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年）在陸贄門下中的進士，貞元十一年（公元七九五年）陸贄免相，韓愈對此沒有留下任何評述此事的文字。我想韓愈要開口也難，當時德宗盛怒之下，誰也不敢冒犯龍顏，也難于說什么話了。陸贄免相后，德宗親躬庶政，不復委宰相，廟堂備員，行文書而已。要到貞元末，德宗去世，順宗即位，才下詔征陸贄、陽城還。
當我們弄清事情的全過程時，再回過頭來看韓愈在貞元七年寫的《爭臣論》，那樣責難陽城，從右諫議大夫的職掌講，如此批評亦未可厚非。但其中缺少的是言官亦要審時度勢，才能有所為而為。既可以順勢而為，也可以逆勢而動，發(fā)揚反潮流的精神。做事情總得講實際效果和社會影響，一味炫耀自己敢于直言極諫，不見得好。反之陽城對于韓愈的批評不置一詞，充分顯示出其為人大度寬容。韓愈《爭臣論》的全文，固然是一篇洋洋灑灑的好文章，對照相關事態(tài)的過程看，則此文顯得才學有余，識斷不足，寫文章的難處正在識斷能否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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