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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有燈火，腹中有學(xué)問。梁啟超從政之余著書立說，《飲冰室合集》1400余萬言，尚不包括15萬字的《梁啟超家書》。弟子吳其昌記述之，精力最佳時，“為文恒三數(shù)日不寐，作竟乃息。每作輒數(shù)萬言，十?dāng)?shù)萬言，常手稿笑付門弟子輩曰：‘汝輩玩了兩日，吾乃成書一本，吾睡覺去矣。’”年均寫作量達(dá)39萬字之多，這在手書年代，乃不可思議之事。不光著述宏富，彩筆行文，質(zhì)量且高，有條理，文言文得恰當(dāng)，有層次，白話白得干凈。推出的所謂新民體，“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大風(fēng)泱泱，大潮滂滂，筆鋒感情充沛，吳其昌形容之：“至于雷鳴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風(fēng)云，震駭心魂；時或哀感曼嗚，長歌代哭，湘蘭漢月，血沸神銷，以飽帶情感之筆，寫流利暢達(dá)之文，洋洋萬言，雅俗共賞，讀時則攝魂忘疲，讀竟或怒發(fā)沖冠，或熱淚濕紙，此非阿諛，惟有梁啟超之文如此耳！”一時間舉國趨之，如飲狂泉，張元濟(jì)《致汪康年書》為此道：“鄉(xiāng)人有年逾七旬素稱守舊者，讀其文且慕之，且贊之。其攝力何若是大耶!”中西交會之際，登高遠(yuǎn)望，極目蒼茫，其思索之深刻，見識之卓越，早已超越同時代學(xué)人。他認(rèn)為以暴力革命推翻清廷，于民主共和，種瓜得豆，《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即云，凡以強(qiáng)力取得政權(quán)者，必以強(qiáng)力維護(hù)之，結(jié)果會加倍地專制，“歷史上久困君主專制之國，一旦以武力顛覆中央政府，于彼時也，惟仍以專制行之，且視前此之專制更加倍蓰焉，則國本其庶可定。所謂刑亂國用重典是也”。《中國史序論》則抨擊舊史“不過敘述一二有權(quán)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shí)不過是帝王家譜”。《新民說》指出，國家由國民組成，國家與國民間，如身體與四肢五臟、七筋八脈關(guān)系，“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由此推斷，國家乃國民共有財產(chǎn)，非某一王朝之私有，《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云：“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救國必先拯民，天生民，各具賦異，此即悲天憫人情懷。民興與仁，士奮于學(xué)，其友徐佛蘇嘗言：“先生平昔眼中無書，手中無筆之日亦絕少。” 無論冬夏，五點(diǎn)起床，每日工作十小時，不讀萬國之書，不知萬國之事，除看完必讀報刊、中日文書籍，還要摘錄若干材料。讀書龐雜，而能博聞強(qiáng)記，是位百科全書式人物。與之有一比的魯迅，一生寫作1000萬字，其中著作600萬字，輯校、譯著、書信約400萬字，自言“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用在工作上了”。書桌前俯伏一生的張恨水著述則超過3000萬字，女兒張政回憶：“父親大約每日九點(diǎn)鐘開始寫作，直到下午六七點(diǎn)鐘，才放下筆吃晚飯。飯后稍事休息，然后寫到夜里十二點(diǎn)鐘，日復(fù)一日，從不間斷……爸爸伏案而作，夜深人靜，只有窗前一叢茅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對。”雖曰通俗小說，平易暢達(dá)，殊不知那是另一領(lǐng)域的高峰。一日不寫，一日無進(jìn)項；一月不寫，家中鬧糧荒。通過寫作養(yǎng)家活口，自是寫作者的營生。三點(diǎn)睡，五更醒，寫作之路，這般艱難，而通過從政、教學(xué)也可達(dá)到同樣目的，且能超值體面，卻不必如此熬油費(fèi)燈，手肘成胝。其可取之處，試圖通過寫作方式，傳播思想，以期啟蒙民眾，雖曰世界未能如其所是。久而久之，便會生出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寫作已然生命的一部分，屏棄萬緣，惟以寫作自課，寫作者的宿命，不過爾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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