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園林別業(yè)與唐代文人吏隱生活的盛行。宋之問在三處園林別業(yè)中的生活情形不盡相同，但它們可以用他《藍田山莊》詩“宦游非吏隱”中“吏隱”一詞來概括。這是唐代文人使用頻率甚高的一個流行詞語，如李嶠云：“若人兼吏隱，率性夷榮辱?！倍鸥υ疲骸颁交ㄏ锘埿?，肯信吾兼吏隱名?！碑敃r甚至還有以“吏隱”命名園亭者，如劉禹錫《吏隱亭》、李郢《酬劉谷立春日吏隱亭見寄》詩所載。吏隱即亦宦亦隱，是指身在仕途而兼顧高蹈棲隱生活的一種人生形態(tài)，顯然它是相對于傳統(tǒng)意義上那種遺棄仕途、遠離都市、走進山林田園而實現(xiàn)的隱逸生活而言。后來白居易又在《中隱》詩中提出“中隱”說：“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薄爸须[”的內涵和“吏隱”基本相當，只不過“吏隱”側重指仕與隱兩者的兼顧，“中隱”側重指市朝與山林的兼顧而已?？梢?，“吏隱”或“中隱”實乃唐代文人，特別是長安、洛陽兩京文人頗為獨特、又極為盛行的一種生活風尚。

　　那么，唐人何以能把仕途都市和山林田園這對壁壘森然、互不相容的矛盾體整合起來，化為統(tǒng)一體？我們從宋之問身上不難看出，其關鍵乃在園林別業(yè)。祖詠《清明宴司勛劉郎中別業(yè)》詩云：“田家復近臣，行樂不違親。霽日園林好，清明煙火新。以文長會友，唯德自成鄰……何必桃源里，深居作隱淪。”白居易《奉和李大夫題新詩二首各六韻·因嚴亭》詩也云：“箕潁人窮獨，蓬壺路阻難。何如兼吏隱，復得事躋攀？”他們更為明白地道出了其中的奧妙。正是通過園林別業(yè)，唐代都市文人們或模仿自然，移山水入都市，在都市中創(chuàng)造出一個個微型的自然世界；或直接把別業(yè)建在山林田園之地，依憑雙家或多家的居住形態(tài)搭建起都市與山林互通的橋梁。顯然，園林別業(yè)是文人們彌合都市與山林、仕途與棲隱之間鴻溝的橋梁，是其吏隱生活的載體。

　　文人園林別業(yè)早在唐前即已產(chǎn)生，但它為文人所普遍擁有則是在唐代。李浩師《唐代園林別業(yè)考錄》中所考得的唐人私家園林別業(yè)達700多處，其中長安所在的京兆府201處，洛陽所在的河南府114處。兩京之地幾乎所有文人都有自己的園林別業(yè)，于此不難看出唐人吏隱生活盛行與文人園林別業(yè)普遍化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

　　可以說，宋之問在洛陽一帶的三處別業(yè)其實代表了唐代兩京文人園林別業(yè)的三種類型。它們因距離都市或山林地區(qū)的遠近不同而形成了三個層次，可以分別承載長期山林隱居、短暫山林棲居、日常游賞雅集等不同層面的仕外生活。三者互為補充，使都市文人的吏隱生活達到了多樣性、最大化的境地。也可以說，這是都市文人們?yōu)闈M足其吏隱生活而精心營構的一個多層次空間系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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