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變化值得一講的是春秋時期、兩漢、魏晉南北朝、唐朝，分為詩的產生、詩的發(fā)展、詩的頂峰三個階段。

詩的產生（先秦）

一般把《詩經》尊為中國古詩的源頭。其實《詩經》的詩已經是一種相對成熟的形式，詩的起源要遠遠早于《詩經》。

詩的產生，就是勞動之余的哼唱。有一種說法，勞動號子也可能是詩歌的起源。

最早能被定義為詩歌的，是《吳越春秋》中的《彈歌》。這首二言詩，是文言文節(jié)奏和押韻能做到的最小結構，具備了詩的性質：

斷竹，續(xù)竹；飛土，逐宍。

《詩經》以四言為主，整飭、押韻、重章疊唱、包羅萬象，基本上囊括了后世所有流派詩歌的先行，所以我們可以稱之為春秋詩歌的大成，而不僅僅是起源。

詩的發(fā)展（兩漢）

中原地區(qū)有《詩經》，南方則出現了長短句的《楚辭》

《楚辭》出現了雜言，和《詩經》風格有明顯差異。楚地梟雄稱王——項羽、劉邦都是楚人，這種風格的詩歌開始流行。

兩漢迎來了民族大匯融，胡人改變了中原音樂端莊穩(wěn)重的節(jié)奏，隨著節(jié)奏變快，章節(jié)變長，四言詩無法滿足演唱，就出現五言詩、七言詩，甚至六言、八言、九言。

詩的飛躍（魏晉南北朝）

詩到了曹魏時期，產生質的飛躍。

魏晉南北朝對詩詞最大的貢獻有兩方面——文采和音律，這兩方面都是從曹植發(fā)端。

詩歌文采修飾發(fā)展到極端，成為講究形式主義的“齊梁體”，即“宮體詩”，只要好聽好看，“興寄全無”，沒有志向、抱負，沉迷于風花雪月、閨閣情思。

曹植發(fā)明了“梵唄”，開始尋求獨立音樂之外的文字本身發(fā)音規(guī)律。南北朝音韻學得到長足發(fā)展，沈約、周颙等人提出“四聲八病”，并成功運用到詩歌的創(chuàng)作之中。

音律的發(fā)展是唐朝平仄格律的基礎，也是詩歌走向吟誦文本，脫離音樂獨立存在的關鍵。

經過這五百年的飛速發(fā)展，詩在形式上已經初具規(guī)模，在流派上也是百花齊放，已經為盛唐飛歌做好了一切準備。

詩的頂峰（唐）

針對南北朝的“齊梁體”，隋唐文人開始了文風的大糾偏。陳子昂提出“漢魏風骨”的概念，無數初唐、盛唐詩人在格式上沿襲宮體詩，在內容上不斷開拓進取，在意象上生機勃勃，終于讓唐詩成為既優(yōu)美動聽，又感情深厚的動人之作。

對詩體規(guī)范起到作用是元兢（換頭，相粘）、上官儀（對仗）、沈佺期、杜審言、宋之問等人。

這些宮廷詩人精研格式，卻遇上武周王朝興盛覆滅，唐玄宗上位這些風云變動。宮廷詩人被放逐，流落江湖，作品思想性就上升了。大批既有情感、又有形式的詩歌作品就問世了，帶動了整個朝代的詩風。

李白對于詩歌史的貢獻主要是和王昌齡一起改進、規(guī)范了七絕。杜甫在詩歌理論上，決定了唐詩重內容、重感情、崇漢魏的未來走向。

中唐的詩人在李杜壓力之下，開始在盛唐詩路上分類深挖。如韓愈的“散文入詩”，李益專攻“邊塞詩”，劉禹錫走懷古路線，并開發(fā)“竹枝詞”，白居易走老百姓路線，李賀干脆就寫鬼神之詞去了。

盛唐詩是高峰，中唐詩是高峰上的平原，四處開花，大詩人如流星趕月，層出不窮。

這是中國詩歌史上最好的時代。

詩的余韻（元明清）

安史之亂后，整個王朝開始傾頹，文化意象就開始走南北朝末年的老路，詩風又往隱逸派和作樂派分流。

晚唐李商隱在藝術成就上來說是最高的，他集合了前朝所有大詩人的特色。雖然有時候用典精深、晦澀難懂，但是他的詩歌成就放在整個唐朝也不遜色。

唯一和大李杜沒辦法比的是缺了氣象，但這不是他的原因，是時代的原因。

不過這都是詩風變化，而對詩歌本身來說，到了晚唐，格律詩的規(guī)則已經發(fā)展完成。

曲子詞開始在杜牧、白居易、劉禹錫手中登堂入室，成為詩規(guī)范之外，文人們更加靈動的思維奔流方向。

詞牌興起，詩史也不是到這里就完結，除了盛中唐詩歌的頂峰之外，后來還有宋詩理學詩的第二高峰，清詩的復興第三高峰。

如宋朝的西昆體、太學體、香山體、江湖體、四靈詩派、江西詩派、包括后來清朝的公安派、性靈派，這些都只是時代內容進步和文人思想覺醒的不同層次，詩本身的形式沒有變化。

詩的簡史，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