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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華因為在某考試培訓論壇上指導中高考作文，而飽受批評。  余華在論壇現(xiàn)場的演講，他始終側(cè)對觀眾念稿。圖片來源：搜狐 曾經(jīng)的「先鋒」作家，突然輔導起中高考作文，巨大的違和感，令人錯愕。 有人說余華墮落了，說「文學已死」；也有人說，余華自己都沒能考上大學，怎么能跑來教別人考試？  微博上對余華事件的評論。圖片來源：新浪微博 也有人質(zhì)疑，余華的新書、長篇小說《文城》才剛剛開始售賣，而在此之前，余華已經(jīng)沉寂了八年，這次站臺是不是一種故意炒作呢？ 
從余華的那段演講視頻中能看出，他的確沒有做充分的準備。他的演講全程念稿，而稿子寫得也很不通順，邏輯有些混亂，就連題目「如何在中高考中寫好作文」都有些不通順、不規(guī)范。 這些都給人帶來一種無法消退的違和感。 在人們的印象中，像余華這樣從八九十年代走過來的「先鋒作家」，應(yīng)該與體制格格不入，甚或反叛、不合作。 余華的寫作和人生，也一直給人這樣的感覺。 他高考失敗，沒有上大學，當了五年牙醫(yī)。1987年，27歲的余華在《北京文學》上發(fā)了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才算開始寫作的職業(yè)生涯。 這篇小說尤其突出了荒誕感和孤獨感，這不僅和十年前「大干快上」的集體主義相差十萬八千里，就算和八十年代的文學相比，也有鮮明的余華特點。 這才有了人們心里「先鋒作家」的印象。 
之后，余華陸陸續(xù)續(xù)寫出不同篇幅的小說、散文，獲得法國和意大利的文學大獎。 從《十八歲出門遠行》到《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呼喊》《兄弟》，再到《第七天》《文城》，他始終在突破，在獨行，努力保持自己的「先鋒」特性。 他的《活著》從出版以來，就不斷再版，還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 電影《活著》，不僅使張藝謀奠定了世界級導演地位，也讓葛優(yōu)拿到戛納最佳男演員。 20多年來，《活著》銷量超過2000萬冊，甚至成為被盜版最多的一本書，本來是先鋒作家的文學嘗試卻成為大眾讀物，這在中國幾乎是前所未有的現(xiàn)象。 
《活著》的影響之大，實際上也悄然進入到體制內(nèi)，在中學的閱讀書目中，它也逐漸占據(jù)一席之地。 從這時開始，余華難免和現(xiàn)有教育體制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他被聘為教授，也進了作協(xié)，但他的作品仍舊受歡迎。 所以，他在人們心目中仍然保持叛逆、小眾的形象，和應(yīng)試教育八竿子打不著。 這次他與應(yīng)試教育如此火爆的相遇，是建立在一系列期望之上的。 說「文學已死」的人，期望像余華這樣的作家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nèi)安靜地寫作，讓很少一部分人得到精神愉悅。他們期望文學保持高雅，余華來講考試作文，是一種墮落，是文學「養(yǎng)活不了自己」的表現(xiàn)。 不過，文學倒從來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東西。 莎士比亞的作品在當時的英國，其受眾幾乎都是「下里巴人」； 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一度是暢銷書； 公認最晦澀難懂的《尤利西斯》，不僅每個愛爾蘭人都讀，而且還專門設(shè)立了一個節(jié)日，讓全民在那一天閱讀...... 如果一個一流的作家只能在很小的范圍內(nèi)得到認可，偶爾出現(xiàn)在大眾面前，就會讓人感到不合時宜。如果期望如此，這不是文學的問題，而是時代的問題。 現(xiàn)實的荒誕在于，明明作文寫作也是寫作，但卻不該由余華這樣的作家來指導，為什么呢？ 只要參加過中高考的人就會明白，作文寫得好不好，和文學功底、寫作能力，或是創(chuàng)造力，沒有絕對的因果關(guān)系。 文學功底強、有思想的人，可能寫得很好，也可能不及格，甚至零分。而完全不愛好文學，也不讀書、不思考的人，通過考試的「專業(yè)」訓練，也可以把作文寫得很好，寫出滿分作文也不是不可能。 中高考作文，已經(jīng)完全成為八股文。寫考試文章，已經(jīng)是一個獨立的專業(yè)。 在這個領(lǐng)域里，余華是外行，隔行如隔山，他自己來考搞不好都很難及格。 比較一下下面的兩段文字就能明白這個道理：
第一段文字是余華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中的段落，第二段是2020年浙江高考滿分作文《生活在樹上》。 顯然，在修辭上，第二段文字顯得更「酷」，短短兩句話，不僅有「祓除」、「薄脊」、「符號客體」這種術(shù)語和冷僻詞匯，還有「欲上青云」、「因風借力」這種加強文采的四字短語。但看第一遍的時候，不僅很難知道他想要表達什么，而且充滿翻譯感。 相比之下，余華的兩句話只要有小學水平就能看懂，而且能很清楚地知道他想要表達什么。但是，放在考試上，相信很多老師都會覺得這樣的文字「很吃虧」。 考試作文要求在800字以內(nèi)能夠體現(xiàn)出學生掌握的詞匯、運用語言的能力，甚至背誦過多少詩句和名人名言。這種要求經(jīng)過幾十年的錘煉，已經(jīng)完全格式化了，所以才會有《生活在樹上》這樣的「怪胎」。 然而，寫作的本質(zhì)是表達。這一點早已被應(yīng)試教育所遺忘，術(shù)語、生僻字、引經(jīng)據(jù)典是為了表達得更精確，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而在應(yīng)試教育中，這些卻成了衡量標準。 在應(yīng)試教育成熟、專業(yè)的模式下，余華完全是個外行，他實際上沒有能力指導。 只是，問題并不在余華，而在應(yīng)試教育。 一個享譽全球的職業(yè)小說家無法指導學生寫高分作文，這是荒誕的。但在中國，這再正常不過了。 我們太習慣于有一個標準，然后所有人按一個標準模式化生產(chǎn)。這種流水線一旦建成，接下來就是不斷「異化」，最后與初衷背道而馳。 
中高考規(guī)定的科目，本身是為了一個人的全面發(fā)展，對知識的基本認識，培養(yǎng)一個人的基本素質(zhì)。 但是，當學習和就業(yè)、財富、地位甚至權(quán)力掛鉤之后，教育就變味了，培養(yǎng)的不再是全面發(fā)展的、合格的人，而是「做題家」。 在這種風氣的趨勢下，作為學生的個人，實際上參與到了一種舍本逐末的訓練中，答題技巧原比知識本身重要得多。 于是，違和感就產(chǎn)生了。 學生們可以在完全不運用邏輯的情況下，通過背誦公式和解法來解出三角函數(shù)、立體幾何、解析幾何的復雜數(shù)學題； 也可以在完全不讀書、不思考、不溝通和表達的情況下，通過答題技巧答對閱讀，寫出作文； 還可以在完全不用口語交流的情況下，回答出英國人都所知不多的英語語法題...... 這樣的學生，一個個都是「黑白房間的瑪麗」，他們從沒見過色彩，卻能夠答對關(guān)于色彩的所有題目。 當高考結(jié)束后，絕大部分人對世界的認知依舊停留于孩童階段，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真正學過知識，只是學會了一些特定問題的特定解決方式，這些解決方式在高考以后就不再「有用」，自然也就忘掉了。 
余華本應(yīng)指導中國人寫作，但在實際情況下卻完全沒有能力指導，這不是余華的悲哀，而是時代的悲哀。 1979年，美國小提琴家斯特恩（Issac Stern）來到中國，他驚訝地發(fā)現(xiàn)，中國人的音樂技巧可以完全達到世界一流水準，但卻對音樂本身一無所知。他遇到的中國的學生，都擁有熟練的演奏技巧，但完全忽視了音樂的本質(zhì)，即通過聲音來表達內(nèi)心的感受。 他意味深長地感嘆，如果中國人能夠?qū)W會音樂，而不是音樂技巧，未來將不可限量。  斯特恩受邀來到中國進行訪問，這段經(jīng)歷被拍成了紀錄片《從毛澤東到莫扎特》圖片來源：豆瓣 可是，40多年過去了，「斯特恩之問」對于中國仍然是尖銳的，教育的狀況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變本加厲。 余華這樣的作家，不但沒有能力指導學生的寫作，反而指導本身還要引起爭論，還值得辯論一番。 繼而，人們感嘆「文學已死」，可是，文學在這片土地上真的「活」過嗎？ 文學在中國始終是邊緣化的，一流作家的寫作水平很少得益于應(yīng)試教育。 余華沒有接受過完整的應(yīng)試教育，也許是他的幸運。 中國教育遠遠沒有走入良性循環(huán)，相反，這些年余華們越來越少，應(yīng)試教育責無旁貸。 如果在未來的某天，中學生寫作文時是以作家為榜樣，作家能夠再正常不過地指導寫作，而不至引起爭議，那么，文學的問題解決了，教育的問題也解決了。 只要余華還活著，應(yīng)試教育也還活著，這種違和感，也一定會活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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