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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的創(chuàng)作，深受《金瓶梅）》的影響，這當是勿庸置疑的。盡管曹雪芹自己在《紅樓夢》中并未提到《金瓶梅》這部書，更沒有像稱道《牡丹亭》和《西廂記》那樣贊賞過《金瓶梅》，但在脂硯齋的評語中，有三處明確講到這兩部書的關(guān)系。其中庚辰本第十三回，有一則眉批云：“寫個個皆到，全無安逸之筆，深得《金瓶》壸奧?！保ㄔ摗捌俊弊郑?/span>意思就是說，《紅樓夢》學《金瓶梅》學到了家。這是深知《紅樓夢》創(chuàng)作底蘊的話。我們從一些脂評的內(nèi)容和口氣可以看出，脂硯齋同曹雪芹關(guān)系極為密切，感情非常深摯。他不僅熟悉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思想性格，而且洞知《紅樓夢》中所敘寫的人物環(huán)境和語言，并親自參與了小說的創(chuàng)作和修改。由于有這樣一層關(guān)系，因此，脂硯齋的上述看法就格外值得重視。之后，一些論者，如諸聯(lián)、張新之、張其信等人，都或詳或略，對兩書關(guān)系作過種種評論。當代紅學家也有人肯定了《金瓶梅》對《紅樓夢》的深刻影響，有的見解頗為精辟，可惜大多語焉不詳。現(xiàn)不揣谫陋，擬就題材的選擇、情節(jié)的安排、場面的描繪、人物的塑造、語言的運用等方面，具體探討一下《紅樓夢》和《金瓶梅》的關(guān)系，以求教于廣大讀者和研究《紅樓夢》的專家們。
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在我國長篇小說的發(fā)展史上，《金瓶梅》是第一部以描寫家庭日常生活為題材來反映社會問題的長篇小說。《金瓶梅》評點家、清初人張竹坡說它是“一部炎涼書”（張評本卷首），魯迅稱之為“人情小說”（《中國小說史略》）。在《金瓶梅》問世前，我國的長篇小說由濫觴到成熟，到繁榮，滔滔汨汨，已經(jīng)歷了二百多個春秋。其主要題材，依照魯迅意見不外兩類：一為“講史”，一為“神魔”。它們或謳歌叱咤風云的農(nóng)民起義，或鋪寫錯綜紛繁的歷史事件，或敷演詭疑虛幻的神魔斗爭，五色斑駁，各具異彩，形成我國古典長篇小說的傳統(tǒng)題材。《金瓶梅》則別開生面，擺脫了這一傳統(tǒng)，開拓了一個新局面，特別是為一百年后《紅樓夢》這類以家庭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的產(chǎn)生，作了創(chuàng)造性的探索和準備。家庭是社會的生活組織形式的基本單位，是社會的細胞，一個有代表性的家庭生活，往往可以展現(xiàn)出一代社會的風貌。《金瓶梅》的作者是誰？創(chuàng)作意圖何在？有種種猜測。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史略》），因悲憤嗚咽，而借作“穢言以泄其憤”（張評本）。因此，全書雖假《水滸傳》之西門慶為線索，而所反映的卻完全是作者當時的社會生活。明沈德符以為《金瓶梅》是在“指斥時事”，主要是指斥嘉靖朝的奸相嚴嵩父子（《野獲編》卷二十五）。張竹坡說：“一部《金瓶梅》，總是冷熱二字，而厭說韶華，無奈窮愁?！?/span>清劉廷璣也說：“若深切人情世務(wù)，無如《金瓶梅》，真稱奇書。”（《在園雜志》卷二）戴不凡甚或斷言：《金瓶梅》“實明嘉靖朝前期時事之寫照”（《小論見聞錄》。這些論斷說明：《金瓶梅》是一部描寫現(xiàn)實社會的人情世態(tài)的著作。在神魔小說風行之時，《金瓶梅》作者能夠另辟蹊徑，獨創(chuàng)一格，以描摹世態(tài)，盡其情偽，這種敢于面對現(xiàn)實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他給予清初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吳敬梓和曹雪芹以極大的啟示。從《金瓶梅》的題材來看，作者所著意描繪的是惡霸豪紳西門慶一家的興衰榮枯，其中尤以大量篇幅寫了西門慶污穢不堪的家庭生活和這一家庭內(nèi)部妻妾之間的爭寵斗強、“賣俏營奸”。小說通過這些描寫，生動地揭示了封建的家庭制度、婚姻制度的種種罪惡。值得注意的是，小說雖然主要寫的是西門慶一家的興衰史，但作者的筆觸，并未孤零零地局限于一個家庭的范圍，而是通過這一家庭的社會交往，上通朝廷，中結(jié)官府，下凌百姓，勾畫了一個陰森冷酷的鬼蜮世界，從而把對家庭日常生活的描寫和對社會黑暗的揭露有機地聯(lián)系起來。在這個世界里，賣官鬻爵，賄賂公行，世情虛偽，人心險惡。小說通過這些描寫，又使我們看到，當時的社會充滿黑暗，預(yù)示了業(yè)已腐朽的封建社會必然崩潰的前景。魯迅說：“西門慶故稱世家，為搢紳，不惟交通權(quán)貴，即與士類亦與周旋，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鄙羁探沂玖恕督鹌棵贰沸≌f題材的典型意義。這種以家庭生活為題材的小說的出現(xiàn)，不是偶然的，它同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有密切關(guān)系。明中葉以來，由于資本主義萌芽的滋長，封建社會日趨衰落，進入它的后期，人們?nèi)找娓械绞缿B(tài)的炎涼、人情的冷暖，有些人便出來探討這種以家庭為中心所反映出的社會生活問題，于是，所謂“世情”小說便應(yīng)運而生，風靡一時。受《金瓶梅》影響，明清之際，還產(chǎn)生了一部描寫兩個不同類型的封建地主家庭婚姻事件的長篇“人情小說”《醒世姻緣傳》。在題材的選擇和主題的提煉上，《紅樓夢》同《金瓶梅》、《醒世姻緣傳》是一脈相承的。曹雪芹也選擇了一個封建貴族家庭——賈府的生活，作為描寫對象，“以泄胸中悒郁”（甲戌本第一回眉批）。作者精心描繪了賈府這個“詩禮警纓”之族逐漸走向衰敗以至“樹倒猢猻散”的過程，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它的形形色色的成員的活動。在這個封建大家庭里，統(tǒng)治者奢糜鋪張，巧取豪奪，無惡不作，過著極端腐朽糜爛的生活，比之西門慶家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樣，《紅樓夢》也以大量篇幅細致地描寫了糾結(jié)在這個封建家族內(nèi)部的重重矛盾。表面看來，這一家親骨肉似乎溫情脈脈，充滿“天倫之樂”；實際上，在那笙歌笑語之中暗藏著傾軋和猜忌。或“坐山觀虎斗”，或“借劍殺人”，或“站干岸兒，推倒油瓶不扶”，暴露了他們之間赤裸裸的利害關(guān)系。這比《金瓶梅》僅只描寫嫡庶之間的爭斗，更深了一層。還有，《紅樓夢》寫賈府，也沒有囿于家庭的范圍，而是為它安排了廣泛的社會關(guān)系，它通過一些場面和人物，上下牽引，左右鉤連，把皇宮、官府、貴族、市民、農(nóng)家等各種各樣的社會關(guān)系都直接引進了賈府。這樣，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就顯得非常隱微曲折、深沉廣闊。上述種種，似可證明《紅樓夢》與《金瓶梅》的題材、主題是相通的，如果說，《金瓶梅》是通過對一個典型的豪紳惡霸西門慶家庭的興衰的描寫，具體而細微地暴露了明代后期封建社會的冷酷和惡濁的話；那么，《紅樓夢》則通過對封建貴族大家庭賈府的衰敗過程的描寫，真實而深刻地剖視了整個封建社會“末世”的種種腐朽和黑暗，令人信服地看到封建統(tǒng)冶階級不可避免地走向沒落的歷史命運。《紅樓夢》的選材，雖然明顯地繼承了《金瓶梅》，但它所達到的現(xiàn)實主義的高度，《金瓶梅》則不能與之比擬。它所寫的那個“赫赫揚揚，已將百載”的封建貴族大家庭，比西門慶那樣一個家庭，更有代表性，更能充分體現(xiàn)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腐朽本質(zhì)，更能全面揭示封建倫理觀念的陳腐，更能集中反映封建末世的時代特征。所以說，《紅樓夢》所展示的生活畫面，遠比《金瓶梅》復(fù)雜豐富、廣闊深邃。同時，這兩部小說雖然都真實地暴露了封建大家庭的丑惡生活，但《金瓶梅》充塞著大量不堪入目的淫穢的描寫，缺少光明和理想，帶有濃重的自然主義傾向，顯得格調(diào)不高。而《紅樓夢》則不僅是暴露，而且還筆墨酣暢地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的形象，歌頌了他們的純潔和善良、反抗和斗爭。在他們身上，寄托著作者的理想和追求。尤其是作者飽含“辛酸之淚”，描寫了寶玉和黛玉這兩個封建貴族家庭叛道者的純真愛情，和他們的悲劇結(jié)局，并使之成為貫串全書始終的情節(jié)線索，這就使整部作品閃爍著熠熠光彩，讀來回腸蕩氣。這同《金瓶梅）》那種露骨的“皮膚濫淫”的“肉欲”描寫，境界迥乎不同。一句話，《紅樓夢》寫的是“家庭瑣事，閨閣閑情”，但作者能把它提高到理想的崇高境界里去描述、刻畫，因而，整部作品“既有真實的偉大，也有偉大的真實”，充滿了美學內(nèi)容，而不像《金瓶梅》那樣使人沉悶、室息。
萬歷本《金瓶梅詞話》
由于《金瓶梅》以家庭日常生活為題材，與此相聯(lián)系，它在藝術(shù)結(jié)構(gòu)上也獨具特色。我國較早出現(xiàn)的一些古典長篇小說，多繼承了“說話”藝術(shù)的表現(xiàn)手法，很重視故事性。它們往往以某人物或某一事件為中心，把一些大大小小的故事連綴起來，構(gòu)成一系列逶迤曲折、波瀾起伏的故事情節(jié)來表達一個主題，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這樣的結(jié)構(gòu)方式，給人的印象是，線索單純集中，故事變化多端，但又覺得全書的結(jié)構(gòu)似嫌松散，不很緊湊。《金瓶梅》的結(jié)構(gòu)雖然仍帶有明顯的講唱伎藝的痕跡，但比之《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來，它基本上出之“大名士手筆”。它的結(jié)構(gòu)的長處，不在于情節(jié)的曲折離奇，而在于嚴密細致。如前所說，《金瓶梅》主要寫的是“暴發(fā)”戶西門慶的家史，全書的情節(jié)就是圍繞西門慶如何由一個破落戶而發(fā)跡興旺，最后終因縱欲人亡、家業(yè)破敗這一基本內(nèi)容安排的。從結(jié)構(gòu)方法上說，《金瓶梅》有以下三個特點，對后世的一些小說影響較大。第一，它所寫的西門慶家庭里大大小小的生活事件，雖然千頭萬緒，但意脈連貫，情節(jié)之間，蹊徑相通，互為因果，形成有機聯(lián)系，因而，全書顯得緊湊嚴密，渾然一體；不像《水滸》故事那樣有相對的獨立性。全書始終以西門慶一家的興衰榮枯為主干，來組織材料，展開矛盾；許多別的故事，都作為主干的組成部分，互相烘托地存在著。而這些故事，同書中幾個主要人物的活動，相互制約，既從各個方面展示了西門慶家的復(fù)雜的社會關(guān)系和人物活動的具體環(huán)境，深化了主題：也呈現(xiàn)出一幅幅姿態(tài)紛繁的生活畫面，使整部作品的布局跌宕騰挪，此起彼伏。第三，作者常用某一小物件，來連結(jié)故事或轉(zhuǎn)換情節(jié)。如：因潘金蓮丟了一只紅花繡鞋，結(jié)果圍繞找鞋、拾鞋、送鞋、剁鞋等線索，層層擴展、貫串起陳經(jīng)濟因鞋戲金蓮、西門慶怒打鐵棍兒，以及秋菊挨罰、來昭兒被攆等一系列生活場面。古人云：“看文字須要看他過換及過接處?！保ā缎揶o鑒衡》《麗澤文說》）《金瓶梅》的這些描寫，行文雖不免粗疏，但其轉(zhuǎn)換和過接處亦頗覺自然，入情入理。《金瓶梅》的情節(jié)安排和結(jié)構(gòu)方法，都對《紅樓夢》有直接的積極的影響。《紅樓夢》寫賈府由興盛而衰落，而“一敗涂地”的過程，就有點像《金瓶梅》。不過，《金瓶梅》主要寫的是西門慶家庭的興衰史，小說把他的發(fā)家過程寫得細致入微，構(gòu)成全書的主要情節(jié)。《紅樓夢》則沒有具體寫賈府的發(fā)家過程，而主要寫了它衰敗的經(jīng)過。這種情節(jié)安排不僅符合般一般的生活邏輯，而且體現(xiàn)了封建“末世”階級的時代的特征。這是《紅樓夢》的藝術(shù)構(gòu)思超過《金瓶梅》之處，說明曹雪芹構(gòu)恩的嚴密與精湛。此外，把賈府大大小小的生活事件貴穿起來。使之成為一個形象整體的情節(jié)主線不是家庭的興衰榮枯，而是寶玉和黛玉、寶釵的愛情婚姻悲劇。從結(jié)構(gòu)手法來看，《紅樓夢》同《金瓶梅》一樣，書中人物眾多、事件紛雜，但作者能“分主分賓”，用寶黛愛情把那些事件串連起來，鉤通起來，來龍去脈，在在可尋。有些章節(jié)雖未直接寫寶黛的往來，但作為他們活動的具體環(huán)境，依然藕斷絲連，互相滲透。這就使得《紅樓夢》的結(jié)構(gòu)主次分明，安排妥貼，有很大的嚴密性。同時，《紅樓夢》在結(jié)構(gòu)布局上“該藏該露”，疏密映襯，濃淡相間，頗具匠心。這對《金瓶梅》既有繼承，也有發(fā)展。有繼承，是說它也像《金瓶梅》一樣，寫的雖然是瑣細的家庭日常生活，但行文并不滯板。全書安排了諸如出殯、省親、管撻、結(jié)社、理家、抄檢，以及祭宗祠等若干大波瀾，而在每一大波瀾中，或趁風生波，或激石起浪，又穿插了一些小波瀾，這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環(huán)環(huán)相扣，有張有馳，使整部作品具有鮮明的節(jié)奏感。說它有發(fā)展，主要是指《紅樓夢》的結(jié)構(gòu)比《金瓶梅》更宏大，更錯綜復(fù)雜，也更云譎波詭、變幻莫測。我們從脂硯齋那些“妙極，所謂一擊兩鳴法也”、“所謂一支筆變出恒河沙數(shù)支筆也”的批語，從戚蓼生那“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的感嘆，也可證明《紅樓夢》結(jié)構(gòu)的復(fù)雜和多樣。古人主張文章“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者不厭”（《修辭鑒衡》引《麗澤文說》）。我們讀《紅樓夢》，猶如游大觀園，那雄偉的氣勢、那別致的格局、那新穎的構(gòu)想，真令人嘆為觀止。至于說《紅樓夢》用小物件來轉(zhuǎn)換或過接情節(jié)，比《金瓶梅》構(gòu)思更精巧。接轉(zhuǎn)處，筆致跳脫，文勢暢達，渾然無跡。比如，由于傻大姐拾到一個繡春囊，而牽三掛四，招來抄檢大觀園一場災(zāi)難；借宴席上不見了一只細茶杯，而“云行月移，水流花放”，引起林黛玉和史湘云在凹晶館看月聯(lián)句，呈現(xiàn)一派寒塘冷月的凄清景況。
《紅樓夢》
注重日常生活場面和生活細節(jié)的描寫，是《金瓶梅》的又一成就。場面是構(gòu)成情節(jié)的基本單位，是編織故事的基礎(chǔ)。過去一些以寫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為主要題材的古典長篇小說，對日常生活場景的描繪一般比較簡略。《金瓶梅》寫的是家庭瑣事，因此，作者很注意日常生活場面的描繪，往往能抓住生活事件中的一個側(cè)面、一個片斷，隨意描寫出來，構(gòu)成一些興味盎然的生活畫面，揭示出一定空間、一定時間內(nèi)的人物關(guān)系；故事情節(jié)也就在不知不覺中推進、轉(zhuǎn)換、擴展、深化了。《紅樓夢》的場面描寫，同《金瓶梅》有許多類似之處。或仿效，或借鑒，或暗合，痕跡宛然。不過，兩相比較，從形式上說，《紅樓夢》的場面描寫更為千姿百態(tài)，章法多變，揮酒自如，每個場面都好像是按照實際生活描摹出來的，毫無人工斧鑿之痕。脂評就曾指出，《紅樓夢》有些場面的描寫，要比《金瓶梅》“生動活潑”（甲戌本第二十八回眉批）。從內(nèi)容上說，《紅樓夢》的描寫，更文意雋永，涵義深沉，耐人尋味。比如，《金瓶梅》第十九回，寫西門慶家蓋了花園卷棚，吳月娘約潘金蓮等游賞的場面，在概括的敘述中突出了幾個人物的活動，也還錯落有致，但描寫總嫌粗疏。而《紅樓夢》第三十八回對黛玉等構(gòu)思菊花詩情景的描寫，則“攢三聚五，疏疏密密”，比之《金瓶梅》，不僅筆觸細膩，而且人物神態(tài)歷歷如繪，栩栩如生。無怪前人贊之日：“描寫眾人態(tài)度，參差歷落，使閱者應(yīng)接不眼，若仇干洲之百美圖，轉(zhuǎn)嫌肖形而不克肖神?！保ǖG仙史評訂《石頭記》）又如，《紅樓夢》第十三、四、五回關(guān)于可卿喪事的描寫，同《金瓶梅》第六十三、四、五回對李瓶兒喪事的描寫，有些相仿佛。脂硯齋以為賈珍問壽板價值的一段描寫，即從《金瓶梅》學得。兩書比照而觀，其中關(guān)于壽木、奠禮、吊客、題旌、喪儀、出殯、路祭及分定執(zhí)事、僧道誦經(jīng)等的描寫，確是“如出一手”。不過，《金瓶梅》所寫只在暴露西門慶的闊綽豪勢；而《紅樓夢》除這層意思外，則“又有他意寓焉”。如李瓶兒死后，唱妓吳銀兒來上紙，“哭的淚人也相似”，這表明兩人感情深厚；兒媳可卿死后，賈珍如喪考妣，“哭的淚人一般”，卻是作者“刺心”之筆，它暗示了兩人的暖昧關(guān)系，揭露了賈府道德的敗壞，這與第五回所謂“家事消亡首罪寧”的思想是一致的。這種亂倫關(guān)系，《金瓶梅》沒有寫過。因此，即使是同樣的生活場面，《紅樓夢》的容量往往要比《金瓶梅》大得多。《紅樓夢》與《金瓶梅》除了寫一些重大的社會生活外，還大量地描寫了許多瑣屑的日常生活的細節(jié)。細節(jié)的真實性，是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主要特征。一部作品，如果只有離奇曲折的情節(jié)，而缺乏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的細節(jié)描寫，也不可能有生活的真實感。在《金瓶梅》之前，我國現(xiàn)實主義的長篇小說雖然也是從生活出發(fā)進行創(chuàng)作的，但是，它們一般寫的是不平常的生活事件和奇人異事，帶有濃厚的傳奇色彩，細節(jié)的真實性程度不高。《金瓶梅》擺脫了傳奇文學的局限，很注意細節(jié)的真實性。小說對西門慶一家人的飲食、衣飾、器玩和日常起居的描寫就很具體真實。比如，第三十四回寫西門慶書房中的陳設(shè)，除泛泛寫了那些涼床、帳幔、交椅之外，還醒目地寫了書篋內(nèi)的“往來書柬拜帖”和“中秋禮物賬簿”兩件物事，有意暗示西門慶與朝中顯貴以及地方官吏的關(guān)系，說明他之所以那樣橫行不法，正是因有各級官府勢力的支持和庇護。這樣的細節(jié)描寫對表達主題起了畫龍點晴的作用。他強調(diào)要記述“家庭閨閣中的一飲一食”，就是說，寫家庭生活，應(yīng)有“瑣碎細膩”的細節(jié)描寫，反對那些“只傳其大概”而忽略細節(jié)的作品。這當是他總結(jié)了如《金瓶梅》一類小說的細節(jié)描寫而提出的創(chuàng)作主張。在這種思想指導(dǎo)下，《紅樓夢》對賈府的食饌、衣履、起居作了非常細致生動的描寫。這些描寫，對刻畫人物性格、增強故事情節(jié)、表達境界、深化主題，都有重要意義，如一碗蓮汁羹，揭示了賈府生活的豪侈；賈氏宗祠的一匾一聯(lián)，點出了賈府同皇室的密切關(guān)系，反照出它即將衰敗的悲慘結(jié)局等等。不過，正如許多論者所指出的，《金瓶梅》的細節(jié)描寫缺乏提煉選擇，它醉心于對實際生活中偶然的瑣細的現(xiàn)象的描繪，結(jié)果不免失諸蕪雜拖沓。細節(jié)的真實性來源于生活的真實，但決不是有聞必錄，機械攝取，把生活中的一切都照抄入文學作品。屠格涅夫說：“誰要是把所有的細節(jié)都表達出來，準要摔跟斗，必須善于抓住那些具有特色的細節(jié)。”《金瓶梅》的細節(jié)描寫之所以有嚴重缺陷，正是因為作家缺少生活理想，冷漠地照抄實際生活所造成的。相反，《紅樓夢》的細節(jié)，則有剪裁，有加工，符合“事體情理”；并且，在批判和控訴中涵泳著作家熾烈的感情，因此，它對細節(jié)描寫的提煉和典型化，達到了我國小說史上的最高成就。
《石頭記》
《金瓶梅）》對《紅樓夢》的深刻影響，主要還表現(xiàn)在人物的塑造上。如果我們把兩書中一些人物的行止見識加以比較，就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在某些方面或某點上有驚人的相似處，如賈璉的縱欲淫亂之于西門慶、鳳姐的狠毒乖滑之于潘金蓮、尤氏的有德無才之于吳月娘、尤二姐的忍辱吞聲之于李瓶兒、賈雨村的忘恩負義之于吳恩典等等，都很酷肖。就是在人物描寫的某些藝術(shù)手法上，兩書也有許多類似的地方。歸結(jié)起來，主要的有：（一）既突出了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也寫了他們性格的復(fù)雜性。在現(xiàn)實生活中，人的個性也同生活一樣是多方面的。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時，無疑應(yīng)將人物個性的主要方面充分展開；但對次要部分也不可忽略。這樣塑造出的藝術(shù)形象，才會豐滿深厚，有血有肉。如潘金蓮，對其夫武大郎和丫頭秋菊是那樣狠毒兇殘，對其母潘姥姥是那樣冷酷無情，對西門慶是那樣諂媚無恥，對李瓶兒是那樣嫉妒刻薄。這些是她性格的主要方面。但她又心直口快，往往別人有所顧忌不便明說的事，他直愣愣地給捅了出來。所以孟玉樓說她是“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貨子”；奶子如意兒說她：“五娘嘴頭子雖利害，到也沒什么心?！边@些描寫符合生活的本來面目。曹雪芹強調(diào)人物性格要“實錄”，就是說要寫出人物的真情實感。比如王熙鳳，作者就沒有把她寫成徹底的惡人。她對待弱者和奴仆固然是殘忍陰毒的，這是她的階級本性；但是，當她照顧黛玉諸姊妹時，又那樣機趣橫生，詼諧可親；當她侍奉賈母王夫人時，又那樣聰明伶俐，討人喜歡。作者對她，既憎惡，又愛慕，既同情，又惋惜。《紅樓夢》的讀者，則“恨鳳姐，罵鳳姐，不見鳳姐想鳳姐”（王昆侖《王照鳳論》。這種態(tài)度和心理說明了鳳姐性格的復(fù)雜性。作者即使對他完全鄙視和批判的人物，如賈雨村，也沒有寫他通體皆惡，失之淺露。脂硯齋有條總結(jié)小說人物處理的批語，指出：“所謂人各有當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惡則無往不惡，美則無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庚辰本第四十三回）魯迅在講到《紅樓夢》的價值時也曾說：“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以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保ā吨袊≌f的歷史的變遷》）（二）運用白描手法描摹人物神態(tài)，往往寥寥幾筆，勿需藻飾，就能使人物神采畢現(xiàn)，姿態(tài)橫生。如《金瓶梅》第三十回寫李瓶兒要生孩子，“合家歡喜”，獨獨潘金蓮心中不悅，她“手扶著庭柱兒，一只腳眥著門檻兒，口里磕著瓜子兒”，辱罵不休。孟玉樓“只低著頭弄裙子，并不作聲答應(yīng)她”。輕描淡寫地勾畫出人物的一姿半態(tài)，表現(xiàn)了人物的音容笑貌和思想性格，尤其是潘金蓮妒忌放肆的風姿，生動傳神，呼之欲出。《紅樓夢》的人物描寫，繼承了《金瓶梅》的一些白描手法。比如，在寶玉和寶釵的關(guān)系上，黛玉常常心懷疑忌。一次，寶玉看著寶釵的胳膊發(fā)呆，寶釵不好意思，轉(zhuǎn)身要走，“只見黛玉蹬著門檻子，嘴里咬著絹子笑呢”（第二十八回）。筆觸輕巧，摹影傳神，黛玉的嬌情妒態(tài)躍然紙上。再如，寫鳳姐飯后的神態(tài)是：“只見鳳姐兒在門前站著，蹬著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著十來個小廝們挪花盆呢”（第二十八回），顯示出一派管家少奶奶的悠閑風度。寫她被眾人抱怨后的神情是：“鳳姐袖子挽了幾挽，跐著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第三十六回），表露了她要報復(fù)那些告發(fā)她克扣了月例的人的心理，笑姿里隱含著冷森森的殺機。不過，《紅樓夢》對人物神態(tài)的描寫，其簡勁純凈處遠遠超過《金瓶梅》，它常常能于一字中見神韻。如寶玉被打后，“只見寶釵手里托著一丸藥走進來”探望（第三十四回）。著一“托”字，神理畢露，它把寶釵自炫其情的心理“托”了出來，寫得空靈活脫。這兩部書，除直接通過人物的內(nèi)心獨白來刻畫人物心理外，還常常透過人物富有特征性的神態(tài)動作來表現(xiàn)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動。如《金瓶梅》第七十六回王婆見潘金蓮說人情和《紅樓夢》第六回劉姥姥見鳳姐打抽豐的描寫，就是如此。這里，作者并沒有直接寫潘金蓮、鳳姐此時此地的心理活動，但我們從她們那華貴的裝束、悠閑的神態(tài)、做作的聲口，（四）通過別人議論，介紹人物的性格特征，自然逼真，富于生活氣息。如《金瓶梅）第六十四回，寫西門慶的貼身小廝玳安和藥鋪伙計晚間閑話時對西門慶及其妻妾六人的逐一品評，一席絮絮閑話道出了李瓶兒等的品行、為人及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紅樓夢》第六十五回，寫賈璉心腹小廝興兒在尤二姐家中一長一短問答賈府上下人等性情，小說中許多重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也都在一番“家常老婆舌頭”中，“一時齊現(xiàn)”，讀來頗有興味。（五）透過室內(nèi)陳設(shè)的描寫，陪襯或反襯人物性格。把細致的家庭陳設(shè)的描寫和不同人物性格的刻劃巧妙地結(jié)合起來，使之互相映襯，以突顯人物形象，是《金瓶梅》的一個創(chuàng)造。小說寫的人物居處，有太師府邸，有豪紳庭院，有唱妓居室，有伙計房舍，等等，無不貼合人物的身分地位和思想感情。如西門慶廳堂里那張“蜻蜒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等不倫不類的陳設(shè)，顯現(xiàn)他的無賴行徑（第四十九回）；王六兒屋里掛著“張生遇鶯鶯”的吊屏兒，暗示她與西門慶的勾搭（第三十七間），碧霞宮道士吳伯才方丈里供者的“洞賓戲白牡丹”的圖畫兒，影指他藏蓄無恥之徒調(diào)戲婦女的惡行（第八十四回），都點綴得恰到好處，具有見微知著的藝術(shù)作用，室內(nèi)陳設(shè)和人物性格是和諧統(tǒng)一的。而對王招宣府的描寫則用了反襯的手法。王府后堂，供著他祖爺?shù)摹坝吧韴D”；朱紅匾上書著“節(jié)義堂”三字，兩壁“琴書瀟灑”，左右泥金隸書一聯(lián)：“傳家節(jié)換同松竹，報國勛功并斗山”（第六十九回）；大廳正面“欽賜牌額金字，題曰'世忠堂’”（第七十二回）。這一切，既莊嚴肅穆，顯赫榮耀，又文采風流，清雅瀟灑。然而，就在這堂皇的招宣府中，西門慶與林太太卻干著骯臟的勾當。這樣用莊重的陳設(shè)來反村人物的惡德敗行，在感情上有一種辛辣的抨擊力量。這兩種描寫手法，《紅樓夢》也都用到了，而且更為搖曳多婆，各臻其妙。它把室內(nèi)陳設(shè)與人物性格熔鑄為一體，幾乎一匾一聯(lián)、一書一畫、一花一木，都鮮明地體現(xiàn)了人物的性格和志趣，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如探春住的秋爽齋，屋宇高大軒敞，陳設(shè)闊朗疏落，表達了她高雅瀟灑的生活情趣，“恰合探春身分”。寶釵是個素喜“雅淡”的“老成”人，所以她的住屋如同“雪洞一般”，是那樣樸實素凈。黛玉住的瀟湘館，室外翠竹夾路，布滿蒼苔，有巧舌的鸚鵡，有垂地的湘簾，這些無不體現(xiàn)了她因寄人籬下而多愁善感、孤高自許的性格特征。尤其是第五回秦氏臥房的陳設(shè)，用筆很有深意。作者著意描寫了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秦太虛書的“對聯(lián)”，以及那些“寶鏡”、“金盤”、“木瓜”、“寶榻”、“連珠帳”、“紗衾”、“鴛枕”之類的器物擺設(shè)，意在借用這些歷史上有名的“香艷故事”以“設(shè)警調(diào)侃”，從側(cè)面烘染秦氏的墮落，揭露賈府糜爛的生活。（六）通過別人的觀察來描寫人物的儀容，被描述的人好像一幅肖像畫懸掛那里，任人觀賞揣摩。如《金瓶梅》第九回寫西門慶娶潘金蓮到家，潘金蓮對吳月娘等人的觀察；《紅樓夢》第三回黛玉初到賈府，與迎春、探春、惜春三姊妹見面時的描述，就非常相近。兩者都寫得自然從容，先由別人的眼睛畫出一個人物的輪廓，在以后的描寫中，再斷斷續(xù)續(xù)加以“點染”，使人物形象逐漸充實起來，活動起來。（七）用讖語式的方法隱括人物的行徑，暗示人物的歸宿。這種方法在前代小說，如《水滸傳》中雖已用過，但總覺與情節(jié)游離，而不如《金瓶梅》、《紅樓夢》那樣貼合自然。如《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好了歌注》所說一些人物的榮枯悲歡、第五回太虛幻境中的《十二釵圖冊判詞》和《紅樓夢十二支曲》注定的一些人物的命運、第二十二回“春燈謎”巧隱的一些人物遭遇，眾所周知，自不待言。需指出的是，這些描寫都同《金瓶梅》的有關(guān)章節(jié)相仿佛。《金瓶梅》第二十九回寫吳神仙給西門慶和吳月娘、潘金蓮等人相面、算命，為每人念了四句詩，而每首詩實際就暗隱著他們各自的行徑，預(yù)示了每人的結(jié)局。第八十四回西門慶出殯，報恩寺朗僧官起棺、念偈文，說西門慶一生始末，即有如《好了歌注》。“我讀《金瓶梅》，讀到給眾人相面，鑒定終身的那一回，總是贊賞不已。現(xiàn)在一讀本回，才知道那種贊賞委實過分了。《金瓶梅》中預(yù)言結(jié)局，是一人歷數(shù)眾人，而《紅樓夢》中則是各自道出自己的結(jié)局。教他人道出，哪如自己說出？《金瓶梅》中的預(yù)言，浮淺；《紅樓夢》中的預(yù)言，深邃。所以此工彼拙?！?/span>綜上所述，說《紅樓夢》繼承了《金瓶梅）》描寫人物的某些表現(xiàn)方法，當是可以肯定的。當然，繼承不是機械模仿，更不能像闞鐸那樣得出“《紅樓》全從《金瓶》化出”的怪說。因為無論從人物性格的真實性、典型性來說，還是從人物形象所體現(xiàn)的時代風貌和社會本質(zhì)來說，《紅樓夢》都較《金雁梅》有很大的發(fā)展。小說開宗明義第一回，曹雪芹就提出了自己典雅塑造的現(xiàn)實主義原則，強調(diào)要根據(jù)“自己半世親堵目聞”，“追蹤躡跡”，藝術(shù)地慨括現(xiàn)實人生的“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寫出“新奇別致”、令人“換新眼目”的藝術(shù)典型。正因為如此，《紅樓夢》里每一個主要人物形象都非常真實豐滿。他們的思想性格，既有深遠的歷史淵源，也帶有鮮明的時代生活烙印。像寶玉的偏僻乖張、黛玉的多愁善感、寶釵的藏奸守抽、鳳姐的貪婪狠毒，等等，都表現(xiàn)了社會生活中某一方面的內(nèi)容，而《金瓶梅》雖然也寫了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的復(fù)雜性，但與《紅樓夢》相比仍嫌浮淺單調(diào)，易見底里。主要是，作者還沒有深入膜里，挖掘出深藏在人物性格中的內(nèi)在本質(zhì)，沒有燭幽索隱，寫出人物心理思想與舉止動作的深曲的聯(lián)系。比如潘金蓮的心直口快、西門慶的“仗義疏財”，人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給讀者以人物性格直接浮現(xiàn)于表面的感覺。從典型塑造的手法來看，除上述種種以外，《紅樓夢》還善于從多重矛盾的歷史發(fā)展中，細致入微地揭示人物性格的發(fā)展過程。這樣，在前八十回中，人物的思想盡管有變化，有發(fā)展，但其性格的主導(dǎo)方面，始終是統(tǒng)一的。人物感情的脈絡(luò)，思想的軌跡，纖細可辨。而在《金瓶梅》中，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如李瓶兒則前后矛盾，幾乎分裂為兩人。再從作者對其筆下人物的態(tài)度來看，《紅樓夢》能夠嚴格按照生活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來刻畫人物，作者有愛憎，有褒貶，但行文不動而色，如實寫來，不加藏否，由讀者評斷；而不像《金瓶梅》那樣，在敘述中，不管有無必要，作者喜歡橫加議說，畫外定音，結(jié)果難免有些畫蛇添足，割裂了人物形象。
《紅樓摭談》
張 俊 著 《紅樓夢》對《金瓶梅》的繼承關(guān)系，在語言上也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我國古典長篇小說語言的通俗化有個發(fā)展過程。早如《三國河義》是用半文半白的語言寫成的，比較簡潔、明快，但不很通俗。到了《水滸傳》乃全用語體文寫成，并熟稔地運用了方言土語，富于生活氣息，創(chuàng)造了通俗、生動的文學語言；缺點是有時間雜一些生僻方言，讀來難免有造作之感。《金瓶梅》的文學語言有了發(fā)展。它運用日常的生活語言來敘事狀物、傳神模影，顯得平實樸素，生動流暢，具有一種爽朗潑辣的風格。如第七回寫孟玉樓要嫁給西門慶，母舅張四勸她改嫁尚推官兒子的一段對話，以及孟玉樓出嫁、張四出來阻攔、孟玉樓寡嬸楊姑娘與張四的一段對罵，莫不繪聲繪色，痛快淋漓，平直寫來，孟玉樓的伶牙俐齒、張四的圖財無理、楊姑娘的氣急敗壞，一一活躍紙上。論者以為《金瓶梅》“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shù)語，便能默會為何人”（《在園雜志》卷二），洵非虛語。作者的敘述語言，有的細致鋪排，有的粗筆勾勒，也頗生動暢達。此外，《金瓶梅》還采用了大量方言俗語，據(jù)張竹坡評本所附《趣談》輯錄，書中精彩口語有六十余條（實際還要多）。這些口語的運用，有的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這就增強了小說的形象性和現(xiàn)實感。其中有些詞語，是人們生活經(jīng)驗的總結(jié)，富有哲理意味。當然，《金瓶梅》有些語言未經(jīng)仔細提煉加工，因而顯得蕪雜重復(fù)，不夠精萃。這是它的缺點。如寫婦人見人，常常是“花枝招展，繡帶飄飄，向XX X磕了四個頭”，同樣的詞語，反反復(fù)復(fù)，用了十六七次。有的描寫不合事體情理。有人曾指出：《金瓶梅》“文筆拖查懈怠，空靈變幻不及《紅樓》，刻畫淋漓不及《寶鑒》?！保ㄇ駸樔k《客云廬小說話》）道出了《金瓶梅》語言運用的一些缺點。《紅樓夢》的語言運用，吸取了《金瓶梅》的優(yōu)點，避免了它的缺陷。同樣的一些日常用語，在《金瓶梅》中，有的用意平平，有的不過增加了一點語言的生動性；而《紅樓夢》則用得非常貼切、準確，符合人物的身分地位，并能揭示出社會生活的某些本質(zhì)方面，讀來不僅生動活潑，而且意味深長，具有強烈的藝術(shù)效果。如“烏眼雞”一詞，在《金瓶梅》中凡三見，出諸潘金蓮之口，比喻西門慶對她“不待見”的態(tài)度。一是鳳姐打趣寶玉和黛玉拌嘴斗氣時的神情（第三十回），除表現(xiàn)了鳳姐說話的風趣外，尚不見新奇；一是探春悲嘆賈府內(nèi)部的爭斗，對尤氏說：“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第七十五回）這里的比喻，神奇別致，戛然生新，它形象地揭露了賈府內(nèi)部的爾虞我詐、勾心斗角。并且，這話出自“才自精明”、對自已家族命運憂心如焚的探春之口，其含義就更為深沉。又如“千里搭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這一俗語，《金瓶梅》三次用到，也不見新奇；而《紅樓夢》用它時，卻有一種“追魂懾魄”的力量，那是第二十六回丫頭小紅對佳蕙說的：“也犯不著氣他們。俗話說的好：'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l守一輩子呢？”有人以為這是全書的“讖語”，它預(yù)示了賈府的“樹倒猢猻散”的下場，已“無可挽回”。黛玉教香菱學詩時，曾說過：“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保ǖ谒氖嘶兀?/span>這可借以說明，《紅樓夢》雖然襲用了過去文學作品中的一些詞語，但能翻舊換新，把它融化到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賦予新的內(nèi)容，語同意異，不落舊套。實際這已是一種創(chuàng)造，而不是簡單的借用。我們說《金瓶梅》的語言對《紅樓夢》有很大影響，當不只指一些詞語的沿用，主要指它們語言的藝術(shù)表現(xiàn)。過去有人說：“所謂俗者另為一種語言，未必盡是方言。至《金瓶梅》始盡用魯語，《石頭記》仿之，而盡用京語?！保ㄐU《小說小活》）兩書比較看來，《紅樓夢》善于通過純粹的家常絮語來描寫人物對話，刻畫人物性格的表現(xiàn)手法；通讀全書，使人感到自然生動的語言風格等，這些，都同《金瓶梅》有某些近似處。特別是一些人物對話時的語態(tài)常給人以“似曾相識”的感覺。如《紅樓夢》第三十一回翠縷與湘云關(guān)于“陰陽二氣”的一段對話，同《金瓶梅》第八十八回小玉同吳月娘關(guān)于“佛爺兒女”的一段笑談，兩段描寫，語態(tài)酷似，神情宛肖。當然，總的說來，《紅樓夢》的語言藝術(shù)成就是遠遠超過了《金瓶梅》的。因為，它的語言不僅自然暢達，并且純凈洗練、準確活潑，而又豐富多樣、富于表現(xiàn)力。
同一人物的語言，常因時因地而異，不重復(fù)，不滯澀，處處描摹，恰如其人，所謂“同處見異，自是名家”；而不像《金瓶梅》那樣，有些人物的語言，前后重復(fù)，失去新意。如應(yīng)伯爵的插科打諢總不外那幾句話，就不免流于程式。還有，《紅樓夢》的描寫和敘述語言，簡潔樸素，“無一復(fù)筆，無一閑筆”（諸聯(lián)《紅樓評夢》），但又筆致斐亹，神情酣暢；而不像《金瓶梅》那樣，有的描寫過于瑣屑，有的敘述失之拖沓。
《新批校注紅樓夢》
從《金瓶梅》和《紅樓夢》的思想局限也可見出兩書的密切關(guān)系。《紅樓夢》的思想局限，最突出的表現(xiàn)是在描寫寶黛愛情悲劇和賈府衰亡時，流露了一種虛無主義的色空觀念和輪回報應(yīng)的宿命論思想。這些思想的產(chǎn)生，除有著階級的、時代的原因外，與前代文學的消極影響，特別是《金瓶梅》的影響也不無關(guān)系。《紅樓夢》第一回云：“篇中間用'夢’'幻’ 等字，卻是此書本旨，兼寓提醒閱者之意?！?/span>接著又提出那著名的“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十六字“色空”說。對些地方，一方面不能看死，像過去一些論者那樣把《紅樓夢》的主題思想說成是宣揚“色空觀念”，演化佛教教義，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認，作者常常用這種思想來解釋書中所描寫的各種社會現(xiàn)象和人物性格，致使一些人物和情節(jié)往往蒙上一層悲觀失望的陰翳。小說第五回更把賈府的衰亡歸結(jié)為“宿孽總因情”，說什么“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這種解釋，不能看作只是作者有意設(shè)置的“掩蓋”政治斗爭的一種煙幕；應(yīng)該承認它反映了作者世界觀中落后的一面。這種思想依稀有《金瓶梅》的投影。在《金瓶梅》一百首回前詩詞和格言中，有三十多首直接宣揚“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善惡到頭終有報，高飛遠走也難藏”的虛無思想和因果報應(yīng)的無稽之談。小說第一回，作者開宗明義就提出“色情”之說，認為“'情’'色’二字，乃一體一用”，“仁人君子，弗合忘之”；進而表明《金瓶梅》這部書，就是要寫一個“虎中美女”的“風情故事”，說“貪她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她的，丟了潑天閧產(chǎn)業(yè)”。因此，“奉勸世人，勿為西門慶之后車”（東吳弄珠客《金瓶梅序》）。《紅樓夢》把秦可卿看作賈府“敗家的根本”，與之何其相似。再有，《金瓶梅》在描寫薛姑子演誦金剛科時（第五十一回）、吳道官迎殯懸真時（第六十五回）、黃真人煉度薦亡時（第六十六回），以及五臺山行腳僧念詞時（第八十八回），都赤裸裸地宣揚了虛無主義的色空觀念。特別是薛姑子的唱詞，歷數(shù)人世的種種榮枯悲歡，宣揚了人生無常、萬境歸空的情調(diào)，《紅樓夢》中《好了歌》和《好了歌注》流露出的空幻思想，與此如出一轍。所不同的是，《金瓶梅》是通過道土尼姑的嘴直接進行說教：而《紅樓夢》則把這種觀念熔鑄到人物形象之中，成為他們復(fù)雜的思想性格的一個組成部分。小說一開始，就說賈府已“運終數(shù)盡”；之后，又通過秦可卿死后向鳳姐托夢，把封建家族的衰敗解釋為“否極泰來”、“榮辱自古周而復(fù)始”。這些描寫，同樣在《金瓶梅》中也可找到它的蛛絲馬跡。《金瓶梅》里，諸如“萬事從天莫強尋，天公報應(yīng)自分明”、“富貴貧窮各有由，只緣分定不須求”等等說教，連篇累牘。尤其是西門慶因縱欲得病時，作者忍不住插嘴議論：“樂極悲生，否極泰來，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鬼錄來追，死限臨頭?！保ǖ谄呤嘶兀?/span>這里，所謂“自然之理”，就是“世運代謝”的天理循環(huán)論。而西門慶臨死時，吳月娘得了一夢，夢見“大廈將頹，……攧?wù)郾逃耵ⅲ屏饣ㄧR”。吳神仙圓夢說，這是預(yù)兆西門慶將死，妻妾將離散，“造物已定，神鬼莫移”。突出表現(xiàn)了作者的天理循環(huán)論思想。當然，世界上的事物是豐富的復(fù)雜的，一部作品所表示出的生活圖景，常常要比作家自己對它的認識和理解開闊得多，深遠得多。馬克思說過：“把某個作者實際上提供的東西和只是他自認為提供的東西區(qū)分開來，是十分必要的?！?/span>對《金瓶梅》和《紅樓夢》思想局限的認識和評述也應(yīng)如此。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
張 俊 郭英德 主編 如果要把《金瓶梅》對《紅樓夢》的影響一一覙數(shù)清楚，是不容易的。我們只能舉其葷葷大者，評述如上，以說明《紅樓夢》對《金瓶梅》的繼承和發(fā)展關(guān)系。這樣來論述，或許會引起一些《紅樓夢》愛好者的驚異，以為這是抬高了《金瓶梅》的地位，貶低了《紅樓夢》的價值。其實，從前面的初步論述（有的或有附會之嫌），似已說明《金瓶梅》對《紅樓夢》的巨大影響是客觀存在，應(yīng)該實事求是地承認它。這才是科學態(tài)度。不能因為喜愛《紅樓夢》，就把一切都說成是它的獨創(chuàng)。整個文學發(fā)展的歷史是一個不斷繼承、不斷革新的過程。從我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傳統(tǒng)的發(fā)展來看，如果沒有《金瓶梅》在選材、語言，以及藝術(shù)手法等方面作了許多可貴的探索和準備的話，一下子就產(chǎn)生《紅樓夢》這樣一部繼往開來的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杰作恐怕是不可想象的。過去的一些論者，有見乎此，曾作過不少論斷，來說明這兩部書的關(guān)系。有的贊之曰：《紅樓夢》“本脫胎于《金瓶梅》，而褻嫚之詞，淘汰至盡?！翘厍喑鲇谒{，直是蟬蛻于穢。”（諸聯(lián)《紅樓評夢》）有的把《紅樓夢》看作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張新之《妙復(fù)軒評石頭記》）有的以為《紅樓夢》“從《金瓶梅》脫胎，妙在割頭換象而出之”（張其信《紅樓夢偶評》）。有的肯定：“論者謂《紅樓夢》全脫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當是的論?！保ā缎≌f叢話》曼殊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見解，有的頗具見地，有的比較平庸，有的似嫌偏頗，有的難免迂腐。但他們都認為《紅樓夢》同《金瓶梅》有著明確關(guān)系，則是不言而喻的。既然《紅樓夢》同《金瓶梅》在題材、構(gòu)思，和表現(xiàn)手法上有許多近似的地方，是事實；那么，應(yīng)該如何理解和評價這種現(xiàn)象呢？是機械地模仿嗎？當然不是。在文學史上有這種現(xiàn)象：一篇名著問世后，一些人亦步亦趨，競相仿效，結(jié)果寫出的東西常常只是重復(fù)別人的創(chuàng)作，缺乏變化，沒有新意。這是曹雪芹萬萬不取的。他在《紅樓夢》第一回就提出文學作品應(yīng)當寫得“新奇別致”、“另出已見”、“不蹈襲前人套頭”的創(chuàng)作主張。脂評也指出：“開卷第一篇立意真，打破歷來小說窠臼?！?/span>《紅樓夢》的創(chuàng)作實踐了他的這一創(chuàng)作主張。那么，曹雪芹是否完全拒絕繼承和借鑒前人的傳統(tǒng)呢？當然也不是。脂硯齋批語，就有四十余處明明白白提及《紅樓夢》與前代文學的關(guān)系，其中有小說、戲曲，也有詩賦、史書。說“文字不反，不見正文之妙，似此應(yīng)從《國策》得來”（第三回）；說“連用幾'或’字，從昌黎《南山詩》中學得”（第十七回）；說“妙極，用《洛神賦》贊洛神，本地風光，愈覺新奇”（第四十三回）等等，不勝枚舉。可見《紅樓夢》與傳統(tǒng)文學的關(guān)系多么密切。以上我們從六個方面對《紅樓夢》和《金瓶梅》的關(guān)系，作了一些初步探討和分析，這當然是很浮淺的，姑為引玉之磚而已。
《清代小說史》
張 俊 著
文章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本文原載《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3期。后收錄于《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會科學學報論叢（3），1984，復(fù)旦大學出版社出版。轉(zhuǎn)發(fā)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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