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到1949年，竺可楨做了13年浙江大學校長，其中8年在流亡途中，還有半年出國，實際在杭州的時間不超過4年，但杭州永遠留在了他的生命中。

上任前向蔣介石提出三條件

1936年2月25日，竺可楨在接受浙大校長的任命前夕，曾有過猶豫與憂慮。其時，民族危機迫在眉睫，浙大學潮洶涌，前任校長郭任遠不得人心被學生趕走，蔣介石急于找一個專業(yè)上有成就、社會上有聲望的浙江籍學人接掌浙大。竺可楨被多人提名。最后竺通過陳布雷等人向蔣提出三個條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用人校長全權，不受政黨之干涉”，蔣介石予以首肯。

三條件中另有一條，竺可楨只愿做半年（至多一年）的校長。但因為抗戰(zhàn)爆發(fā)，浙大處于危難之中，在責任心的驅使下，加上他與浙大師生與日俱增、難以割舍的感情等因素，一拖就拖了13年。他多次求去而不得，到1948年 1月31日，他已決心辭職，面對浙大教授會代表的挽留，他說自己已是憂患余生，“抗戰(zhàn)時期日在流離顛沛之中；抗戰(zhàn)勝利以后物質條件更壞，同事所得不敷衣食?。辉偌訉W生政治興趣濃厚，如此之環(huán)境，實非書傻子如余者所可勝任”。

竺可楨一生的事業(yè)，一是氣象學、物候學等科學研究方面的成就；二是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奇跡般地把地方性的浙江-大學辦成了全國一流的綜合性大學，被李約瑟譽為“東方之劍橋”。

浙大為何能辦成“東方劍橋”

1936年 5月18日，竺可楨正式接掌浙大，千頭萬緒，為經費、為校舍、為圖書設備、為聘請教授苦心焦慮，除偶爾參與集體活動，他幾乎無暇顧及西湖之美。

竺可楨在日記中說，他個人的困難之一在于“不善侍候部長、委員長等，且不屑為之”。陳訓慈在《竺可楨出長浙大由來及其他》文中回憶：“我則確記竺師母當日對我們幾位同學說：'你們的老師說是現在政治混亂，書生氣的人，校長不易做得好。而我說正因為當今高等教育情況不好，好人更應出來，才有改進希望。’云云?！斌每蓸E一向認為“對于教育與政治總以為不應過于接近”，在浙大的13年，他無時不以保持與發(fā)揚求是學風、不分黨派門戶、維持學術標準的浙大傳統(tǒng)為榮。

1938年西遷途中，他在廣西宜山確立“求是”為校訓，一方面固然因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書院，向來學風篤實，另一方面就是他自己對“求是”的解釋即“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賦予了“求是”以犧牲精神。竺可楨在浙大期間，浙大整體學術水平大大提高，學風踏實，教師、學生在學術上有成就的很多，這與他的影響和“求是”學風的熏陶不無關系。葉篤正從西南聯(lián)大畢業(yè)后之所以考到浙大讀研究生，就是認為聯(lián)大校風比較“浮夸”，浙大“實實在在”，這是他個人當時的體會。

做過北大校長的物理學家周培源了解到竺可楨篳路藍縷辦浙大的歷史時，感慨地說：“我們過去（曾）全盤學習蘇聯(lián)，但對浙大這樣的，我們自己的好傳統(tǒng)和好經驗卻沒有很好學習和繼承?！蓖瑵髮W老校長李國豪也說過：“我們辦大學，要學習竺可楨辦浙江-大學那樣?！弊苑Q“書傻子”、不屑也不善搞中國式人際關系的竺可楨之所以辦大學成功，歸根結底無非這樣幾條：

一是他始終相信“大學因為能包涵萬流，所以成其為大”，堅持大學要有學術自由的精神，認為大學的最大目標就是追求真理，要追求真理，必須要鍛煉思想，使人人能辨別是非真?zhèn)巍Ｋ谡愦蟮?3年，拿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采英美之學術自由”。他認為大學里頭，“馬克思主義也可以研究”，教師、學生有研究的自由、讀書的自由，即探索真理的自由。他主張通才教育和技術教育并重，尤其重視基礎學科。1936年，他甫一上任，第一次主持召開校務會議時，就提出大學各學院一年級不分系的建議，進行討論，目的是避免學生過早進入專業(yè)學習而忽視基礎，最后決議成立一個公共科目課程分配委員會。為加強數、理、化、國文、英文等基礎課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親自到教學第一線。他?-常鼓勵學生跨院、跨系選修課程，選讀與自己專業(yè)相關的學科或愛好的學科。1945年9月23日，他在《我國大學教育之前途》一文說：“若側重應用的科學，而置純粹科學、人文科學于不顧，這是謀食而不謀道的辦法?！薄澳拷裎覈鐣匀怀錆M了這種功利主義。大學里邊的課程，支離破碎，只求傳教零星有用的知識，而不注重理知的培養(yǎng)。大學生認定院系，不問其性情之是否適合，而只問畢業(yè)后出路之好壞，待遇之厚薄。選擇科目，不問其訓練之價值如何，而專問其是否可應用到所選定之職業(yè)”。 

二是他一向認定“對學校應能自治，以維護大學之尊嚴”。他公開提出“三青團不應進入大學”，“大學中不應再有黨部”。1938年至1939年，他幾次拒絕加入國民黨；1940年前后，他成了唯一不是國民黨員的國立大學校長。1940年8月，他不顧壓力，聘請非國民黨員費鞏出任浙大訓導長（教育部規(guī)定這一職務必須黨員擔任）。以后他雖被迫填寫過加入國民黨的志愿書，甚至被缺席選為中央委員，但從未付過黨費，也沒有參加過任何黨的會議。他在日記中表示：“余對國民黨并不反對，但對于入黨事極不熱心，對于國民黨各項行動只有厭惡憎恨而已……近來黨中人處處效法德國納粹，尤為余所深惡而痛絕?！?/p>

國民黨強硬勢力將浙大稱為“共匪之租界”，其實竺可楨一樣不贊同學生左傾。他一貫認為“學生對于政治可以有主見，不能有活動”，“學生應埋頭求學問，否則從軍可也”。1947年6月17日，他出國半年，一回來面對的便是洶涌的學潮。他批評學生自治會所出的《快報》、《求是學報》“均相當左傾”。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被殺害后，他在11月10日的校務會議上說：“余同情于子三之慘死，但并不同情于其政治活動。學生在校，盡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動?！?948年2月14日，他當面批評學生自治會代表，“自治會對政治興趣太濃、輿論太偏、手腕太玩弄”，“過去自治會所出之《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學報，對于學術文字完全不載，滿篇都是罵政府之文字，無怪乎外人以浙大為共產黨之集中地也”。12月13日下午，他親自去看校園里學生自辦的“費鞏壁報”， 其中有贊美張學良、楊虎城的文章，他感嘆說：“大致說來，可謂一致反對政府之言論，無怪乎外間攻擊浙大為共匪張目之中心矣?！?949年4月5日離杭前不久，晚上他帶孩子參加浙大合唱團春季音樂會，合唱節(jié)目中有浙大音樂教師沈思巖作曲的《貴州謠》、《八月葵花》等歌曲，他在日記中批評說：“均嫌政治氣味太重”。難怪1949年5月，當他離校蟄居上海之時，浙大校園的壁報上批評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徹底，不能對惡勢力爭斗，只剩了些科學救國空談。竺對于舊的固然厭惡，對于新的心存懷疑。但民主與反民主不容有中間（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間毀滅之路……”歲月輪回，這對他是褒還是貶呢？

三是他始終認定“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主張教授治校是他13年來的一貫政策。早在1936年4月25日，他到浙大上任之初就在演講中提出：“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yōu)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闭愦髮W生謝覺民追憶，竺可楨以人品、學識和誠懇的態(tài)度請到了一批品學兼優(yōu)的好教授，“他們有品格，有學問，但有時不免也有脾氣”。牛津出身的費鞏“最會罵人，在教務會議上，他公開指摘竺師，說'我們的竺校長是學氣象的，只會看天，不會看人?！馑妓橇曊蔚?，有知人之明，竺師也只是含笑不語，可見他的容人之量”。（從費鞏日記可以看出他一度對竺可楨很不滿，但竺照樣請無黨派的費鞏當訓導長，并在費鞏出事后全力營救。）曾在浙大任教的生物學家談家楨一再推崇近代中國辦大學成功的校長只有蔡元培和竺可楨，“他們兩人都具有許多優(yōu)點，都是胸襟開闊，氣度宏偉，都能打破各種思想和學術派系的束縛而廣羅人才，充分發(fā)揮各種學術思想和發(fā)展各個學術領域”。

1945年2月，浙大政治學教授費鞏在重慶“失蹤”，從知道消息的那一天起，竺可楨就感到這是“專門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機構”干的，他深為費鞏的性命擔憂，不停地奔走于各個機構、部門之間，盡了一切能盡之力。他的日記中有關費鞏的記載至少有78處之多，可謂牽腸掛肚，多年難以釋懷。不僅對費鞏，他對其他教師也是如此。1949年，在浙大的最后幾個月，他幾乎成了一架要款機器，不斷地給教育部、行政院發(fā)電、寫信，不停地奔波于上海、南京和杭州之間，叩開包括代總統(tǒng)李宗仁在內的國民黨政要之門。1月29日是他在浙大的最后一個春節(jié)，校園內，“學生等頗熱烈慶祝，而教員則忙于謀生，食不飽、衣不暖，故可謂毫無興致也……-”身為校長的竺可楨，整天為師生的柴米油鹽而憂心忡忡。

四是他相信學生，力主學生自治。1940年代末浙大史地系畢業(yè)的女生王來棣，80歲時回憶起老校長，“在我的腦子里，他同學生的關系像父親一樣”。他的老友、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葉企蓀曾對人說，在竺可楨眼中，“浙大學生個個都是好人品和有學問的”，無論學潮如何洶涌，他都堅定地認為“大多數學生乃系善良的也”。1948年4月1日，他在浙大51周年紀念會上鄭重地說：“辦大學教育者必得有基本信仰，就是大多數學生，可以由?-驗和教訓使入于理智所承認為正軌的途徑的?！?947年8月，浙江-省主席沈成章當面指責“浙大乃共產黨大本營”，他對陳布雷說過：“年青人欲批評亦未可厚非，若批評政府者皆目為共產，則不啻為叢驅雀也?！?/p>

1947年5月25日，他遠在美國舊金山，從報紙上得知浙大還在罷課之中，在日記中寫下了“真使人焦急”5個字。他希望大學教育能讓每個學生養(yǎng)成“明辨是非、靜觀得失、縝密思慮、不肯盲從的習慣”，這樣才能不被“傳統(tǒng)的不合理的習慣所拘束”，不被“一時的情感所沖動”，不被“社會不健全潮流所轉移”。

每次學生被捕他都要去獄中看望，每次學生開庭他都要到庭聽審并盡力營救。對于營救無效、不幸遇難的學生他引為終生遺憾，他是罕有的一個會為學生下淚的大學校長。1942年1月16日，在遵義的浙大學生發(fā)起“倒孔”（祥熙）游行，他雖不贊成學生上街，但一旦勸說無效，不僅親自出面要求軍警不要與學生發(fā)生沖突，而且走在學生隊伍的最前頭，保護學生的安全。1947年10月29日，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農藝系學生于子三在獄中被害，他趕到現場，拒絕在所謂“以玻璃自殺”的驗尸報告上簽字。幾天后，他在南京接受《申報》記者采訪時說于子三“作為一個學生是一個好學生，此事將成千古奇冤”，沖破了新聞封鎖，舉國輿論震驚。國民黨當局要他在報紙上“更正”，他斷然拒絕：“報載是事實，無法更正?！?/p>

他在主張教授治校的同時，也主張學生自治，學生“應當在自治會里練習服務人類、大公無私、為大眾謀福利的精神”（1940年12月2日日記）。1947年11月2日，于子三被害幾天后，浙大學生在群情激憤中舉行自治會代表直選，當選的代表以左派學生為主，他在日記中感嘆：“此次為第一次普選制，代表91人已選出，其中左派占十分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為必層出不窮也?！比欢?1月27日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密電要他解散浙大學生自治會時，他在行政會議上只是決定勸學生復課，只字不提解散自治會一事。

“他絕對不會說假話”

浙大的成功靠的就是竺可楨堅守的這些信條，同樣不能忽略的還有他的身體力行、公私分明的自律，包括一些很不起眼的細節(jié)。當年離浙大不遠的菜市橋堍西有一家叫“恒升源”的紙品店，承印浙大的部分辦公紙品，有些文教用品也在那里采辦。竺可楨常到那里買筆墨、信箋，有時夫妻同行。時間久了，店里的人都認得他。有一次恰好被老板遇上，老板說：“竺校長，這兒正巧有貴校印好的信箋，您不妨拿去用吧。”他回答：“那是公箋，我寫的是私人信件，還是應該自己買?！边@是那家紙品店老板的兒子陳鴻儀先生告訴筆者的。 

沒有了竺可楨的浙大不再是昔日的浙大。如今樓堂館所齊全、硬件設施優(yōu)良的新校區(qū)雖說也矗立著竺可楨校長的í-像，但大概只是一種點綴和裝飾，“求是創(chuàng)新”的新校訓與竺可楨確立的“求是”校訓內o-已不可同日而語。近60年前，竺可楨在風雨倉皇中離開杭州，在某種意義上即意味著老浙大的終結；但在老浙大學生的眼里，他們可敬、可愛、可親的“書傻子”校長，是一個永遠活著的生命。

在1942年畢業(yè)于浙大物理系后又回校做過助教的許良英眼中，個子矮小，演講時總是要把腳踮起來，不大會說話，常說“這個這個”而且紹興口音很重的老校長永遠是活著的，他的淳樸、不擺架子、平和，在在都讓學生感到親切?！八^對不會說假話”，更贏得學生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