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成為湯因比人生的一個轉折點。一戰(zhàn)爆發(fā)后，他辭去在巴利奧爾學院的教職，走出象牙塔，積極參與政府情報工作。耳聞目睹戰(zhàn)爭帶來的巨大創(chuàng)傷，湯因比感受到似乎歷史在重演，他想起了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中的雅典、第二次布匿戰(zhàn)爭中的羅馬，于是開始思考歷史循環(huán)的模式與可能性。 

　　向宏觀文明體系研究的轉變發(fā)生在1920年。麥克尼爾對湯因比這一學術路徑轉變的分析堪稱精彩。他詳細分析了兩位學者給湯因比帶來的智慧啟迪。首先是斯賓格勒。湯因比閱讀《西方的沒落》后，大受啟發(fā)，甚至懷疑自己的課題已經被斯賓格勒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再加上1920—1922年在前線報道希土戰(zhàn)爭期間，湯因比目睹希臘和土耳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建立民族國家，而給自身帶來了毀滅性災難，湯因比更加接受斯賓格勒的悲觀主張，即不同文明的融合是人類歷史走向衰退的標志。其次是美國歷史學家特加特。特加特像生物學家研究生命形態(tài)的發(fā)展史那樣研究人類社會的歷史，湯因比由此意識到，分析式的歷史研究必須建立在對所有人類族群具體歷史的比較之上。 

　　1921年，在從伊斯坦布爾返回倫敦的火車上，湯因比在一張草稿紙上擬訂了寫作提綱。提綱的要點是，以文明為獨立的歷史研究單位，所有文明的歷史是平行可比較的，一視同仁地看待所有文明，文明像生物一樣會經歷誕生、分化、擴張、解體等過程。此后的十年時間里，湯因比廣泛閱讀歐洲地區(qū)以外的材料，為這個框架填充內容。30歲出頭的湯因比，已經走在這項畢生事業(yè)的正軌上。 

　　 功成名就：《歷史研究》的誕生 

　　《歷史研究》是從業(yè)余寫作中誕生的。因為在第二次希土戰(zhàn)爭中為土耳其發(fā)聲，湯因比失去了倫敦大學的教職。但他獲得了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工作。為了履行這一工作的職責，湯因比必須每年從海量材料中整理編纂出一部國際事務調查報告，然后才有時間為自己的研究做準備。 

　　湯因比的勤奮、野心勃勃、良好的時間管理，使得他能夠充分平衡職務工作與個人研究的關系，甚至讓二者相互促進。在幾個年度的報告里，他將時事政治的分析與史學研究結合起來，同時把目光投向歐洲以外的世界各地，關注當地局勢，等于是在給自己的研究收集材料。比如在1926年報告中，他用了一半篇幅敘述遠東與太平洋地區(qū)事務；1929年前往日本京都參加太平洋國際關系學會會議時，他不斷在沿途見聞中思考亞洲文明同西方文明的接觸問題。 

　　《歷史研究》的寫作在有條不紊地進行。1927年至1929年夏，湯因比利用閑暇，將1921年的提綱擴充得更為詳細，最終寫成750頁手稿，結構已經與最后出版的《歷史研究》基本吻合。1930年夏，湯因比開始了正式撰稿。他在每年的前半年集中精力完成研究所的年度報告，隨后前往甘索普忘我地寫《歷史研究》。 

　　終于，1931年，湯因比完成了這本著作的前三卷。同年12月，湯因比投稿給牛津大學出版社負責人漢弗萊·米爾福德。四周之后得到米爾福德的答復：“我無法拒絕您的《歷史研究》，盡管它篇幅巨大?！?934年，《歷史研究》前三卷出版。隨后在英國大受好評。前三卷還取得了不俗的銷量，僅6個月后，第一版就已經脫銷。1939年出版的第4-6卷也贏得不少贊譽。 

　　然而，是1940年代索默維爾節(jié)編本的出版，才進一步讓湯因比在英國之外名利雙收。1943年，一名普通的歷史教師索默維爾致信湯因比，告知自己完成了前六卷的節(jié)編本。湯因比一開始并不樂意，但在閱讀索默維爾的文稿后改變了主意。節(jié)編本由牛津大學出版社1946年在倫敦出版，1947年3月在美國紐約出版。這個版本在美國大獲成功，首印13000冊很快售罄，到1947年9月已經賣出10萬冊。再加上《時代》雜志的鼓吹，湯因比風頭一時無兩。節(jié)編本的成功還不止于此，后來陸續(xù)傳播至歐美之外，比如當今中國讀者讀到的《歷史研究》中譯本，正是譯自節(jié)編本。 

　　總之，《歷史研究》成就了湯因比的世界聲譽。麥克尼爾總結其原因是，《歷史研究》前三卷的出版時機恰逢其時。1934年是一戰(zhàn)與二戰(zhàn)之間的節(jié)點，一戰(zhàn)的陰影還未散去，西方文明究竟是崩潰，還是通過建立國際秩序來應對挑戰(zhàn)，局勢還不明朗，當時的局勢使得《歷史研究》當中的事例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應和了公眾焦慮情緒。而節(jié)編本省略了大部分可有可無的例證和借題發(fā)揮，從而更容易閱讀，所以特受讀者歡迎。麥克尼爾也對湯因比的寫作能力發(fā)出由衷贊嘆，認為能夠將對現實事件的敘述同跨越全球遼闊時空的歷史比較結合起來的，僅湯因比一人而已。 

　　 毀譽參半：《歷史研究》的爭議 

　　1954年，《歷史研究》第7-10卷出版，此時距前六卷出版已經過去了15年時間。這四卷的出版標志著湯因比宏大體系構建的基本完成，然而卻遭受了與15年前截然不同的待遇。第7-10卷受到了猛烈的質疑與批評，甚至導致整部《歷史研究》被否定。批評者包括彼得·蓋爾、特雷弗—羅珀等。尤其以羅珀的批評最為激烈，他諷刺湯因比是一個自我認定的先知，奚落《歷史研究》是一種《圣經》。他的批評對湯因比在西方學界的聲譽帶來了最嚴重的傷害。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情況？這是因為，15年時間里已經發(fā)生了太多事情。在湯因比事業(yè)大獲成功的同時，私人生活的悲劇也在不知不覺中發(fā)生。湯因比的思想因周邊環(huán)境刺激而發(fā)生巨大變化，影響了《歷史研究》的走向。正如麥克尼爾總結的那樣，第7-10卷與前六卷在精神內核上已截然不同，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大雜燴，夾雜了許多具有宗教性和超越性的新觀點，否定了前六卷相關探討中大部分內容的價值。 

　　麥克尼爾使用大量書信、檔案、訪談等材料，向讀者還原了湯因比在這段時期所遭遇的變故。在《歷史研究》前三卷出版后，母親去世、長子自殺、其他兩個兒子的叛逆，以及長期挑戰(zhàn)極限的工作方式影響了健康，一系列變故讓湯因比開始失眠、焦慮。湯因比從未讓家庭事務干擾他的寫作，他甚至將寫作放在第一位，正是這種過度沉迷工作的態(tài)度，導致了湯因比家庭生活的不幸。 

　　最大的打擊是與妻子羅薩琳娜的離異。羅薩琳德與湯因比的嫌隙早已有之，這位業(yè)余的小說家從不曾欣賞湯因比的事業(yè)，《歷史研究》在她眼里不過是本“胡說八道的書”。兩人的關系在1930年代后半期日趨惡化，當羅薩琳德有了新的愛戀對象后，兩人的關系已經無法挽回，經過長時期的掙扎，他們終于在1946年離婚。在此期間，湯因比陷入深深自責與精神困境，為了擺脫這種負面影響，他開始尋求精神上的寄托，甚至逼迫自己像妻子那樣信仰天主教。雖然沒有完全接受天主教，但是他已經與宗教信仰建立起密切聯(lián)系，給自己的寫作帶來了巨大副作用。 

　　二戰(zhàn)中德國勝利、法國戰(zhàn)敗等政治局勢的惡化，令湯因比轉變了對文明與宗教關系的看法。在此之前，他認為宗教是孕育文明的蠶繭。此時，他轉而認為文明是為宗教服務的，文明的煙花是周期性的，而宗教的發(fā)展是線性上升的，世俗文明或許會滅亡，但宗教還能繼續(xù)生存下去。就這樣，宗教成為《歷史研究》乃至其他后期著作中比重越來越大的主題。 

　　在《歷史研究》第4-6卷中，這樣的變化已經有所體現，不過二戰(zhàn)的爆發(fā)轉移了人們對此的注意力，這使得對《歷史研究》及湯因比的猛烈批評還沒有那么快出現。而在第7-10卷中，這種變化展露無遺，湯因比轉而關注一種更加普遍的宗教，把接近上帝、探尋歷史背后的真實意義，作為人生終極目標和史學研究的特殊目標，他要向世人揭示上帝的存在，扮演先知的角色?！苍S，更理智的做法，是干脆就新的主題另外寫一本書，但是湯因比沒有這么做。 

　　湯因比不得不以部分妥協(xié)來為《歷史研究》畫上句號。在1961年出版的《歷史研究》第12卷《反思》中，他部分承認自己關于文明停滯的觀點是錯誤的，以此與學界達成部分和解——他畢竟已經老了。湯因比精心構建了一個體系，又親手破壞了它。他坦然接受自己的努力換來的榮耀，又倔強地遵循真實意愿去作出改變。 

　　此后他依舊筆耕不輟，直至1975年去世。留在身后的，是《歷史研究》曾經獲得的贊譽與質疑。 

　　總之，麥克尼爾以客觀的態(tài)度剖析了《歷史研究》的來龍去脈。在學術志業(yè)上，盡管他曾經受到湯因比的積極影響。但是，他并不諱言《歷史研究》的缺陷，認為與其說《歷史研究》是一部歷史哲學著作，還不如說是歷史類比與相似性研究的匯編，湯因比像是一位不斷受到環(huán)境變化刺激而作出即時反應的詩人，雖然史學寫作永遠具有詩性，但他的詩性超出了書齋式史學著作的規(guī)范，因而造成不幸。 

　　實際上，麥克尼爾在傳記里對《歷史研究》的“解構”，某種意義上是一種變相的辯護。他讓我們看清了湯因比是如何雄心勃勃地實現個人的學術目標，個體又是如何被時代、環(huán)境的巨大洪流所席卷。這部傳記的作用應該在于，讓人對湯因比產生“同情”，至少避免單純地追捧或抨擊《歷史研究》。畢竟作品都是“人”寫出來的，閱讀作品的同時，總是離不開閱讀寫作的“人”及其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