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伯聰 男，漢族，1928年4月生，江蘇常州人。1948年畢業(yè)于貴州大學礦冶系，同年9月到石景山鋼鐵廠①工作。1949年至1952年，任石鋼鑄造廠工長、工場長、生產(chǎn)副廠長。1952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53年至1958年，任石鋼生產(chǎn)技術科副科長、科長。1958年石鋼改為公司后至1966年上半年，先后任生產(chǎn)技術處、技術處、計劃處、經(jīng)濟管理處處長?！拔幕蟾锩逼陂g，受批斗。1978年至1988年，先后任首鋼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生產(chǎn)副經(jīng)理、黨委副書記、董事等職。1988年11月離休。

　　曾任中共北京市第五屆委員會委員，中國金屬學會、北京金屬學會、中國企業(yè)管理協(xié)會理事，北京能源協(xié)會副理事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專家?，F(xiàn)任首鋼發(fā)展戰(zhàn)略咨詢委員會委員。

   初到石鋼
　　在我9歲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了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侵華戰(zhàn)爭。
我父親是個有著“實業(yè)救國”思想的電力工程師，不愿意當亡國奴，就帶著我們?nèi)覐某Ｖ堇霞业酱蠛蠓饺榭箲?zhàn)工作。隨著戰(zhàn)爭局勢的不斷變化，我的家也不斷輾轉。在這種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一路目睹“國破山河在”，我發(fā)奮讀書，用4年的時間讀完了初中、高中，之后考進了貴州大學，上的是礦冶系，但對鋼鐵冶煉情有獨鐘。

　　1948年我大學畢業(yè)，系主任想留我當助教，我說還是愿意到工廠一線去。抗戰(zhàn)勝利后，我父親到北平的冀北電力公司工作。于是，我也來到北平。同年9月1日，進了石景山鋼鐵廠。

　　當時，石鋼只有一座高爐在運轉，每天出100多噸鐵。這已經(jīng)很不容易了，大概是全國在生產(chǎn)的最大的一座高爐了。之前，這座高爐還讓日本人破壞了，是安朝俊牽頭組織恢復生產(chǎn)的。安朝俊，我們也常親切地稱他“老安頭”，畢業(yè)于北洋大學，曾主持建造了抗戰(zhàn)時急需的鑄造生鐵的小高爐，受到了國民政府經(jīng)濟部的嘉獎，并被派到美國學習。因此，安朝俊成為我這個剛跨進工廠大門的青年技術人員心目中的楷模。我期望像他那樣在“實業(yè)報國”中有所建樹。

　　初來乍到，所接觸的大部分人都是技術人員，其中有一部分是從鞍鋼撤退下來的。廠里面技術人員有一百幾十個，留學生也很多，我只是個小技術員。那些工程師們是我的前輩或學長，都很平易近人，而且我感到他們大都有個共同的信念，就是“實業(yè)報國”。對于內(nèi)戰(zhàn)誰勝誰負，他們不大關心，為什么呢？有人這樣說：國民政府在這里，需要我們煉鐵；共產(chǎn)黨來了，也需要我們煉鐵。我的心態(tài)跟他們有相似的地方。另一方面，我的叔叔、舅舅中有好幾個人是共產(chǎn)黨，他們沒有跟我講共產(chǎn)黨的什么道理，我也不知道共產(chǎn)黨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覺得他們和普通人一樣，沒什么可怕的。

　　我的首個工位在石鋼所屬的鑄造廠，生產(chǎn)鑄鐵管。當時，廠里的工人叫里工，是正式工人，他們大部分都有一定的技能和較為固定的工位，和廠子就是單純的雇傭關系。我跟他們相處得很好，由于我從小受的教育是“人人生來是平等的”，因而沒覺著自己是個大學生就高人一等。所以，他們對我也都很友好，很樂意跟我交往，有時候下了班就招呼我說：走，咱們喝酒去。

　　1948年12月17日，石景山鋼鐵廠宣告解放。約一個半月之后，北平解放。當時到石鋼的三個接管委員中，有一個人叫李文良，他分管鑄造廠。應該說，他是我解放后的第一位直接領導。李文良同志比我大11歲，他不僅在抗日戰(zhàn)爭中打過仗，而且還在解放區(qū)的后方工廠中管過生產(chǎn)、做過技術工作，他懂煉鐵，鑄造他更是有豐富實踐經(jīng)驗的內(nèi)行。

　　共產(chǎn)黨來了后，首先對工人群眾進行啟蒙教育，開訓練班，給大家講猴子變?nèi)耍v唯物史觀。那時，還開了好多業(yè)余的掃盲班，教大家識字、念書，很多工人就是在這個業(yè)余教育班里面從小學念到中專的，這樣學起來的很多。他們中很多人后來還成為技師和廠處長等領導干部。而李文良同志對我有一種特殊的關心之情，經(jīng)常對我“單兵教練”，首先是對我講革命的道理，使我的認識水平很快地就從“實業(yè)報國”提高到了“為共產(chǎn)主義奮斗終生”。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青年，面對一個更加崇高的理想，我是真誠地把它作為信仰并充滿激情去奮斗的。

　　1949年10月1日，我們廠的工人參加了開國大典。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那天的情景：好幾百人就在廠里的火車站上車，乘的是十幾節(jié)運貨的車皮，就站在里邊。途中，大家很活躍，唱《咱們工人有力量》等剛學會的革命歌曲?；疖囬_到西直門，然后下車，大家排著隊、唱著歌、喊著口號，一直步行到天安門廣場。毛主席開始講話時，我原以為他會講很多，結果就講了一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這時急需大量的鑄鐵管。我總想著要為國家多做點事情，于是就提出到基層去當工長。在當了一段時間工長后，廠里就讓我當鑄管工場的工場長，相當于現(xiàn)在的車間主任。這一年，我22歲。

　　那時，鑄管不僅天天要生產(chǎn)，還要開兩班，一天生產(chǎn)16個小時。我一心撲在工作上，和工人群眾一起努力把生產(chǎn)搞好；當生產(chǎn)節(jié)節(jié)上升時，我感到既興奮又舒暢。1950年我加入了青年團。1952年我加入了共產(chǎn)黨。同年，我又被任命為鑄造廠的副廠長。

　　李文良同志還經(jīng)常教我怎樣發(fā)動群眾、怎樣管好生產(chǎn)，還把他在鑄造技術上的實踐經(jīng)驗教給我。在他的指導下，我們每月召開一次工場幾百人全體參加的生產(chǎn)會議。會議上，各個班組互相挑戰(zhàn)，每個班組或個人都保證完成多少指標，開展轟轟烈烈的生產(chǎn)勞動競賽。我覺得有句話可以形容那個年代，是工人自己說的，叫“不怕汗水漂起船”。

　　有一次，當我開了青年團的支部大會后，李文良問我：“現(xiàn)在青年們希望做什么？”我說：“當勞動模范，為國出力，黨支部的成員也是一樣，整個石鋼都是這種干勁。”各級領導也經(jīng)常到我們鑄造廠來鼓干勁。那時,干部和群眾都打成一片，從對領導的稱呼就能看出來。比如，工人見了李文良都喊“老李”。還有鑄造廠的總支書記孫述文，他和我父親同年，我們都親切地叫他“老孫頭”。

　　當然，工人并不是被動地接受“我說你聽”，他們素質和覺悟的提高需要教育和管理。我舉個例子，1950年的一天，抗美援朝已經(jīng)開始了，我給化鐵爐做了一套修爐時的樣板模型，就是要按照這些樣板模型的尺寸和形狀修砌風口、鐵口、渣口等。然后，我把樣板模型交給了一個修爐工，讓他按照這些樣板模型修爐。這個師傅是個老工人、黨員，曾經(jīng)被鬼子抓到日本做過勞工，苦大仇深。他不愿意聽我這個小年輕的，就說：我不要這些，一樣可以把爐子砌好。我說：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一定得照這個樣板來做。他說：為什么？我說：講科學就是要這樣做。他一把火就把樣板模型給燒掉了，以示他的不滿。我很生氣，兩人就爭論起來了。我說：你非蠻干不可的話，那我必須調(diào)你離開這個崗位。在我的概念里，人人是平等的，要互相尊重，但在工廠中對待工作，一是講道理，二還得有紀律。他氣呼呼地找孫述文告狀去了。老孫頭是講科學的，自然尊重我的意見。他又氣呼呼地回來了，按照我重新做的樣板去修爐。當時,化鐵爐費焦炭，速度也慢，我就出主意、想辦法，和大家一起商量討論，逐步改進并取得成功。不僅提高了生產(chǎn)效率，我還被評為石鋼第一批的勞動模范，全廠只評了7個人。他們測算了一下，每年節(jié)省的焦炭就值72萬斤小米。《工人日報》還以《高伯聰改進化鐵爐》為題做了經(jīng)驗介紹。這一下，那位老師傅就服氣了，來向我道歉。我說：不用道歉，你明白這個道理就好。過了30多年以后，我已經(jīng)當了首鋼的總工程師了，一次碰見了他，他又向我表達了歉疚之情。我真沒想到，這個事給他的教育這么深。后來，我退休了，他也早退了，但他每年都到我家來看我。所以說，老工人的感情很樸實啊。這方面的事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