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是北宋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及其助手劉恕、劉攽、范祖禹歷時十九年編寫而成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是繼《史記》以來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部史學巨著，因此有“兩巨著春蘭秋菊，雄視千古；兩司馬雙峰并峙，流譽天下”的美譽。《資治通鑒》書名取自“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是中國古代政治智慧的璀璨結(jié)晶。其中，《資治通鑒》對于如何選人用人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描述，蘊含著豐富的用人智慧。

為治之要 莫先于用人

《資治通鑒·魏紀》有言：“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賢之所難也?！痹谒抉R光看來，治國理政首要的任務(wù)便是選人用人，這甚至成為事業(yè)能否成功的關(guān)鍵?！顿Y治通鑒·漢紀》中記載了劉邦奪取天下后與群臣之間的對話，劉邦問：“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群臣各抒己見，然而劉邦卻回答：“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zhèn)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君，戰(zhàn)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蓖瑫r指出項羽失敗的原因則是“才高者見疑，功大者被絀，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由此可見，頗具領(lǐng)導智慧的劉邦之所以取得天下，就是因為他知道誰是人才以及如何運用人才，懂得知人善任，具有強烈的人才意識。

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

《資治通鑒》開宗明義第一篇是三家分晉，司馬光又進一步追溯到引發(fā)韓趙魏三家分晉的更早的一個事件——智伯之亡。當時掌控晉國大權(quán)的有四大家族，除了韓、趙、魏，還有智氏一族，而尤以智氏家族的權(quán)勢最為顯赫。族長智宣子決意立智瑤也就是后來的智伯為繼承人，而族人智果堅決反對，認為：“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髯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其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但是智宣子不聽勸告，執(zhí)意立智伯為繼承人，果不其然，不仁德的智伯最終導致智氏一族覆滅。而司馬光將智伯身死族滅的悲劇歸結(jié)為“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由此引發(fā)了司馬光對于才與德辯證關(guān)系論述的一篇史論，也就是著名的《才德論》。

“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是《才德論》中關(guān)于用人導向最核心的觀點。司馬光認為一個人的“才”是沒有指向性的，“德”才是把控方向的，因此有“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這樣的千古名句。同時《資治通鑒》中把人才分為圣人、君子、小人、愚人四種，并認為“凡取人之術(shù)，茍不得圣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無才無德的愚人作惡如乳狗撲人，但有才無德的小人作惡，會如虎添翼，危害更甚。

用人如器 各取所長

《資治通鑒》對于唐太宗的評價非常之高，稱其為“千古一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用人策略?！顿Y治通鑒·唐紀》記載了唐太宗令大臣封德彝舉賢的故事，“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其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贝蟪挤獾乱偷囊馑际亲约壕ぞI(yè)業(yè)尋覓良久，但并未發(fā)現(xiàn)才能出眾的奇才，而唐太宗則認為人才使用的關(guān)鍵在于知人識人，各取所長。

《資治通鑒·周紀》記載子思薦茍變的故事同樣闡明揚長避短的用人原則。茍變是大將之材，衛(wèi)慎公卻因其在征稅時吃了老百姓兩個雞蛋而棄用他。子思不以為然，認為“夫圣人之官人也，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shù)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zhàn)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于鄰國也！”所以說“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木材有長短曲直之分，但是直的可以做車轅，彎的可以做車輪；長的可以做棟梁，短的可以做拱角，無論長短曲直皆有用處。人才同樣各有特點，或果敢、或謹慎、或活絡(luò)、或踏實，取其所長，兼而用之才能最大限度地發(fā)揮人才的效用，“故良匠無棄材，明主無棄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