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遺址位于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南，經(jīng)過四十年的現(xiàn)代考古發(fā)掘，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被考古隊專家確定為堯舜故都。自央視十套《探索·發(fā)現(xiàn)》節(jié)目播出后，在全國范圍內(nèi)風生水起，引起許多民間學者投身其中，紛紛發(fā)聲。陜西文化學人孟楫認為：陶寺遺址是堯舜故都僅僅是考古隊專家的一個邏輯推斷，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不正確的。如果用考古新資料證明的話，陶寺遺址準確的定位應該是夏朝都城遺址。除此而外，陶寺遺址出土的新材料還揭示了“赤文”的兩大秘密。孟楫所謂的新材料是陶寺遺址出土的陶器扁壺殘片上的兩個字。下面，就是孟楫在一塊陶片、兩個紅字上的三大發(fā)現(xiàn)。

      一、兩個紅字揭示了陶寺遺址是夏朝首都。陶寺遺址出土了一件陶器扁壺殘片，上面赫然書寫著兩個紅色大字，一個是古“文”字，被所有學者認可。另一個是：一個圓圈，下面一橫，又一個古“人”形，又一點兒。

對于此字，專家有各種識讀，如易、邑等。與“文”組合，就是“文易”或“文邑”，均字意不明確。孟楫破譯此字為“夏”字，與“文”組合，就是“文夏”。依據(jù)是：1.字形。此字與甲骨文的夏字最接近。2.會意。圓圈代表太陽，一橫代表天，人形代表人，一點兒代表汗滴。3.夏朝青銅器銘文。在美國收藏的一件青銅器壺上，有“文夏父丁”銘文。4.夏朝的開創(chuàng)者為大禹，大禹姓姒，名文命。大禹治水成功后，被封在夏地，就是夏公，后來繼承帝位后，就是夏后。與名字聯(lián)系，就是“文夏”。在陶寺遺址出土寫有大禹名號的陶器，就證明了此遺址必然是夏都、首先是夏都。

         二、紅字揭開了上古“赤文”的神秘面紗。在古籍里，“赤文”二字一直既神秘，又神圣。如“龍馬銜甲，赤文綠色”（《尚書中候》）、“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宋書·符瑞志上》）等。當陶寺遺址扁壺未出土以前，我們是無法窺測“赤文”的真面目的，當我們見到陶寺扁壺上的兩個紅色大字，并破譯之后，我們就可以做出準確判斷：所謂的“赤文”就是用紅色顏料書寫的帝王名號或國號！

        三、中國上古時期的 紅色毛筆字才是官方文書。從陶寺扁壺上的“文夏”二字的流暢性、圓潤性、熟練性、美學性上分析，當時一定存在著一種專門人才，使用毛筆書寫紅字的人才，或者叫史官，或者叫書記?！渡袝び碡暋酚涊d，在荊州的朝貢物質(zhì)中就有丹砂一項。只有大量使用的原料，才需要不斷供給。這也旁證了中國上古時期確實存在著史官制度。它的下限不會晚于堯舜禹時期，距今4300年以上。

        陶寺遺址扁壺上書寫的兩個紅色大字“文夏”揭示的歷史，絕對不亞于其他測日臺、城墻遺址，希望體制內(nèi)的專家們給與充分的重視?。。?/p>

考古發(fā)現(xiàn)，4000年前陶寺堯都毀于戰(zhàn)爭。陶寺遺址曾發(fā)生過激烈的暴力破壞和毀滅行為，入侵者摧毀了城墻防御體系，搗毀了宮殿宗廟等建筑，殺死了大量青壯年，并挖掘了墳墓，徹底摧毀了堯都。

陶寺遺址出土的一具35歲左右的女性骨架，被折斷頸部而死，下體還被插入了牛角。

陶寺遺址沒有出土玉璋原因真相大白了，原來舜為了爭奪王位，搗毀了堯都，進行了屠城，將宮殿內(nèi)的珍寶全部洗劫，并強占了堯帝的兩個女兒。

   考古發(fā)現(xiàn)，真實的堯舜禹禪讓卻是如此殘酷。

公元前2300年左右，一座龐大的史前古城在晉南的汾河之濱崛起。

　　在這里，王族墓地、宮殿區(qū)、下層貴族居住區(qū)、普通居民區(qū)、手工作坊區(qū)等一應俱全，作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備。人們不禁將它和傳說中的“堯舜之都”聯(lián)系起來。這里出土的一件陶壺上，兩個朱砂書寫的符號被認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國文字。一處半圓形遺跡，更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臺。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認為，凡此種種，足以將中華民族可以考證的文明史往前推進500年。然而，圍繞這些結論、推斷和分析，爭議之聲從未止息。

　　在7月30日開幕的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陶寺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首次向民眾展露真容。

　　亦真亦幻一古城

　　陶寺遺址位于山西襄汾縣陶寺村以南，地處汾河以東，塔兒山西麓，距縣城約15華里。

　　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藏身麥田的考古工地，在47歲的何努心里分量有多重，又有多糾結——他是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陶寺遺址考古隊領隊。

　　這位謙和寡言的學者，只有談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壇壇罐罐才會興奮起來，娓娓道來不知疲倦。他說那些在地下沉睡已久的遺跡，在他眼里都是活的。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在他的腦海里不時閃現(xiàn)，“跟電影似的”。

　　那是一座都城。君處廟堂之高，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遠，一貧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權者易手。城址擴大數(shù)倍，社會更趨繁盛。城中恢弘的宮殿中，住著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墻牢固，府庫充盈。官營的手工作坊里，工匠們開始掌握青銅鑄造技術，最初的文字被用于稱頌“王”者。

　　文明持續(xù)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亂世者，毀宮殿、扒城墻、挖祖墳?！巴酢眰儾灰娵櫽埃蔀榍Ч胖i。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最偉大的人物對話?！焙闻f，這樣的快樂很少有人能夠分享。

　　然而正是這個給他帶來無限樂趣的陶寺遺址，也讓他吃了不少苦頭。田野考古生活的清苦、枯燥和孤寂，何努總是一語帶過，真正讓他記憶深刻的，是發(fā)掘、求證過程的曲折。

　　更大的壓力則在于，無論是他對陶寺遺址的諸多論斷、推測，還是他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在考古學界都質(zhì)疑者甚眾。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張長壽、徐蘋芳等人都出現(xiàn)在質(zhì)疑者名單中。

　　這些學者或是何努在北大讀書時的授業(yè)之師，或是他現(xiàn)在供職單位的老領導、老前輩，在考古學界個個一言九鼎，他們的質(zhì)疑對于何努而言，其分量不言而喻。何努的同門師弟、天文史學家武家璧給記者講了這樣一樁往事，有一次何努去參加一個同仁聚會，面對眾多質(zhì)疑，他當眾淚流滿面痛哭失聲。

　　不過何努表示，這些前輩學者的質(zhì)疑都屬于正常的學術討論，不會對他的工作造成干擾。  

　兩個朱書符號

　　陶寺遺址發(fā)現(xiàn)于上世紀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為尋找歷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遺存，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聯(lián)合山西臨汾地區(qū)文化局，對陶寺遺址進行了第一輪大規(guī)模發(fā)掘。

　　那時何努還是一名年輕學子，從小就對京城古塔寺院深懷興趣的他于1981年考入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yè)，后專攻夏商周考古。

　　發(fā)掘結果表明，陶寺遺址與所謂的“夏墟”并無關聯(lián)?？脊抨牻衣读?000余平方米的居住區(qū)和墓葬區(qū)，發(fā)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包括9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彩繪龍紋陶盤、玉器、彩繪木器等文物。從發(fā)掘的墓葬來看，當時的社會已呈現(xiàn)金字塔式等級結構，處在塔尖的大型墓隨葬品豐富精致，有鼉鼓、彩繪龍紋陶盤等重要禮器，墓主應當是掌握祭祀和軍權的部族首領，初具“王”者性質(zhì)。占墓葬總數(shù)90%的小型墓，墓壙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無長物，應是平民階層。

　　這些現(xiàn)象反映出當時社會等級分化已十分明顯，充分說明了社會的復雜化程度和文明化進程。有學者很快將其同古史傳說中的堯帝聯(lián)系在一起。

　　有兩件出土器物引起人們長久關注。其中之一是一個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銅鈴。經(jīng)化學定量分析含銅97.86%、鉛1.54%、鋅0.16%，采用合范澆鑄技術制造。雖然鑄造工藝粗糙，器壁厚度不勻，但合范澆鑄仍是前所未見的創(chuàng)舉。這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金屬樂器。

　　在陶寺遺址發(fā)現(xiàn)的一把殘破陶制扁壺，則可能改寫我們對中國文字史的認識。扁壺的兩側有兩個用朱砂書寫的符號，多數(shù)專家認為其中一個是“文”字，對另一個符號則分歧較大。何努將其解釋為“堯”，“文”、“堯”連起來解釋，可能是當時人們對堯帝的一種稱頌。另有專家將后一個符號解釋為“命”、“昜”、“邑”、“唐”等字。也有專家認為，這不一定是一個字。

　　“（這兩個符號）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北贝罂脊盼牟W院院長趙輝說，甲骨文被發(fā)現(xiàn)時，經(jīng)常是成串、成片的字符一起出現(xiàn)，即便我們一時無法準確判讀出這些字符的含義，也不影響我們認定它就是文字。在陶寺遺址，目前發(fā)現(xiàn)的只有這么兩個符號，要下結論說那時已經(jīng)出現(xiàn)文字證據(jù)不足。

　　王都和王陵

　　2001年，科技部決定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確立為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陶寺遺址再次成為焦點。

　　這一年，重回母校深造并獲得博士學位的何努從北大畢業(yè)，隨后進入社科院考古所，并被派往山西擔綱陶寺遺址的考古發(fā)掘。作為領隊，何努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在兩年內(nèi)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內(nèi)部布局。

　　一個一個探洞打下去，一鏟一鏟黃土挖上來，大地兩易寒暑，一座龐大的古城，漸次展現(xiàn)在何努面前。早期城址長約1000米、寬約580米，面積為58萬平方米；中期擴建成長約1800米、寬約1500米，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

　　宮殿區(qū)位于城址東北部，在這里發(fā)現(xiàn)了1萬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筑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墻皮。宮殿周邊有一道20米左右寬度的空白地帶形成隔離，表明在這個時期，日后為都城所特有的“雙城制”已在孕育之中。

　　下層貴族居住區(qū)和大型倉儲區(qū)離宮殿區(qū)不遠，分別位于宮殿區(qū)的西南側和東南側。普通居民區(qū)位于城址西部，手工作坊區(qū)則在城址最南邊。在陶寺城址東南部，有兩個相距約300米的墓地。何努說，這分別是陶寺早期（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和中期（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的王族墓地，這兩個時期的王族之間不存在宗族關系，據(jù)此可以推斷，從早期到中期，陶寺地區(qū)經(jīng)歷過一次政權更迭。

　　陶寺文化在中期達到鼎盛。2002年出土的一座陶寺中期大墓長5米、寬3.7米、深8.4米，在同一時期墓葬中，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qū)都難尋能與之匹敵者。出土的隨葬品也令人驚嘆，在墓主遺骸正前方的墓壁上，嵌有一副豬下頜骨，兩側立著6把玉鉞，墓中出土的玉鉞總數(shù)達9把。何努介紹，豬的下頜骨象征財富，鉞則是王權、兵權的標志。在此前的考古發(fā)掘中，從未見過二者以這樣的組合方式出現(xiàn)。

　　4000多年前的這位“王”，究竟想向后人表達什么？后來何努查到，《周易》有云：“豮豕之牙，吉?！币馑际钦f潛匿住豬的尖牙，吉祥。寄意通過威懾力將對方壓服，是為上策。何努分析認為，用豬的下頜骨和鉞組合起來使用，說明當時這位手握兵權的最高統(tǒng)治者崇尚文德，希望通過威懾力而非殺伐捍衛(wèi)政權。

　　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間，陶寺文化進入晚期并迅速衰敗。何努推測，陶寺文化可能敗于內(nèi)亂。

　　在何努的描述下，一幅禮崩樂壞的末世圖景清晰呈現(xiàn)：宮殿、城墻、王陵悉數(shù)被毀，隨處可見死相慘烈棄于溝渠的亡者，連草草掩埋的跡象都沒有。  

受質(zhì)疑的“觀象臺”

　　位于城址東南部的一處建筑基址，是這一輪考古發(fā)掘中最引人注目的發(fā)現(xiàn)，圍繞它的爭議也最多。何努稱之為觀象祭祀臺。

　　這是一個平面呈半圓形的平臺，在它的圓心觀測點，考古隊員發(fā)現(xiàn)一個里外三圈的圓形夯土構件。圓心觀測點以東約25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約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之上已無遺存。何努發(fā)現(xiàn)，夯土地基上有多處特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寬20厘米左右。這些豁口是做什么用的呢？何努假設：夯土地基之上，原本可能建有夯土柱或石柱，豁口是柱子間留下的觀測縫。

　　在多名天文史學家協(xié)助下，何努和考古隊員歷經(jīng)數(shù)年模擬觀測發(fā)現(xiàn)，站在圓心觀測點往東遙望塔兒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節(jié)氣，正好可以看到太陽分別從夯土地基上幾道對應的觀測縫中升起。何努據(jù)此分析，當時人們就是通過觀測日出位置的變化來確定節(jié)氣和農(nóng)時的，這個遺跡很有可能就是一個觀象臺，同時兼具祭祀功能。

　　在天文學界，何努的發(fā)現(xiàn)和推斷獲得較廣泛的認同。已故著名天文學家席澤宗院士把陶寺觀象臺的發(fā)現(xiàn)，稱為“中國天文考古真正的開端”。在中國科學技術館，陶寺觀象臺得以模擬復原，被當做華夏先民的一項重要科技成果介紹給參觀者。

　　然而，天文學界的肯定并不能消解考古學界的質(zhì)疑。正反兩方爭議巨大。支持者稱，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觀象臺，這一發(fā)現(xiàn)無疑可使華夏文明在天文學領域超越其他三大文明古國。

　　一位不愿具名的考古大家則表示，該處遺跡地表以上假設的觀測柱已經(jīng)不復存在，僅僅憑借地基上的幾道縫隙不足以向上復原。這種先行假設，再根據(jù)假設去尋找證據(jù)的方法，簡直是“學術背叛”和“胡鬧”。

　　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牽頭人，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也對何努提出質(zhì)疑?！翱脊艑W界有一個傳統(tǒng)：挖到哪兒，說到哪兒。你現(xiàn)在只挖出了地基，就只能說到地基。至于地基上面有什么，是做什么用的，不能靠引申，得有證據(jù)，現(xiàn)在缺少這方面的證據(jù)。”身為何努師兄的趙輝直言不諱，但他并不認為何努是在“胡鬧”。

　　趙輝說，何努搞考古和老一代考古學家有所不同，遭受的批評也比較多，但他的努力未必沒有價值，“但是你下結論不要太著急，你說"可能是個天文臺"也行”。

　　“再干一百年”

　　雖然圍繞陶寺遺址的爭議仍然很多，但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牽頭人王巍看來，陶寺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足以“改寫歷史”。

　　王巍表示，此前考古學界一般認為，中華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頭文化時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遺址考古發(fā)現(xiàn)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幾大構成要素（文字、青銅器、都城）均已出現(xiàn)。而且，至遲到陶寺中期，該地區(qū)已經(jīng)進入早期國家階段。中華民族進入文明社會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認知的基礎上往前推進500年。

　　在7月30日開幕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主辦方直接將陶寺遺址命名為“堯舜之都”，似乎是想給這一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一個更加響亮的名號。

　　然而作為這一考古發(fā)掘項目的主持人，何努出言謹慎：“就目前情況來看，只能說陶寺遺址是堯都平陽的可能性最大?！彼辉敢馓账逻z址像安陽曹操墓那樣，被卷入缺乏理性的眾聲喧嘩。

　　對于陶寺遺址能否認定為“堯舜之都”的問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表示，考古學有其局限性，考古資料往往很難落實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何況堯舜本身還是傳說中的人物，“關于他們的傳說，靠不靠譜還兩說呢”。

　　趙輝表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這樣一些大命題：中華文明如何起源、經(jīng)歷了怎樣的發(fā)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哪些因素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中華文明有哪些特點，為什么會形成這些特點？至于陶寺遺址，就現(xiàn)有考古發(fā)現(xiàn)的規(guī)模、內(nèi)容等看，是個都城等級的遺址沒有問題，但能否將它坐實為“堯舜之都”，那是一個次要的問題，而且現(xiàn)在討論這個問題也還為時尚早。

　　“這么大的一個遺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碼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不要急著下結論?！壁w輝這樣說。

　　常常因意見相左而和師兄“頂牛”的何努，在這一點上和趙輝的意見倒是完全一致。他說要把陶寺遺址研究明白，“至少還得干上一百年”。

　　過了這個夏天，過慣候鳥生活的何努將再次離家別子走向田野，去探究那座心中的“堯舜之都”，去尋找那束最初的文明之光。　本報記者 歐欽平 張然 

【原】陶寺遺址發(fā)現(xiàn)“禹”字氏族徽號，大禹其人真實存在!為夏朝之存在增添文字學證據(jù)

大禹是中國古代的著名氏族領袖，他最知名的功績是治水，在大禹的時代，中國經(jīng)歷了從母系氏族到“家天下”的轉變過程，他的兒子啟創(chuàng)立了夏王朝，成為“三王”(夏商周)時代的第一個王朝。

長久以來，關于大禹是否真實存在，乃至夏作為一個王朝是否存在，一直是個備受質(zhì)疑的問題。而山西陶寺遺址古墓中一個骨匕上的疑似“禹”字刻符的出現(xiàn)，可以說明，大禹其人是真實存在的!

山西陶寺遺址位于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南，其規(guī)模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僅次于浙江良渚和陜西石峁遺址。陶寺遺址的年代是公元前2300年到前1900年，對應于文獻記載中的堯舜禹以及夏朝早期。

陶寺中期小城墓葬中的“禹”骨匕

今天要說的這件刻有“禹”字的骨匕就出土在陶寺遺址中期小城的一座墓葬中。

根據(jù)《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推斷，夏王朝存在的時間是從公元前2070年到約前1600年。公元前2070年這個時間是禹的兒子啟創(chuàng)立夏王朝的時間，那么禹生活的年代則要稍早于這個時間，也就是說，大概在公元前2100年前。而這個時間正好落在陶寺文化遺址的中期。

2005年，考古學者對陶寺遺址的中期小城進行搶救性發(fā)掘，清理了4座中型墓。其中有一座標號為ⅡM26的墓葬，墓室已經(jīng)在陶寺晚期之時被徹底破壞，墓中只殘存少量人骨和葬具的板灰痕跡。

在這個墓的北側墓壁底部挖有5個壁龕，其中一個壁龕出土了一件骨匕，也就是墓主生前用來吃飯的工具。

陶寺遺址中期小城墓ⅡM26中的壁龕

墓ⅡM26中出土的“骨匕”

今天要說的就是這個“骨匕”，因為后來考古學家在其上發(fā)現(xiàn)了一個隱約的人工刻符:

可以隱隱約約觀察到，這個人工刻符是一個文字，并且其刻畫筆法與甲骨文和金文相似。

摹本是這樣的:

顯然，這個所稱的人工刻符絕非無意識的亂刻，而明顯是一個文字，而且線條優(yōu)美流暢，結構緊致，是一個書法佳作。

正如殷周青銅器上的單字銘文多表示作器者的氏族徽號或者私名，這個骨匕上的文字應該正是該墓墓主所屬的氏族或者其個人的名字。

對于這個字，有研究者釋讀為“辰”，認為其通“農(nóng)”(農(nóng))，由此判斷這件骨匕(研究者認為是“骨耜”，為掘地用的農(nóng)具)是一件農(nóng)業(yè)禮器。

但對比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辰”，其實這個字與“辰”字并不很像:

《甲骨文合集》25747:“貞:戠吉辰”中的“辰”

金文“辰”字(《殷周金文集成》8995“臣辰先父乙爵”)

可以看到，無論是甲骨文還是金文的“辰”字，其上部都是平直的，而骨匕上的字，其上部明顯更像是一個三角形結構。

如果不是“辰”，那么這個字是什么呢?實際上，這個字應是“禹”字。我們來看看甲骨文和金文中“禹”字的寫法:

“舉祖辛罍”(《殷周金文集成》9806)上的“禹”字

西周晚期“禹鼎”銘文中的“禹”字(《殷周金文集成》2833)

我們可以拿上述兩個“禹”字與骨匕上的刻符對比一下:

可見，骨匕刻符的三個部分，包括上面的三角、中間屈曲的部分、以及下部末端帶有分叉的橫線，均與傳世的“禹”字銘文極為相似。因而，這個字應該就是“禹”字。

《說文》云:禹，蟲也。甲骨文和金文“禹”字的寫法非常形象，就像是一個蛇類爬行動物，所不同的是，這個動物有腳。

墓主私名還是氏族?

那么，這個骨匕上為什么要刻劃一個“禹”字呢?

無非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這是墓主本人的私名。

如果是私名的話，鑒于這座墓葬的年代落在文獻中的夏朝時期，那么這件事兒就非常有趣了，因為存在這么一種可能--這就是治水的大禹本人?!

不過，這不太可能。這座墓葬的規(guī)格不是很高，是一座中型墓。大禹可是當時氏族聯(lián)盟的領袖，夏王朝實際上的奠基者，啟的父親，若用這么一個規(guī)模不大的墓葬下葬的話，規(guī)格顯然偏低了。

既然“禹”字刻符不是墓主的私名，那么就剩下第二種可能:這是一個氏族徽號，表明墓主人屬于“禹”氏族，也就是大禹的后裔和族人。

如果這種解釋能夠說得通的話，那么這也恰好證明了，大禹其人在歷史上是真實存在的!

這件骨匕上的“禹”氏族徽號太珍貴了，它是中國上古文字材料中已知時間最早的“禹”字!

此前，雖然出土青銅器銘文中出現(xiàn)有不少都出現(xiàn)了“禹”字，但對于其究竟是私名還是族名都不是很清楚。

比如，前述所引的“舉祖辛罍”，時代屬于商朝晚期，上面的“禹”字銘文不能排除是作器者本人的私名。而“禹鼎”中的“禹”，明顯是作器者的私名，不是大禹之“禹”。

另一件明確提及“禹”的是“秦公簋”，其上有長篇銘文，開首就說:“丕顯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跡，十又二公，在帝之坯。”其中的“禹跡”，也就是大禹曾經(jīng)居住之地，證明了起碼在春秋時代人的心目中，大禹的確是存在的。不過，這件青銅器的年代屬于春秋時期，遠比這件骨匕為晚。

秦公簋銘“鼏宅禹賚(跡)”

陶寺遺址地處晉西南地區(qū)，屬于夏王朝核心疆域范圍之內(nèi)。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談到夏王朝的疆域時稱:

“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font>

夏王朝的疆域，東到黃河與濟水，西到陜西的太華山，南到伊闕，北到太原北的羊腸坂。晉西南地區(qū)正在其中。

所以，即使從地理位置上來說，“禹”氏族刻符出現(xiàn)在陶寺遺址的骨匕上，也并不突兀。

摘自快資訊https://www.360kuai.com/pc/97ebb3d7f92f05af0?cota=4&kuai_so=1&tj_url=so_rec&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