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興：也談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

殘荷聽雨 2021-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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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內得讀兩篇關于百回本長篇小說《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的論述，它們是：

（1）《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章培恒，《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3年第4期（長春，1983年10月25日出版）。

（2）《有關〈西游記〉的幾個問題·撰者是誰的問題》。張靜二，《中外文學》第十二卷5期（臺北，1983年10月1日出版）。

章、張二文總的意見都對百回本長篇小說《西游記》乃是吳承恩所作，持保留態(tài)度。在他們的文章里又都提到和介紹了臺灣、日本、英國、美國的學者們，對吳承恩的撰作權的意見挑戰(zhàn)。這些人士是：臺灣的陳敦甫、陳志濱；日本的小川環(huán)樹、太田辰夫、田中嚴；英國的杜德橋（GlenDudbridge）；美國的余國藩。而據(jù)我所知，自從魯迅、胡適肯定百回本《西游記》的作者系吳承恩之后，學術界也有不同看法，如距1983年恰好是五十年前的1933年，俞平伯便這樣提出過（《駁〈跋銷釋真空寶卷〉》，《文學》創(chuàng)刊號）。① 情況確實是只有近三十年來，始無異議的肯定吳承恩是百回本長篇小說《西游記》的作者，1983年出現(xiàn)兩篇異議的論述，乃舊話重提。我個人只接觸到俞平伯、章培恒、張靜二的論述原文，他人的意見是從章、張的介紹中得知的。這之中的陳敦甫、陳志濱二位是臺灣的道教全真派人士，他們主張《西游記》仍然是清代流行說法即元道士、全真教派祖師爺長春真人丘處機所作。二陳的論證，據(jù)張靜二文章的介紹，真是胡亂解釋文獻資料，強詞奪理，“有失學術的嚴謹與忠實”，構不成對作者系吳承恩說的威脅。我綜述俞、章、張以及其他人的意見，便排除丘長春一說，對不起二陳。下邊按異議的問題介紹。

（1）天啟《淮安府志》的《藝文志·淮賢文日》著錄的吳承恩《西游記》，是不是即百回本《西游記》問題。

俞平伯：“吳氏作《西游記》，根據(jù)《準安府志》，志書上所謂《西游記》，是不是這個《西游記》呢？也難定?！段饔斡洝访瑢嵁愓呱醵?，元代有吳昌齡的雜劇，有丘長春的紀行，明初有《永樂大典》所引的《西游記》，后來又有題作楊致和的《四游記》本的《西游記》。招牌既如此之多，何以見得這一次一定是了，而不再是冒牌的《西游記》呢？”

章培恒：“天啟《淮安府志》既沒有說明吳承恩的《西游記》是多少卷或多少回，又沒有說明這是一種什么性質的著作，那又怎能斷定吳承恩的《西游記》就是作為小說的百回本《西游記》而不是與之同名的另一種著作呢？要知道，在我國的歷史上，兩種著作同名并不是極其罕見的現(xiàn)象，甚至在同一個時期里出現(xiàn)兩種同名的著作的事也曾發(fā)生過，例如，清初就曾有過兩部《東江集鈔》，一部的作者是沈謙，另一部的作者是唐孫華。在小說中，兩書同名的事也有。在明代有過一部穢褻小說《如意君傳》，在清代另有一部《如意君傳》，卻非穢褻小說?？傊?，如果沒有有力的旁證來證明《淮安府志》著錄的吳承恩《西游記》乃是百回本小說，也就無法確切地斷定百回本《西游記》為吳承恩所作。”“天啟《淮安府志》的編者是否會著錄一部通俗小說也是問題。”

田中嚴：《淮安府志》所載的《西游記》，難以確定就是百回本；中國文學史上不曾有過將“雜記”當作小說的先例；吳氏“善諧劇”不能視為該書撰者的確據(jù)。②

張靜二：胡適“所依據(jù)的《淮賢文目》正與考證學上'孤證不立’的原則相抵觸，也就難怪會引起這么多的紛爭了。于此，筆者認為在沒有直接而確切的證據(jù)出現(xiàn)之前，我們不如采取保留的態(tài)度。”

（2）明代幾種《西游記》刻本只標“華陽洞天主人?！?，未署作者誰某的問題。

俞平伯：“現(xiàn)存（《西游記》）的最古的版本是明刻世德堂，上寫著'華陽洞天主人?！?，有誰說校訂者是吳承恩？（吳是江北人，華陽洞在江南）這本上有壬辰（萬歷二十年，1592）秣陵陳元之序：'《西游》一書不知其何人所出，……而充敘于余?！ㄒ甙矗河崞讲?，我加的刪節(jié)）既說'秩其卷目梓之’，序首又題'刊《西游記》序’，這概是最初的刻本?！薄盎蛟?#39;天潢’，或曰其門客，詞雖吞吐，均非吳氏明甚。”“雖原本不具姓名，序者也未必當真完全不知道吧。若說姓吳的雖非'天潢’，卻大可以做'八公’的，此固可通，奈拿不出證據(jù)來何？志上只說吳承恩做長興縣主而已。”

章培恒：“從現(xiàn)有的各種《西游記》版本來看，《西游記》的明刊本和清刊本或署朱鼎臣編輯，或只署華陽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處機撰，卻沒有一種是署吳承恩作的?！?/em>

田中嚴：百回本初刊時，無人知道撰者是誰；李贄評過《西游記》，卻對吳氏為撰者一事只字未提。

（3）《西游記》的淮安方言問題。

章培恒：“書中的方言，情況復雜，根據(jù)現(xiàn)有的材料，只能說長江北部地區(qū)的方言是百回本以前的本子就有的，百回本倒是增加了一些吳語方言，因此，它不但不能證明百回本的作者是淮安人吳承恩，倒反而顯出百回本的作者可能是吳語方言區(qū)的人?！?/em>

小川環(huán)樹：必須確切地證明了百回本《西游記》中的方言是淮安方言，百回本《西游記》為吳承恩所作這一點才能獲得有力的旁證。

（4）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將吳承恩《西游記》著錄于史部輿地類的問題。

章培恒：“據(jù)《千頃堂書目》，吳作《西游記》當是游記性質的作品，大概是記述其為荊府紀善時的游蹤的?！?/em>

杜德橋：《淮賢文目》和《千頃堂書目》都將吳承恩名下的《西游記》歸諸史部輿地類。

上述四個問題，我以為前兩個（尤其是第一個）是根本性質的，屬于對明代原始資料的看法問題。這兩個問題定不下來，談旁的基礎不牢。本文未能發(fā)掘出新的資料、新的證據(jù)，但我以為僅據(jù)已有的資料加以辨析，似不難定出是或非的。謹按上述“四疑”逐一論證。

首先，研究天啟《淮安府志》的《淮賢文目》著錄的吳承恩《西游記》是什么性質的作品，即探討天啟《淮安府志》的編撰者認定《西游記》是什么性質的作品而予以著錄的。

誠然，魯迅、胡適斷定《淮賢文目》著錄的吳承恩《西游記》為百回本《西游記》小說，而沒有考慮它可能是游記類的作品，是從吳玉搢、阮葵生、丁晏等人那里承受下來的。但是，魯迅、胡適為什么輕率地同意吳玉搢、阮葵生、丁晏的看法？吳玉搢、阮葵生、丁晏等人難道只為“夸耀其先賢之能”而造的“假設”（杜德橋說）？我以為吳玉搢、阮葵生、丁晏以至魯迅、胡適，都是把天啟《淮安府志》卷十九《藝文志·淮賢文目》著錄吳承恩《西游記》一事，與卷十六《人物志·近代文苑》介紹吳承恩“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一段話對起來讀，仔細思考，得出的結論。非吳玉搢人率而言，阮、丁、魯、胡盲而從。第一個如此說的吳玉搢，他翻天啟《準安府志》先看到前邊卷十六的吳承恩小傳，腦際回翔：“天啟舊志列先生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ㄖo），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初不知雜記為何等書?！?吳玉搢繼續(xù)向后翻，到卷十九，哦！“及閱《淮賢文目》，載《西游記》為先生著?？肌段饔斡洝放f稱為《證道書》，謂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園有序，稱此書系其國初丘長春所撰，而郡志謂出先生手，天啟時去先生未遠，其言必有所本?！保ā渡疥栔具z》卷四）③ 后來比吳玉搢晚一個輩數(shù)的淮安鄉(xiāng)人阮葵生祖述了鄉(xiāng)先輩吳玉搢的話（《茶余客話》卷二十一）。他們二人此時還不知道《道藏》中有丘長春的游記《西游記》，因此說或長春初有此記，射陽從而衍義，猶陳壽之《三國志》與羅貫中《三國演義》然。吳玉搢逝世后（或阮葵生也已逝世），錢大昕始從《道藏》中發(fā)現(xiàn)《長春真人西游記》加以表章，于是丁晏據(jù)錢言知丘的《西游記》乃“別自為書”（《石亭記事續(xù)編》）。到此，我們要來研究吳玉搢是怎樣由“雜記”而聯(lián)及《西游記》，不遲疑地認定吳承恩《西游記》便是百回本《西游記》小說。很顯然，他是由“雜記”字樣的前提定語即“復善諧?。ㄖo）”聯(lián)結得出的。萬歷二十年陳元之序《西游記》，概括作者的特點便是“跅趾滑稽之雄”，這是讀《西游記》者的共感。④ 吳玉搢由“滑稽之雄”（他一定讀過陳元之的序知道這個評語）聯(lián)想及于“善諧劇”者作的“雜記”，把《淮賢文目》著錄的吳承恩《西游記》重合到百回本《西游記》身上，曾元間然。吳玉搢的邏輯思維是這樣的嚴密而唯物。阮葵生、丁晏、魯迅、胡適深體此旨，一致贊成吳玉擂此種理解。吳玉措這些人認為天啟《淮安府志》的編撰者便是如此前后照應互文以見意的，他們認為天啟《淮安府志》的編撰者是明確地把吳承恩《西游記》小說給予著錄的。魯迅把“善諧劇”的人與“滑稽之雄”的人合到一起：“作者稟性'復善諧劇’，故雖述變幻恍忽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保ā吨袊≌f史略》第十七篇）與吳玉搢同。⑤

為了證成吳玉搢等人的理解，且分析一下天啟《淮安府志》卷十六的那一段話?！靶悦舳嗷?，博極群書”是總的評價。這樣的吳承恩在文學上有兩點成就：一是詩文方面的，“為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利，有秦少游之風”；二是雜記方面的，“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吧浦C劇”前邊加個“復”字，即指“諧劇”僅限制所著幾種雜記：“名震一時”也僅是雜記風行的結果。吳承恩的“雜記”具有“諧劇”的風格和內容，且因而“名震一時”。這樣的“雜記”是什么？《禹鼎志》不足以當之，別的什么又不見記載。俞平伯、章培恒說《淮賢文目》著錄的吳承恩、《西游記》可能是另一種性質的作品，說天啟《淮安府志》編撰者沒有明確它是小說，俞、章顧后不瞻前反而苛求天啟《淮安府志》編撰者，叫他們在著錄的《西游記》下標出什么性質的作品。田中嚴說中國文學史上不曾有過將“雜記”當作小說的先例；吳氏善諧劇不能視為該書撰者的確據(jù)，是田中嚴看到了吳玉搢等人讀天啟《淮安府志》的聯(lián)系，但他不相信這種聯(lián)系是合理的，即他不認為天啟《淮安府志》編撰者以善諧劇者的雜記來映照《西游記》，表明《西游記》是小說作品。中國古典小說固然沒有明確稱之為“雜記”的先例，但明茅元儀（茅坤之孫，吳興歸安人也）有《雜記》三十二卷，著錄于《明史·藝文志》，子部小說類。過去時代人們對筆記小說與通俗小說并沒有明確的區(qū)分，把通俗小說稱之為“雜記”，大約也可能。如果是這樣，如前所說，善諧劇者的雜記非《西游記》則不足以當之了。張靜二的“孤證”說不嚴密，看是什么“證”?！督鹌棵贰返淖髡唛L期議論紛紛，及至發(fā)現(xiàn)了《詞話》本，欣欣子序說作者乃蘭陵笑笑生，也是“孤證”，但人們毫無疑問的接受，只是其真名為誰某，須在“蘭陵笑笑生”的基礎上尋覓而已。所以，如果承認天啟《淮安府志》編撰者是把吳承恩的《西游記》與“雜記”聯(lián)結起來談的，就不能講什么“孤證”，游記類的東西既不需要“善諧劇”者來寫，也難于因而“名震一時”。天啟《淮安府志》編撰者是當時當?shù)厝耍肮伦C”也可以“立”。

其次，談今見明刻本《西游記》沒有署作者為誰某的問題。這要從三個方面來看：

第一，中國古典通俗小說在刻本上不署作者名字的盡多，豈獨《西游記》？著名的《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以至《鏡花緣》等皆如此。這些著名說部的作者名字（真名或筆名），有的由別人序文道出，有的從作品行文中透露，有的見其他記載。今天的人們對它們的作者為蘭陵笑笑生、吳敬梓、曹雪芹、李汝珍無異議。吳承恩乃百回本《西游記》的作者，由第一個問題的查考與分析，應該說它與《金瓶梅》等作品一樣，對它沒有在刻本上署名，可以不必大驚小怪。

第二，今見的萬歷二十年世德堂本雖然沒有署作者名，陳元之的序卻透露出作者為何等樣人的消息。此人與吳承恩的身份恰合。陳元之的序說：“（《西游》）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蛟唬?#39;出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边@說明萬歷二十年時《西游記》作者為誰某是有傳說的。首先曰是一位某藩王府的八公之徒，其次曰是王自制。俞平伯據(jù)此說“若說姓吳的雖非'天潢'，卻大可以做'八公’的，此固可通，奈拿不出證據(jù)來何？志上只說吳承恩做長興縣丞而已。”俞老的文章發(fā)表于1933年，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已把《射陽先生存稿》排印出版，可惜俞老當時沒有仔細檢閱吳國榮的跋。俞老今天或許己放棄此說了。荊府紀善不等于淮南王劉安手下的八公（門客），但明代藩府的紀善，雖云“掌諷導禮法，開諭古誼及國家恩義大節(jié)，以詔王善”（《明史》卷七十五《職官》四）。實際是封建國家安排的閑員，和王府門客沒有實質區(qū)別。陳元之說的“八公之徒”應包括紀善類閑官的吧。陳元之的信息未必就是“《西游記》作者乃荊府紀善吳承恩”，惟是王府的“八公之徒”則似無疑。由此，這也是吳承恩同時代人的記錄，為《西游記》作者是吳承恩添一重要佐證。⑥ 吳承恩有荊府紀善之補，雖未到任（后邊還具體談未到任的問題），他自己和別人都有認定（近年在淮安挖出吳承恩棺材擋板有“荊府紀善”字樣，是他自己認定自己的終銜是“荊府紀善”），當時不少人是知道的，傳言帶著翅膀飛翔，陳元之有所聞，筆之于《西游記》序上。所以，我以為明刻《西游記》未署作者姓名，吳承恩逝世十年左右的萬歷二十年陳元之隱約言之，是可以作為吳承恩作〈西游記》有力證據(jù)之一的。

第三，明刻本《西游記》又都署“華陽洞天主人校”，對此須加意研究。陳元之的序說：“舊有敘，余讀一過，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庇纱丝梢宰C明萬歷二十年的世德堂刻本，并非《西游記》的初刻，陳元之沒有說什么傳抄本的話。⑦ 因而這位華陽洞天主人并不是萬歷二十年世德堂刻本的校者。我們如果翻一翻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就會看到凡某種小說有校者字樣的，多是初刻。萬歷二十年重刻《西游記》時把初刻的校者照樣錄出。張靜二說：“只是《西游記》初版時，華陽洞天主人等與該書有關的人士不知撰者確實是誰?！彼瓢咽赖绿帽井斪鞒醢?，把華陽洞天主人當作是萬歷二十年校世德堂本的人士了。據(jù)汪浚和我的查考，華陽洞天主人是吳承恩好友、有明一代宰輔李春芳的別號。⑧ 其證據(jù)是：（1）號華陽洞天主人者應是句容人（一般看法皆如此）。李春芳的祖籍是句容，五世祖由句容徙興化（申時行《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李公神道碑銘》，《賜閑堂集》卷二十一）。清代的句容縣志都收李春芳。（2）李春芳可能別號華陽洞天主人。吳承恩于李春芳狀元及第時贈詩有句：“移家舊記華陽洞，開館新翻太乙編?！保ā顿浝钍刺贰罚c出了李春芳與華陽洞的聯(lián)系。羅洪先也在李春芳狀元及第后贈詩，說：“曼倩金門身是隱，自沙衡岳老難忘。”（《贈李石麓殿撰》，《念庵先生集》卷二十二）兩句指李春芳與李的老師湛若水，以東方朔比李春芳，直是說李春芳別號為華陽洞天主人的了。東方朔別號華陽洞主，見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二《玉壺遐覽》?？梢娏_洪先知道李春芳狀元及第前曾有“華陽洞天主人”這個別號。（3）李春芳與通俗小說有關一事，明末熟被人知，《西游記》刻本所以要特意標上校者華陽洞天主人，不過以李春芳的名頭為號召以增重書籍的聲價而已。這樣的推斷雖無直接根據(jù)，也非完全瞎論。正德五年有位福建海陽的李春芳（弘治十五年進士，官御史、順德知府），他給《精忠錄》作的序，《武穆精忠傳》小說即以此序移置為小說的序。今見明末萃錦堂本的《武穆精忠傳》的該序竟署為“ 口口及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口口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海陽李春芳謹撰”（據(jù)大連圖書館藏本）。驢頭不對馬嘴。蓋非誤會也，乃是刻書人知道李春芳與通俗小說的關系，故意這樣竄改，目的也是為了增重書籍的聲價?！?我從三個方面論證了華陽洞天主人是吳承恩的好友李春芳，假如認為有點道理的話，則所謂明刻本《西游記》的不署作者名而只有校者一節(jié)，實不足以否定吳承恩的撰著權，倒反而替吳承恩作了撰著權的印證。

再次，也談談《西游記》的所謂淮安方言問題。這個問題本來不那么復雜，現(xiàn)在變復雜了的原因是人們咬住吳玉搢、阮葵生、丁晏等淮安人士說“書中多吾鄉(xiāng)方言，其出淮人于無疑”（吳玉搢）；“觀其中方言惶語，皆淮土之鄉(xiāng)音街談，巷弄市井婦市皆解，而他方人讀之不盡然，是則出淮人之手無疑”（阮葵生）；“今記中多吾鄉(xiāng)方言，足征其為淮人作”（丁晏）。因而聲言：必須確切地證明了百回本中的方言是淮安方言，百回本《西游記》為吳承恩所作這一點才能獲得有力的旁證。于是章培恒同志的文章用二分之一的篇幅仔細分析《西游記》的方言，論證它主要不是淮安方言，反而是吳語區(qū)方言為多云云。其實，《西游記》中的方言不可能專屬之淮安，清初的黃太鴻說《西游記》“篇中多金陵方言”（《西游證道書跋》），證明書中的方言亦通于南京。吳玉搢和丁晏只是說“'多’吾鄉(xiāng)方言”，沒有說凡方言皆屬之淮安；阮葵生說得太絕對了，“皆”字不恰，過頭了。但阮葵生講得相當具體，書中的方言俚語，是淮安“巷弄市井婦市皆解”的，可見誰安的方言俚語，與金陵方言有共同之處，或許與吳語區(qū)方言也如此的吧。不能設想南北交通要道，八方商賈云集的淮安，其方言，只能是本地獨有。明代的東南沿海地區(qū)，人口密集，經(jīng)濟發(fā)達，各地互相交往為經(jīng)常，與某一閉塞的地區(qū)不同。因而這一帶（編者按：原文為“代”）的方言詞語在較大范圍內是共同的。我們在《西游記》書本上接觸的是方言詞，至于該方言詞的音調則不得而知。想象之中的明代，由于地域的關系，方音的差別可能比方言詞差別大。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我們又應該考慮到吳承恩常跑南京，在嘉靖初年即與吳人文征明、王寵等交往，到蘇州與文征明同泛石湖，等等，他的口頭生活用語夾雜點吳語區(qū)方言詞也是可能的。近幾年學術界對《金瓶梅》、《紅樓夢》語言的南北之爭（山東話與蘇南話；北京話與蘇南話）就說明了同樣的問題。同一詞語，北方人看是北方話，南方人看是南方話；山東人看是山東話，蘇南人看是蘇南話。毫不奇怪，就因為它們之間有共通的地方。我是北方人，對吳語不熟不懂，但在章培恒同志所舉明顯的吳語區(qū)方言的第十項“安”字，我看起來卻是遼寧的地道方言，這可怎么解釋呢？其第八項的“掆”字，也是遼寧常用的，農(nóng)民常說。我想，今天南北交往更加頻繁了，有些所謂的方言，已經(jīng)不“方”了。明代的淮安與蘇南的關系也可能如此。談《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不同看法的人們不免在“是”和“否”上事先有主觀選擇。言“否”的章培恒同志看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西游記》（1980年第2版）的注釋提到淮安方言七條，其中只有三條詞語可以算作真正的準安方言，因而說吳玉搢的“多”字和阮葵生的“皆”字不確切（這是對的），進而多方引某些方言云是吳語區(qū)方言，證明《西游記》非吳承恩作，恐也欠圓到。言“是”的我與章培恒同志相反，認為如果《西游記》真有蘭條方言獨獨屬于淮安，那么倒是對《西游記》乃吳承恩作提供了堅實有力的旁證，因為這是非淮安人辦不到的。言“否”的章培恒同志看到百回本《西游記》把《永樂大典》載的《西游記·夢斬涇河龍》中，“吊下一只龍頭來”的“吊下”改為“落下”，認為其改是吳語區(qū)人習慣于用吳語的表現(xiàn)；言“是”的我便糊涂了，怎么“落下”一詞只是吳語呢？“無邊落木蕭蕭下”恐與“落下”一詞有直接關系，有點文約約的氣味，也取得了普通話的資格，不只是吳語區(qū)方言也。百回本《西游記》作者之改“吊下”為“落下”，得不出作者便是吳語區(qū)人士的結論的。——— 總之，在《西游記》的方言問題上做點文章可以，把它當作頭等問題對待，非此即彼，搞得復雜或絕對，都無助于研究作者為誰某的解決。從現(xiàn)有情況看，說多淮安方言，雖不夠十分確切，還可以；說不但不能證明百回本的作者是淮安人吳承恩，倒反而顯出百回本的作者可能是吳語方言區(qū)的人，則和阮葵生的“皆”字有類似之點，太絕對了。

最后，對《千頃堂書目》載吳承恩《西游記》于史部輿地類表示點看法?！肚ы曁脮俊匪d，研究者是注意到了的，不過把這當作黃虞稷的誤載罷了（劉修業(yè)先生給劉懷玉的《射陽先生存稿?；\》未刊稿寫的“后記”中便表示了這樣的看法）。杜德橋對此生疑，章培恒同志則似先由此而生發(fā)出對吳承恩《西游記》性質的疑，進而連同對百回本《西游記》其他問題的疑，提出了百回本《西游記》是否為吳承恩所作的問題。確實，《千頃堂書目》明確著錄吳承恩《西游記》于史部輿地類，天啟《淮安府志》著錄的吳承恩《西游記》又沒有直白地明確它的性質，兩兩相權，似百回本《西游記》與吳承恩《西游記》并非同一部書的說法更處于有理地位。這樣，若想辨其非，惟一的途徑是“破”（證天啟《淮安府志》的著錄為百回本《西游記》是“立”）。我的看法的第一點是黃虞稷著錄吳承恩《西游記》沒有目驗，是見書名想當然的誤載。能不能說《千頃堂書日》著錄的明人典籍，皆“黃虞稷所收藏的圖書”呢？不能，毫無疑問的。前人已說過《千頃堂書目》與焦竑的《國史經(jīng)籍志》相同，是為了給編《明史藝文志》做準備，非個人藏書目。張鈞衡的《跋》為了駁“《千頃堂書目》蓋即參?。ㄖ欤┠现俟珪慷荨?，舉錢謙益向黃虞稷借明人詩集例，說《千頃堂書目》“并非悉據(jù)舊目”。什么叫“非悉據(jù)舊目”呢？是說黃虞稷確實藏有許多明人著書，但也據(jù)舊目，只是“非悉”而已。章培恒同志引了張鈞衡的“非悉據(jù)舊目”一段話后，說“這就是說，《千頃堂書目》所著錄的，乃是黃虞稷所收藏的圖書”，誤解了張鈞衡的原意。《千頃堂書目》本身即有證明，其卷四史部國史類著錄從《太祖高皇帝實錄》到《嘉宗哲皇帝實錄》等十三朝《實錄》，說這些《實錄》皆黃虞稷私人藏有已很可疑（明末清初即能把明官修各朝《實錄》傳抄出來不大可能）；其卷十五子部類書類著錄了“《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就使人吃驚了，難道黃虞稷另收藏一部完整（按：今天的通常說法，《永樂大典》為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另有凡例、目錄六十卷）的《永樂大典》嗎？所以，《千頃堂書目》雖以私人堂名稱之，說它仍不過是焦竑的《國史經(jīng)籍志》而已，是合乎實際的。我推想（只能是推想）黃虞稷著錄吳承恩《西游記》于史部輿地類的過程是這樣的：他知道《長春真人西游記》是一部地理游記性質的著作（《千頃堂書日》卷十六著錄丘處機的《西游記》于“補元代道家類”，是由于連同丘處機《幡溪集》與《語錄》二起著錄所致），當他翻檢各方志的“文目”時，發(fā)現(xiàn)天啟《淮安府志》的《淮賢文目》載有吳承恩、《西游記》名目，便推而類之，把它著錄于史部輿地類去了（《千頃堂書目》卷六著錄天啟間修“宋祖舜《淮安府志》二十四卷”）。我的第二點看法是吳承恩不能寫一部游記的《西游記》。章培恒同志說“吳承恩是否有可能寫一部名為《西游記》的游記”？“有此可能?！币驗閰浅卸鳛榍G府紀善，“去荊王府赴任，乃是由東向西行”，可能“寫一部游記性的作品”，“名之為《西游記》”。我則認為無此可能。理由是吳承恩罷長興亟后，雖然有過荊府紀善一職的任命，他卻沒有到任，沒有由東向西去荊府的西游。關于這，最主要的根據(jù)是：給吳承恩《花草新編》作序的陳文燭（此人與晚年的吳承恩相交莫逆）和給吳承恩《射陽先生存稿》校刪并作序的李維幀（此人與吳承恩的表外孫丘度相知），一為湖北沔陽人，一為湖北京山人，他們的序都沒有講吳承恩到他們的家鄉(xiāng)省份湖北蔚州任過荊王府紀善，都說吳承恩、“僅”當過縣丞?！叭曛遗K骯終身，'僅’以貢為長興丞”（陳文燭）；“'僅’為邑丞以老”（李維幀）。一人一個“僅”字把別的什么都封死了，沒有給荊府紀善留絲毫余地。陳文燭是這樣描述他們間的交往的：“憶守淮安，汝忠罷長興丞，家居在委巷中，與不佞莫逆，時造其廬而訪焉。”（《花草新編序》）表明從隆慶四年（1570）至萬歷二年（1574）陳文燭守淮安的時間內，吳承恩僅是罷長興丞，家居在委巷中，無去荊府任紀善事。及陳文燭轉四川學政，于萬歷五年又回淮安任漕儲（漕運總督的副手），與吳承恩繼續(xù)交往。而當吳承恩逝世，給《花草新編》作序，竟說“'僅’以貢為長興丞”，最雄辯地說明吳承恩雖有荊府紀善的任命，卻沒有去荊府任職，而是退職家居了。這樣，他就不可能寫由東向西而行的游記《西游記》。能不能說，荊府紀善之補在前，丞長興在后，所以陳文燭、李維禎便各以“僅”宇講吳承恩的終銜？不能。今天人們知道吳承恩有荊府紀善之補，只見于吳國榮的《射陽先生存稿跋》，吳國榮敘述的口氣是：“顧屢困場屋，為母屈就長興倅，又不諧于長官，是以有荊府紀善之補?！笔挚隙?、明確，補刑府紀善在后。丞長興的時間乃在嘉靖末，隆慶初。⑨ 如此等等，可以說給吳承恩沒有去蘄州荊王府就職定了案，他之不能因之寫游記的《西游記》也有了十足的根據(jù)。

上邊是我不揣淺拙針對吳承恩為百回本《西游記》作者的懷疑，作出的辨釋。我總的意見是：天啟《淮安府志》的《淮賢文目》著錄的吳承恩《西游記》是指百回本小說；明刻《西游記》雖未署作者名，卻由陳元之的序透露出作者是“八公之徒”，與吳承恩身份合，其校者華陽洞天主人是吳承恩友人李春芳，證明作者是吳承恩。這幾點論證是根本性的，如果站不住腳，整體就有塌臺的危險。方言問題，《千頃堂書目》的著錄問題，我的辨析如有道理，可以為前兩個根本性問題提供重要佐證。至于章培恒同志提到的吳承恩作有《二郎搜山圖歌》，淮安府屬有云臺山水簾洞，吳承恩作有《禹鼎志》，等等，無關大體，它不能成為是或否的根據(jù)。大前提定下來了，百回本《西游記》能證明是吳承恩作的了，則《二郎搜山圖歌》、《禹鼎志》、云臺山的水簾洞，會跑來烘托百回本《西游記》；否則，只能給作過游記《西游記》的吳承恩涂點色澤。

無意堵死重新探索百回本《西游記》作者是否吳承恩問題的路，我以為除了在是否吳承恩問題上作論證外，可以尋找另外作者。章培恒同志提出桂馥《晚學集》卷五《書圣教序后》的附記說“許白云《西游記》由此而作”一語，“值得研究”，也是應該的。挖一挖許白云的根底，有助于問題的解決。但我頗疑桂馥所指即清人通常認為的丘處機作《西游記》一事。今北京宣武區(qū)廣安門外濱河路的白云觀，即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九年安置丘處機的長春宮，后來改稱白云觀，其丘祖殿有丘處機的塑像，據(jù)說塑像下埋葬著丘處機的遺骨。丘處機住白云觀（原稱長春宮）猶之唐玄吳住大慈恩寺。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簡稱《慈恩傳》，似即以“慈恩”稱玄奘。又丘處機住長春宮可以稱丘長春，以此類彼，是不是過去人們可以把“白云”二字代丘處機呢？是不是刻本《晚學集》不知什么原因把稱呼丘處機的什么“白云”誤成許白云了呢。助成我瞎想的是《晚學集》卷六《與龔禮部麗正書》提到白云觀：“白云觀有《道藏》全本，就觀中繙披，于儒書多所推證，不可謂非鉤沉探微之助也。”我又想，比曹雪芹還晚的桂馥未必能發(fā)二三百年明清人士未發(fā)之覆（盡管他是個有名的樸學家和戲劇作家），他未必凌越前人知道了百回本《西游記》是一位名叫許白云的所作。⑩

原刊《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5年第1期

注釋

①1949年前學術界懷疑《西游記》為吳承恩所作的當尚有其人，以未能遍事搜求，只能舉俞平伯一例。葉德均《西游記研究資料》（《戲曲小說叢考》卷中）說：“天啟《淮安府志》卷十九《藝文志·淮賢文目》、康熙《淮安府志》卷十二均著錄吳承恩、《西游記》，此《西游記》是否即通俗小說，不無可疑。”葉氏此說發(fā)表在1948年前。然而葉氏接著說：“但在尚無確證可以推翻吳作說之前，仍不妨認他為《西游記》的一個修訂者。”從而葉氏補充了一些吳承恩的生平資料，這樣，就不能把葉德均算作合認吳作的人士。

②田中嚴的意見系據(jù)張靜二文章的轉述，非原話，所以不打引號內下凡據(jù)轉述者皆同。

③吳玉搢《山陽志遺》卷四的這一段話“必有所本”下邊還有兩句：“或云有《后西游記》，為射陽先生撰?！边@“或云”很值得注意。《后西游記》固然和吳承恩沾不上邊，但說明吳玉搢當時（康乾之際）的準安，有吳承恩作百回本《西游記》以至《后西游記》的傳說。吳玉搢后吳承恩一百多年，他之視明嘉、隆、萬，猶之今天人們看太平天國或鴉片戰(zhàn)爭，當時淮安人對吳承恩的傳說，與今天淮安人傳說吳承恩怎樣作《西游記》等等．不能等量齊觀，其真實度要濃。

④清人評《西游記》及其作者，也多注重“滑稽”這個特點。張含章《通易西游記正旨自序》：“則《西游記》之作也，獨何心哉？豈以經(jīng)傳詩文中，人每捍格難人，故詼諧游戲，使人優(yōu)游于其中，興觀群怨，事父事君，將以仿乎《詩》教耶？”劉一明《昔游原旨序》：“其書闡三教一家之理，傳性命雙修之道。俗語常言中，暗藏天機；戲虐笑談處，顯露心法。”

⑤關于天啟《淮安府志》卷十六的幾句話，胡適在《<西·游記>考證》一文中據(jù)魯迅抄給他的材料作如下標點：“復善諧劇，所著雜己幾種名震時。”他在這兩句話每一個字旁邊都打了重點號（見1928年l1月亞東圖書館《胡適文存二集》收《考證》）。今天人們則在“幾種”下逗開，與胡適所標意思無差別，總之，與吳玉搢的看法同。魯迅送給胡適的原件今未見。1922年8月14日魯迅給胡適的信說：“關于《西游記》作者事跡的材料，現(xiàn)在錄奉五紙，可以不必寄還?！笨梢哉J定胡適的標點原出自魯迅。

⑥把陳元之提到的“八公之徒”作為《西游記》乃吳承恩作的依據(jù)，是學術界已有的看法。柳存仁《跋唐三藏西游釋厄傳》（《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南、北、東三游提要后的“附錄”）：“近人已經(jīng)考據(jù)自吳承恩的晚年曾補荊王府紀善，并可能代荊王撰過些文字，不過正確的年代卻不易知道。我很疑心這里所說的'天潢何侯王之國’及'出王自制’都暗示指荊王，或者《兩游記》的稿本先由荊王看過了。才由王府流布出來，都未可知?！迸d按：盛于斯《休庵影語》的《西游記誤》條：“余幼時讀《西游記》，至'清風嶺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談詩’（引者按：《西游記》第六十四回的回目作'荊棘嶺情能努力，木仙庵三藏談詩’），心識其為后人之偽筆，遂抹殺之。后十余年，會周如山云：'此樣抄本，初出自周?。笆阼鲿r，訂書，以其數(shù)不滿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盛于斯的記敘周如山語，是與陳元之相呼應的。我的看法是：這也是明末關于《西游記》出于“八公之徒”的傳說．值得特別注意，不過云出自周府罷了。周藩在開封，疑《西游記》非吳承恩作的人們，倒可以據(jù)此線索追查它的“真實”作者。

⑦據(jù)我考證，吳承恩作《西游記》可能在他的中壯年時期（見《吳承恩年譜》和《吳承恩小傳》），因此不妨認為嘉靖年間《西游記》已刊版行世（至晚是他生前的萬歷初）。

⑧汪浚文《吳承恩與〈西游記〉》，見鄭振鋒主編的《文藝復興》雜志“中國文學專號”（下）；我的意見載《文學遺產(chǎn)增刊》第十輯《關于〈西游記）的幾個問題》一文及《吳承恩年譜》嘉靖二十一年項下。

⑨吳承恩丞長興的時間等節(jié)，可參看拙著《吳承恩年普》嘉靖四十五年至隆慶二年項對此問題的考證。

⑩關于桂馥說許白云作小說《西游記》事，前人和并世人士注意到，并有評論。平步青說許白云的《西游記》“當別是一書”（《霞外招屑》卷九《小棲霞說稗·西游記》）；魯迅則說“世既妄指《西游記》小說為丘處機作，此（按：指許白云說）又誤為許謙”（《小說舊聞鈔》引桂馥語的按語）；張靜二把桂馥此說與俞樾的“不如托之宗助”、王之春的“相傳此書為孝子所作”等合在一起，評為“都難以令人采信，只能聊備一說而已”。謹按：桂馥《晚學集》生前沒有出版，原來的稿本，經(jīng)桂馥“于自涂乙，幾不可辨”，孔憲彝進行整理準備出版時認為誤的，曾“略加勘正”（孔憲彝《晚學集后序》）。如果是把丘“白云”，誤成了許白云，就可能是因此等過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