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哲學之九：革命派與改良派2

3.有關民眾作用問題的沖突

改良派反對革命、反對把民主自由權利交給人民的一條重要理由，就是認為人民群眾是愚昧無知的群氓，認為當時中國的國情是" 民智未開" 、" 公理未明" 、" 舊俗俱在"。康有為明確指出：" 若我中國萬里地方之大，四萬萬人民之眾，五千年國俗之舊，不獨與美迥絕不同，即較于法亦過之絕遠。以中國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躍而直人民主之世界，……其必不成而墮溺，乃必然也。" (《各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在這樣的國情下，如果妄倡革命，不僅民主自由不可得，而且必然引起暴民騷動，結果將是" 洪水橫流，不可向爾。如醉迷藥，如飲狂泉。" (同上）不僅社會秩序蕩然無存，而且還會招致亡國滅種。因此，他們咒罵革命派是" 摭拾……嘜喀(即馬克思）等架空理想之唾余，……以博一般下等社會之同情，翼賭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獄囚之悉為我用，懼赤眉、黃巾之不滋蔓而復從煽之。" (粱啟超：《開明專制論》）革命派在回擊改良派的上述觀點時，列舉了大量歷史事實，來論證歷代專制王朝的覆滅" 舍權貴纂位，藩鎮(zhèn)跋扈，外族入侵之外，皆亡于人民之革命。"(《革命橫議》，《民報》第三期）出身傭耕的陳勝，興于隴畝的劉秀，起自佃民的鄧茂七等人，雖然他們所圖的大業(yè)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但都充分證明" 中國之農(nóng)夫，非不足以圖大舉。" (劉師培：《悲佃篇》、《民報》第十五期）

革命派指出，被世界各國推尊為英雄豪杰的華盛頓、拿破侖，實際上只是當時拋頭顱灑熱血的無數(shù)無名的華盛頓、拿破侖(即民眾）的代表；一個華盛頓、一個拿破侖的功業(yè)，正是源于百千萬億兆華盛頓、拿破侖(民眾）的支持。" 今日之中國，故非一華盛頓、一拿破侖所克有事也。然必預制造無量無名之華盛頓、拿破侖其庶乎有濟。" (鄒容：《革命軍》）革命派的著名人士朱執(zhí)信還明確把勞動大眾規(guī)定為民主革命的主體：" 政治革命之主體為平民，其客體為政府。社會革命之主體為佃民，其客體為豪右。" (《論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并行》）

不過，總的來說，革命派對勞動人民在社會歷史發(fā)展中的作用的認識仍是不科學的。他們并沒有認識到物質(zhì)生活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是決定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最基本的活動，因而也無法認識勞動人民是創(chuàng)造歷史、推動歷史向前發(fā)展的最根本的力量。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這場大論戰(zhàn)造就了以鄒容、陳天華為代表的大批青年革命理論家和宣傳家，他們?yōu)樵谥袊鴤鞑プ杂擅裰魉枷胱鞒隽瞬豢赡绲呢暙I。

鄒容(1885-1905 年），字蔚丹，四川巴縣人。17歲赴日本留學，參加留日學生的愛國運動。1903年回上海后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組織的革命團體" 愛國學社" ，在帝俄加緊侵略中國的刺激下，撰寫了闡述民主革命的著名著作《革命軍》，章太炎為之作序，一時引起轟動，旋因此同章太炎一起被清政府投入監(jiān)獄。1905年病逝于獄中，年僅20歲。

鄒容在這部著作中首先宣傳了盧梭等人的天賦人權論，并以此為武器，筆鋒犀利地批判了封建專制制度。他認為，人類最初，無人不自由，無人不平等，無所謂君臣關系。被上古時代的人民尊之為君的堯、舜、禹等人，都是能為全體同胞謀利益、盡義務的人，因而他們實際上不過是" 一團體之頭領" ，人民仍享有自由、平等的權利。后來，" 民賊獨夫，大盜巨寇，舉眾人所有而獨有之，以為一家一姓之私產(chǎn)，而自尊曰君，曰皇帝" (《革命軍》，下引均見此書）。結果，天下人喪失了自由和平等，淪為獨夫民賊的奴隸。中國的二十四朝史，實質(zhì)上是一部大奴隸史。

接著，鄒容把批判的鋒芒直指清王朝，揭露它260 多年來的種族壓迫、專制統(tǒng)治、賣國投降，把中國推上亡國滅種之途的種種罪行，指出中國要想與世界列強并雄、長存于20世紀新世界，唯一的出路就是以英、法、美為榜樣，奮起革命，" 共逐君臨我之異種，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復我天賦之人權。" 他以滿腔的激情謳歌革命："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 在這內(nèi)患外侮的生死關頭，舍革命別無他途：" 革命革命！得之則生，不得則死。" 他的這些觀點，猶如雷霆之聲震撼了人們的心靈，激發(fā)了人們的覺悟。

鄒容認為，通過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反動統(tǒng)治、鏟除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制度之后，應該建立一個獨立自主和民主自由的" 中華共和國。" 在這個共和國里，全國人民不分上下貴賤，男女老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言論、思想、出版等自由的權利；參照美國憲法來制憲，公舉議員及總統(tǒng)。他還提出：" 無論何時，政府所為，有干犯人民權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舊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樂之心。"

陳天華(1875-1905)，原名顯宿，字星臺，一字思黃，號過庭子，湖南新化人。1903年赴日本留學。他最有影響的兩本小冊子《猛回頭》和《警世鐘》就是在東京撰寫的。1905年，同盟會成立，他擔任書記和《民報》的編輯。不久，日本政府在清王朝的要求下頒布了取締中國留學生規(guī)則，企圖限制和扼殺革命活動。陳天華憤然寫下《絕命書》，投海自殺，以示抗議，年僅30歲。

陳天華著重宣傳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革命愛國思想。他沉痛悲憤地指出，在帝國主義強盜的瘋狂侵略下，中國人民已經(jīng)完全喪失了獨立和自由，兄弟姐妹被洋人斬殺奸淫，錦繡河山被強盜瓜分吞食，中華民族已入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因此，他大聲疾呼全國各階層人民迅速覺醒，團結起來，齊心協(xié)力，為捍衛(wèi)民族的生存權利同帝國主義強盜作拼死苦戰(zhàn)。他堅信，只要萬眾直前，子而孫，孫而子地拼死戰(zhàn)斗，前死后繼，百折不回，就一定能把帝國主義強盜趕出中國，并把中國建成一個獨立、富強的國家。

陳天華把反帝與革命緊密結合在一起，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但要革帝國主義的命，就必須推翻賣國投降的清王朝。他深刻揭露了專制腐敗的清政府勾結帝國主義、共同壓迫中國人民，出賣人民利益的反動本質(zhì)，指出清政府早已把中國的" 財政權、鐵道權、用人權，一概拱手送與洋人。洋人全不要費力，要怎么樣，只需下一個號令，清政府就立刻奉行。" (《警世鐘》）因此它已成了" 洋人的朝廷" (猛回頭》），成了帝國主義鎮(zhèn)壓中國人民愛國運動的最馴服的工具。他由此得出結論：" 我們要想拒洋人，只有講革命獨立，不能講勤王。" (《警世鐘》）同鄒容一樣，陳天華也主張革命勝利后不能再蹈君主專制的覆轍，而應順應世界歷史的潮流，建立共和的" 民主政體" (《論中國宜改創(chuàng)民主政體》）。他的著作和言論極大地激發(fā)了民眾的反帝愛國熱情，對中華民族的覺醒起了重要的啟蒙作用。

革命派與改良派的這場大論戰(zhàn)，既是維新運動以來社會思想解放的繼續(xù)，更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哲學革命。論戰(zhàn)最后以革命派的勝利和改良派的失敗告終，從而不僅在思想理論和社會心理層面上為辛亥革命作了準備，而且對后來的" 五.四" 新文化運動產(chǎn)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