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之背景

第一節(jié) 17～19世紀中葉的日本與世界

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問題，作為中日近代關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一個側面，可謂紛繁復雜、撲朔迷離。其中諸如經(jīng)歷了200余年鎖國體制的日本，為何會在明治維新不久后便重啟停滯千年的對華派遣留學生等問題，僅從日本或中國的近代史著眼，很難一窺究竟。對此，不妨拓寬研究視野，從17世紀以來東亞世界對西力東漸的因應與互動中尋找答案。

對于東亞而言，17世紀上半葉是一個充滿變革的時期。不僅居于中心地位的中華帝國明清鼎革，改朝換代；幾乎與此同時，日本也結束了自應仁之亂（1467～1477年）后的百年戰(zhàn)亂，由德川幕府完成了統(tǒng)一。此時的日本在政治格局與社會心理上皆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德川幕府的建立不僅使日本群雄割據(jù)的政治格局重新洗牌，最終實現(xiàn)統(tǒng)一，也讓民眾看到了休養(yǎng)生息，過上穩(wěn)定生活的希望。于是，德川幕府建立起相對集權的中央政府，開啟了江戶時代長達260余年的太平之治。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歐洲人闖入了東亞。早在16世紀初期，以葡萄牙人為首的歐洲人就企圖進入東亞貿(mào)易圈。1511年，葡萄牙人占領了明冊封國馬六甲并建立商館，向明要求通商。明朝政府認為葡萄牙人是新型倭寇，稱之為佛郎機，拒絕了他們的請求。但葡萄牙殖民勢力仍不斷東擴，對中國沿海地區(qū)進行武裝挑釁。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大批葡萄牙人進入澳門，并于1582年（明萬歷十年）與明王朝簽訂澳門借地協(xié)約。與此同時，他們也將日本作為貿(mào)易目的地之一。1543年，搭載葡萄牙人的帆船漂流至日本種子島，火槍首次傳入日本。后來，葡萄牙人從事起中日間的貿(mào)易，為日本運輸必不可少的生絲等物資。1549年，得到葡萄牙政府支持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抵日傳教，揭開了基督教在日傳播的序幕。除葡萄牙外，荷蘭、英國等新興海洋強國隨后也紛至沓來，至17世紀上半葉歐洲國家從事的海上貿(mào)易及一同攜帶入境的宗教來勢兇猛，大有“以夷變夏”的趨勢。

對于歐洲各國的來航及貿(mào)易要求，東亞國家大多抱有戒心。一方面，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模式使其對海上貿(mào)易興趣不足；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入境傳教也與其以傳統(tǒng)儒學為核心的文化價值體系相抵觸，并助生警惕心理。其中，日本對待這一問題的態(tài)度更為復雜。相較于中國、朝鮮，日本更為重視海上貿(mào)易帶來的巨大利益。加之幕府成立初期，急于向外國宣示政權更迭并建立關系。于是，在追求貿(mào)易利潤和建立國家關系的兩大欲求驅使下，幕府初期采取開國政策，并未對西方國家的海外貿(mào)易做過多限制。不過，在日漸強大的基督教勢力（特別是已皈依基督且反對幕府的居于九州的“西國大名”）對幕府統(tǒng)治形成威脅后，國內(nèi)禁教活動隨之展開。1612年（慶長十七年），幕府下達基督教當時東亞的大環(huán)境中把握，可以看作東亞國家應對西力東漸時普遍采用的出入境管理體制，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當然，這基本阻斷了日本人出國留學、經(jīng)商等的渠道，限制了日本與外部世界的文化和商貿(mào)交往。

其實，“鎖國”不過是個形象的說法，日本從未中斷與外部世界的聯(lián)系。就外交政策而言，幕府奉行“朝廷歷世之法”，即不與唐山（中國）、朝鮮、琉球、紅毛（主要指荷蘭）之外的國家保持通商、通信關系，但仍保留四口與以上國家、地區(qū)通商。即從南到北依次是：由薩摩藩與琉球、長崎與中國及荷蘭、對馬藩與朝鮮、松前藩與阿伊努進行通商貿(mào)易。這四口成為重要的物資、信息交流通道，其中尤以長崎為重。

一方面，經(jīng)由長崎，不僅來自中國的物資、書籍通過中國商人的海上貿(mào)易源源不斷地傳入日本，極大地推動了江戶漢學的發(fā)展，承載著西方科學的“蘭學”也在日本生根發(fā)芽。幕府依仗素有“海上馬車夫”之稱的荷蘭的運輸能力，不得已與其保持通商關系，這為日本提供了接觸西方的窗口。特別是至18世紀初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緩和禁書制度，引進西方學術后，在“蘭學”的名義下，西方醫(yī)學最先傳入日本，繼而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天文學、窮理學（當時對物理學和化學的總稱）、地理學等也開始在日本植根。同時，作為當時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朱子學在日本化過程中所形成的對自然與人的獨特認識，也為“蘭學”在日本興起及獲得更大規(guī)模發(fā)展提供了可能。于是，經(jīng)由長崎，西方的近代科學傳入日本，形成漢學以外的另一套知識體系，為后來明治政府“求知識于世界”，全面學習西方奠定了基礎。

另一方面，海外情報也經(jīng)由長崎傳入日本。幕府規(guī)定由長崎入港的中國及荷蘭商人必須向長崎奉行報告海外消息。這種報告統(tǒng)稱“風說書”，其中中國商人的報告稱“唐風說書”（又稱“清商口單”），荷蘭商人提供的叫“和蘭風說書”（又稱“阿蘭陀風說書”），此外還有擔任翻譯的通事根據(jù)外國商人的口述或摘譯外國報刊新聞編成的“別段風說書”（即“特別風說書”）。這成為幕府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情報來源，對后來日本積極應對外界變革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總之，在17～19世紀中葉，日本雖處于鎖國體制，但仍關注著世界的變動。隨著西力東漸的不斷推進，一場深刻改變東亞歷史走向的巨變即將上演。

第二節(jié) 西力東漸與日本向海外派遣留學生的開始

就在日本通過海禁暫時維持國內(nèi)安寧的同時，外部世界的局勢發(fā)生了巨大變化。進入18世紀后半期，隨著大航海時代接近尾聲，歐洲諸國實力此消彼長，葡萄牙、荷蘭已今不如昔，英、俄等國實力大增，與東亞國家的接觸、摩擦相應增多。對于幕府而言，維持鎖國體制，不與傳統(tǒng)交往對象外的其他國家產(chǎn)生瓜葛，已變得越來越難。正如有學者所說，“至18世紀后半葉，日本列島已不知不覺地逐漸進入東西世界文化共時性的圈內(nèi)，或者說被吸引進入了這個圈中”。

其實，是時日本已感受到來自不斷推行南下政策的俄國的威脅。1778年（安永七年），俄國首次來到被日本視為自己勢力范圍的本州島以北的蝦夷地區(qū)，要求與松前藩通商。隨后，俄國又于1792年（寬政四年）及1804年（文化元年）來日，強化通商要求。1806～1807年發(fā)生了俄國海軍軍官赫沃斯托夫、達維多夫襲擊蝦夷地，揚言若日本不接受通商貿(mào)易便派遣更多軍艦來日的事件，引發(fā)日俄首次軍事對峙。

國際形勢的變動雖使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如林子平）產(chǎn)生了危機意識，但大多數(shù)日本人堅信日本的鎖國狀態(tài)及200年來的太平生活仍將持續(xù)。幕府一面動員東北大名出兵，并加強海防；一面對俄展現(xiàn)強硬姿態(tài)，于1806年撤回對俄國船只的“薪水給予令”，1807年改為“俄國船打拂令”，即只要俄船接近日本，一律擊退，不準其靠港補給。不過，與俄國的爭端最終以俄國政府正式道歉而解決，日本人更加確信西洋國家不會襲擊日本，對外態(tài)度更加強硬，最終于1825年向全國下達了除中國及荷蘭船外，其他一切國家船只不得靠岸，否則予以攻擊的“異國船打拂令”，希望通過拒絕對外交往來繼續(xù)維持鎖國體制。

不過，西力東漸下的東亞變局刺激著變革的到來。1840～1842年中英間爆發(fā)的鴉片戰(zhàn)爭，拉開了西方列強武力打開東亞國家貿(mào)易大門的序幕。面對動蕩的東亞時局，長崎作為了解事態(tài)進展的渠道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早在1839年（天保十年），中國禁煙運動的消息就通過荷蘭商船提供的“和蘭風說書”匯報給長崎奉行。1840年后，荷蘭商人的報告中也常涉及中國鴉片戰(zhàn)爭的消息。而中國商人提供的“唐風說書”則提供了更為直接可靠的信息。據(jù)統(tǒng)計，現(xiàn)存1840～1844年間的“唐風說書”就達19件之多。這些材料詳細介紹了戰(zhàn)爭的起因、戰(zhàn)事進展及中英談判的情況。

中國的戰(zhàn)敗對近代日本的轉型影響巨大。一方面，中國不敵西洋國家堅船利炮直至割地賠款，這對日本而言可謂“天賜前鑒”，為其敲響了警鐘。東亞第一帝國敗北的消息對日本各界的沖擊力不亞于一場地震。1842年6月22日，新任荷蘭商館長告訴長崎的荷蘭通事另一個驚人的消息：英國欲打開日本貿(mào)易大門，若日本應對無禮或拒絕通商，將調集正在廣東的英軍軍艦來日，不惜與日一戰(zhàn)。所謂“應對無禮”，當指日本的“異國船打拂令”。為此，時任老中水野忠邦在一個月后的7月23日宣布撤銷“異國船打拂令”，代之以準許船只靠岸補給的“薪水給予令”。這顯然是幕府得知清軍大敗于英軍，不想重蹈覆轍。不過英軍最終并未來日，繼任老中阿部正弘也開始接納攘夷論者德川齊昭的意見，再次摸索恢復“打拂令”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日本并未遭到英國襲擊說明了另一個問題，即正是中國吸引了西方列強的主要注意力，使其無暇轉攻日本，無形中為日本的應對贏得了時間。同時，西方國家的主要目標是中國而非日本，所以對待日本的態(tài)度也更為溫和。

就在鴉片戰(zhàn)爭結束的兩年后（1844年），荷蘭國王派來特使向幕府將軍呈交信件。信中一改過去堅持獨攬日本對外貿(mào)易的姿態(tài)，在提及鴉片戰(zhàn)爭后的世界形勢時，特別指出由于蒸汽船的發(fā)明，世界聯(lián)系更為緊密，建議日本若想規(guī)避與西方各國之紛爭以求自保，應放棄鎖國體制，與荷蘭之外的其他各國開展貿(mào)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