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能用財物、勞動來抵消犯罪者的刑罰，這是真的嗎

惡豬王520 202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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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小柴 校正/編輯：莉莉絲

全文約 26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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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雖然這只是一種樸素的法律觀念，但也說明了從古至今，人們一直都認為犯罪的人就應該承受其相應的懲罰。但與想象中不同，其實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一直活躍著一種能夠憑借財物或者勞動減除刑罰的制度——贖刑制度。

那么贖刑制度究竟是什么？其又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哪些影響呢？

贖刑制度是什么？

贖刑其實并不是一種刑罰，而是通過財物、勞動等方式，抵消犯罪者一部分罪責的制度。它雖然也屬于法律的范疇，但是卻不是一個獨立的刑種。因為其不能夠單獨的作用在罪犯身上，而需要配合一個如死刑、徒刑般的主刑，所以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執(zhí)行方式。

有人可能會認為贖刑與罰金制度差不多，因為都讓犯罪者付出了財物。乍一看確實如此，但是兩者還是有著本質的區(qū)別。罰金屬于財產刑，是主刑的一種，可以在實際情況下單獨的判處一個人以罰金刑。但贖刑僅僅只是一種替代，只能通過財物來減輕罪犯所要接受的刑罰，且不能夠單獨進行使用。

贖刑的種類

贖刑經過了漫長的歷史演變，種類變得非常多樣，適用的情況也很復雜。在這種情況下，將其做一個具體的分類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許多學者對其也有著不同的細分。但是從廣義來看，還是可以將贖刑分為身份贖和非身份贖兩種。

身份贖適用的主體是古代廣大的特權階級，包括官吏、地主等等。封建社會的人們自然不像現(xiàn)在一樣人人平等，雖然喊著“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但是本質上人還是分三六九等的，統(tǒng)治者們也需要給擁護自己的達官貴人們一個余地，以此讓其更加效忠。

于是身份贖的適用范圍越來越廣，從隋朝《開皇律》、唐朝《唐律疏議》到宋朝，身份贖的適用范圍從官員本身，擴大到官員的父母妻子，再到一些參加科舉的舉人。雖然范圍不斷擴大，但身份贖的適用者其實還是那些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

另一種適用于普通老百姓的就是非身份贖了。由于百姓數(shù)量更多、判案的情況更復雜，所以非身份贖需要繼續(xù)地細分。細分的方式多種多樣，本文將其繼續(xù)分為責任贖、主觀贖和疑罪贖。

現(xiàn)代社會有《未成年人保護法》，也會對上了一定年紀的老人從寬判罰，責任贖就是起到了這個作用。其適用的主體就是老人、小孩等一些欠缺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如唐朝時就規(guī)定七十以上的老人和十五以下的小孩，可以適用于贖刑。甚至如果是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和七歲以下的小孩，哪怕犯了死罪也是可以不予追究的?！洞竺髀伞分幸泊嬖谙嗨频囊?guī)定，其將老人和小孩按年齡分為幾檔，并且相應地適用于不同程度的贖刑。

主觀贖大致分為兩種情況，過失和自首。與現(xiàn)在的過失犯罪和犯罪后自首從寬判罰相類似，古代出現(xiàn)這類情況也會適用于贖刑。早在漢朝就有法律規(guī)定，自首的人適用“半贖”。在唐宋時期也有相應的法律規(guī)定，包括殺人在內的過失犯罪和自首，都可以依據(jù)其具體的情況減輕處罰。這種主觀贖也就是犯罪時沒有很強的主觀性，并且有悔罪意識。

疑罪贖其實顧名思義就是當罪犯不能夠完全確定，或者說是缺乏證據(jù)的情況下適用贖刑的一種情況。疑罪贖在古代許多朝代中都有明確的記載，比如隋朝《開皇律》、唐朝《唐律》、宋朝《斷獄律》等都有對于疑罪贖刑的規(guī)定。

贖刑制度對古代社會產生的影響。

1.經濟因素

贖刑的具體出現(xiàn)時期尚無定論，但有一種說法是根據(jù)《漢書·貢禹傳》的記載，“孝文皇帝時，亡贖罪之法”。由此推斷出，贖刑的出現(xiàn)大約位于漢武帝時期。而其出現(xiàn)的直接原因是“功大威行 ,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說白了就是皇帝好大喜功、講排場，導致國家經費出現(xiàn)不足的情況。為了解決緊張的財政問題，就出現(xiàn)了贖刑，利用犯人上交的財物解決燃眉之急。這既是贖刑出現(xiàn)的原因，也是其對古代社會帶來的影響之一，贖刑的確可以為國家?guī)斫洕系睦妗?/section>

刑罰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懲罰、教育罪犯，還需要考慮一定的經濟因素。其應該是要投入最小的經濟成本，以獲得最大的刑罰效益。但其實在我國古代，刑罰的實行成本是比較高的，特別是流刑和徒刑。國家為了維護司法機構的正常運行需要花費很多的資金成本，特別是還有監(jiān)獄等機構，需要支出很多的人力、物力、財力。而贖刑的出現(xiàn)，不僅可以帶來許多經濟收益，還大大減少了原本應該的支出。

在古代，最重要的除了錢估計就是勞動力了，而贖刑制度恰恰能夠為朝廷提供所需要的勞動力。因為常有犯了罪的青壯年交不起贖金，所以就會以勞動代替其所要交的贖金。

如秦朝“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錢；公食者，日居六錢”，就說明了如果犯人適用贖刑，是可以用勞動進行替代贖金的。這種類似的規(guī)定一直延續(xù)到了明清時期，而罪犯所要進行的勞動也種類多樣，有屯田、從事手工業(yè)、充當驛傳役等等，為國家解決了很大一部分勞動力的缺口。

2.思想因素

贖刑制度作為一種法律制度當然對當時的思想有著十分重大的影響。贖刑的實施最直觀的就是體現(xiàn)了一種恤刑思想。就像上文所說的非身份贖中的責任贖，通過對老人、小孩和一些弱勢群體在量刑上的照顧，就能夠看出贖刑制度對于當時的思想是存在有益影響的。漢代法律中就已經大量出現(xiàn)了恤刑思想的體現(xiàn)，到了明朝時期，恤刑思想的體現(xiàn)不僅在于對特定的人進行罪責贖免，還注重全面減少運用刑罰。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這句話出自《尚書·呂刑》，意思是處以肉刑、死刑的目的不是為了懲罰罪人，而是為了讓人們遠離犯罪，實現(xiàn)一種威懾的作用。早在先秦時期，人們就知道了刑罰的目的并不是懲罰，而是預防。其實這種思想與我們現(xiàn)代的刑罰觀念是一脈相承的。且現(xiàn)代還有一種刑罰可交易理論認為，在一些刑罰威懾程度相同的時候，可以將不同的刑罰進行替換，這也就是贖刑制度的理論基礎之一，也是贖刑制度對漫長歷史中刑罰文化產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