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的一個周末，我到國家圖書館參觀“曠世宏編 文獻大成——國家圖書館藏《永樂大典》文獻展”。此前，我剛剛獲贈長篇歷史小說《永樂盛世》（李碩儒、胡玉琦著）一書。所以，臨去之前，我特意翻閱了這部厚重的大作。隨即為其恢宏的氣勢和內(nèi)涵的張力所吸引了。這是一部以朱棣與鄭和的性格、命運為經(jīng)，以南下西洋、北征漠北、修《永樂大典》、遷都北京等歷史大事件為緯，繪制出的一幅永樂盛世的歷史畫卷。朱棣身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明朝的第三位皇帝，年號永樂。這位皇帝以其文韜武略，開疆拓土，維護了中國版圖的完整，加強了中外友好往來，開創(chuàng)了大明王朝的太平盛世，故后人稱之為永樂大帝。

       拜讀之前，我曾想，若要把這一歷史題材用小說形式表現(xiàn)出來，不但需要有駕馭這類大題材的工力，還需要下一番苦功夫的。通讀之后，我想說，兩位作家用文學(xué)的手法，出色地詮釋了這段為中華民族留下豐富文化遺產(chǎn)的歷史。這部書很值得一讀，

     《永樂盛世》全書重點塑造了兩個歷史人物：朱棣和鄭和；重點描寫了兩大歷史事件：鄭和下西洋和編纂《永樂大典》。而主導(dǎo)這段歷史進程的跨越，應(yīng)歸功于這位永樂大帝的先見之明和大智大勇。書中有關(guān)編纂《永樂大典》的描述雖說不及鄭和下西洋的那般詳盡，但也足以展現(xiàn)出朱棣治國的膽魄和睿智，理政的勤勉和眼光。

      書的開篇就為編纂《永樂大典》做了鋪墊。盡管朱棣一登基就忍痛殺了大儒方孝孺，大有“焚書坑儒”之勢，也讓天下的讀書人惶惶不可終日，但這只是朱棣在嚴峻的歷史背景下，為維護自身的皇權(quán)地位，所不得以采取的政治手段而已。他內(nèi)心深處，還是深知治理天下尚需依賴的賢臣：“武者，視運籌帷幄、開疆拓土為功業(yè)；文者，以著文銘志、匤扶天下為己任”。

    書中，朱棣與姚廣孝的一席談就道出了真諦：“朕殺方孝孺并不是與讀書人過不去，朕是恨他的迂腐，將讀書人的理智、思辨都丟了。他的學(xué)問只用來與朕為敵！”朱棣激動地望著天際說：“還是宋人張載說得好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這才是讀書人的大胸懷、大氣魄！朕欣賞這樣的讀書人，朕也將倚重這樣的讀書人！”

     朱棣編纂《永樂大典》倚重的就是這樣一群讀書人。永樂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命解縉、姚廣孝、王景、鄒輯等人纂修大型典籍類書。初始，朱棣并不滿意于大文人解縉最初創(chuàng)意編選的《文獻大成》僅入選了孔孟之學(xué)，嫌其眼界過窄、格局過小，隨即召集民間賢士學(xué)人，廣征天下藏書，并設(shè)立了文淵閣。至永樂二年（1404年）十一月編成《?文獻大成》，即《?永樂大典》，一舉囊括了炎黃子孫的歷代文明，可謂功德無量。

     我在“國家圖書館藏《永樂大典》文獻展”展廳一飽眼福，觀賞到國家圖書館藏《永樂大典》12冊，以及其他珍貴善本古籍、金石拓片、名家手稿和輿圖，各個時期《永樂大典》入藏國圖的檔案，以及不同時期出版的《永樂大典》影印本及海外收藏《永樂大典》影印本等。睹物思人，不禁想起《永樂盛世》書中編纂大典的生動描寫。朱棣不光知人善任，還親力親為，派人趕赴各地去征集書籍。當各地征書官員回朝秉報：浙江征書兩萬三千冊，江西征書兩萬一千冊，湖南征書一萬五千冊，河南征書八千冊，河北征書六千七百冊……他感慨地說：“難怪江南出才子，從征書數(shù)量也可窺其一斑?！迸d奮之余，他還移步龍案，揮筆題寫了“萬卷樓”。從這些細節(jié)描寫中，可以看出朱棣編纂《永樂大典》絕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出自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傳承的極端重視。也正是這種遠見卓識，使得《永樂大典》成為了中國古代編纂的一部大型類書，收錄入《永樂大典》的圖書均未刪未改，成為了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成為了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也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比十八世紀中葉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和《法國百科全書》要早三百多年。這部集天下學(xué)問之大成的曠世經(jīng)典《永樂大典》，足以驗證朱棣是內(nèi)外兼?zhèn)?，文武兼修，高瞻遠矚，重視文化傳承的一代明君。恰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學(xué)家李贄所言：“我國家二百余年以來，休養(yǎng)生息，遂至于今。士安于飽暖，人忘其戰(zhàn)爭，皆我明成祖文皇帝與姚少師之力也。”

     我讀《永樂盛世》，也體味到了兩位作家洋洋灑灑，游刃有余的文風(fēng)。尤其是有關(guān)編纂《永樂大典》的描寫，生動中透著文雅，熱烈中透著冷靜。當朱棣在文淵閣看到朝思暮想的大稿完成之時，“頓時眉宇舒展，血脈涌流，他沉靜了一下，才拿起一冊細細翻閱。他越看越高興，終于高舉書卷，回環(huán)踱步說：'這才是是朕所要之書，這才是我永樂王朝的輝煌書卷，赫赫兩萬多卷，洋洋三億多言，囊括了自盤古開天地以來，我炎黃子孫的歷代文明，此書就叫《永樂大典》！’”這大段的描寫將朱棣喜形于色的的興奮之情，躍然筆端，很有鏡頭感。

      我站在“曠世宏編 文獻大成——國家圖書館藏《永樂大典》文獻展”長廊，曾久久沉思，《永樂大典》是國家圖書館的四大專藏之一，也是鎮(zhèn)館之寶。國圖共收藏有《永樂大典》224冊（其中62冊現(xiàn)暫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占存世《永樂大典》的一半以上。這些珍貴典藏，都離不開朱棣這個名字。朱棣作為歷史人物，在作家的筆下，自登基以來便“睡一更，起四更”，勤勉理政，無論是鄭和七下西洋，還是開放海禁；無論是編纂《永樂大典》，還是休養(yǎng)生息；無論是遷都北京，還是南北征戰(zhàn)，他都有開明之君壯舉，以其執(zhí)著果敢之軀，開拓了明初的“永樂盛世”。這些流傳史冊的大作為，若無開明的思想，開放的眼光，超然的膽魄和氣度是不可能做到的。

     當然小說的作者也沒有避諱朱棣人性中殘忍的一面，小說的一開頭便藝術(shù)地再現(xiàn)了永樂元年那段血雨腥風(fēng)的歷史。為了穩(wěn)固登基后的寶座，朱棣也曾不折手段，多疑好殺，甚至殃及無辜。但若放在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去看待朱棣，去反思歷史，就可得出結(jié)論，這位皇帝功大于過，仍不失為一位名垂青史的歷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