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的起源以什么為標識？或者說，最重要的標識是什么？無疑是文字。因為只有文字能把人與動物的行為徹底區(qū)別開來，其他諸如：等級地位、社會分工、使用工具、使用火之類現(xiàn)象，動物世界中也是有的。

筆者在《血色曙光：華夏文明與漢字的起源》書中就已指出，所謂“文明”，可這樣理解：“文”就是文字，“明”就是出現(xiàn)，古漢字的出現(xiàn)，即標志著華夏文明已然形成。

也因此，追溯古漢字的讀音來源和原始本義，就是文明起源研究中最為重要的重要的一項內(nèi)容，甚至可以說是重中之重。還可以用來檢驗一種文明起源模型是否真實可靠，是否具有通透性，否能一桿子插到底。任何一種不涉及漢字起源的文明起源理論和著述，都將是浮在表面的泛泛而談，中看不中用的空中樓閣。

古漢字因祭祀占卜的需要而產(chǎn)生出來，最初應(yīng)該是由君王身邊的巫師們創(chuàng)造的，而不是“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當時的“勞動人民”就是奴隸，根本就不需要文字。

古漢字最初就是巫師的專用之物，帶有神靈屬性，不是普通人可以染指的，只在巫師中代代相傳，在很長一段時期里，只有君王和高級貴族才能夠接觸得到。遠古時代，君王和巫師之間的界限也是不明確的，部族首領(lǐng)通常也就是最高巫師。只是到后來，王權(quán)和神權(quán)才慢慢分離開來，但華夏文明的特征是，王權(quán)始終高于神權(quán)，帝王等同于神靈。

隨著大規(guī)模奴隸制政權(quán)的建立，古漢字才慢慢超越了祭祀占卜的需要，成為君王記載將士功過、封號、血緣關(guān)系等事項，以及發(fā)布命令的工具。君王身邊的巫師很自然地就成了“文書”最早的制作者，更多的字符為適應(yīng)這種需要被不斷創(chuàng)造出來。但我們必須明白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一種文字，不管產(chǎn)生在哪里，它一定是用來表達語言的。古漢字最初表達的一定是君王和巫師們使用的語言，而不是被統(tǒng)治者的語言，雖然他們占人口的大多數(shù)。

考古發(fā)現(xiàn)的年代最早的“文”字，出土于山西被稱為“堯都”的陶寺遺址中，距今已有約4500年，它用朱砂書寫成，筆畫之自然、流暢與熟練，顯示出了“書法”的味道。說明其時，它已經(jīng)是一種比較成熟文字，書寫行為不是偶然為之，而是被經(jīng)常性地書寫在各種材料上的：

陶寺扁壺殘片上的兩個朱砂字符，一個被公認為是“文”，另一個看法不一，有說是“堯”或“易”“邑”等。

上圖這個“文”的本義是什么呢？當然不會是“文字”。筆者發(fā)現(xiàn)，它就是苯教最為古老的一個稱呼。

苯教和苯教徒，今天通常被叫作“本”（ ???? bon ）或“本波”，但它是多音字，在古藏語中也讀作“文”（ ???? woan ），例如，藏族習慣把漢地的道士叫作“稼文”，意為“漢地的苯教徒”。

安多藏語習慣把苯教徒叫作“文卜”（ ??????? ），稱苯教經(jīng)典為“文冊”（ ???????? ），把苯教神靈統(tǒng)稱為“文剌”（??????? ）。筆者以為，這就是古漢字“文”的讀音來源和最初的含義。

上圖朱砂“文”字就對應(yīng)這個稱呼，巫師用朱筆寫在那里，說明這是由苯教巫師主持，以苯教儀軌進行獻祭所留下的。

《后漢書·南匈奴列傳》記載，匈奴有叫“溫禺”（wen yu）的王號，地位僅次大于單于。班固《封燕然山銘》：“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張銑注曰：“溫禺、尸逐，皆匈奴君長名號。”這個“溫禺”讀音放在古藏語里，正是“苯教巫王、巫猴”的意思，“文王”是也！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有多種寫法，都符合古人“文即為符”的定義，就是說，是先有原始苯教，而后有古漢字的產(chǎn)生，而不是相反：

甲骨文、金文中“文”的不同寫法

上圖有的與陶寺朱砂“文”字一模一樣，有的里面添加了苯教特有的符號：有表示征服的“十”字符，有表示向天祈禱的鳥爪“屮”符，有表示用心臟獻祭的“心”符，有表示狗吐舌頭的“口”符等。

祭祀占卜等巫術(shù)，不能孤立出現(xiàn)，它必須建立在一整套關(guān)于世界存在方式和人類來源和去向觀念之上，歸根結(jié)底是人類的一種自我定位，特別是統(tǒng)治階級對自身的定位。朱砂“文”出現(xiàn)說明，當時就已經(jīng)完成了關(guān)于祖先來源、天神形象、天地人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等一系列關(guān)于“世界形態(tài)”的構(gòu)建，所有這些，最終都成了華夏古文明的內(nèi)核。

“文”的讀音來源和原始本義再次說明，青藏高原確是華夏文明的發(fā)軔點，“華夏文明的青藏之源”絕非虛言，乃是有最具承載力的“微觀”印證的，即使在“細胞”層面上，也有數(shù)之不盡、舉不勝舉的真憑實據(jù)。

附圖：

西安市臨潼區(qū)姜寨遺址1974年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缽，高11.5厘米、口徑28厘米。上有一刻符，可能也是“文”字。